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谷主到了黄联关啊，给你推荐一个蒙古人的地方----盘陀寨
黎州在宋朝是一个“三面被边”之地，其“西南有五部落，正南有弥羌，东南有邛部川”。为了控扼诸蕃部落，宋朝在黎州西南边置安静寨(今石棉县西北)、以防吐蕃青羌部落；在黎州西边置盘陀寨，以防五部落；在黎州东南大渡河边置要冲城，以防越西方向(今西昌)的邛部川。在这三个寨中，最有资格充当满陀城的，便只有盘陀寨了。
主张满陀城即盘陀寨的意见，见吴天墀先生《西夏史稿》(再版)第134页附注十五。笔者之所以赞成此说，不仅因为满陀与盘陀读音相近，城和寨在少数民族地区往往通用；而且，更主要的是因为宋代盘陀寨的位置，正处于蒙古军多次进攻黎州的要道上，并与忽必烈中路军的进兵方向和日程完全相符。
盘陀寨又作盘佗砦，是宋朝政府为防范五部落而设在黎州西边的一个驻兵要地。五部落居黎州之西，去黎州百余里，限以飞越岭，有郝、赵、王、刘、杨五族，因以得名，即《唐史》所谓两面羌。1180年，五部落发动“庚子之变”，多次从飞越岭举兵进攻黎州，南宋官军为扼阻其攻势，曾派兵进驻盘陀寨。从黎州兵马都监高晃一次即“领兵五百七十二人，并上下团土丁等共胡千余人，在盘陀下寨”，可以想见盘陀寨的规模是何等可观。盘陀寨不仅在宋朝颇有名气，就是在元朝编纂的《圣朝混一方舆胜览》中，也还可见到它的重要地位。《圣朝混一方舆胜览》在记述黎州形胜时，就曾征引过樊柔撰写的《盘陀□(寨)记》。该记文说：“蜀为今日之重地，而沈黎又为蜀西门”，由此把盘陀寨与四川的战路地位联系在一起。
盘陀寨位于大渡河旁，飞越岭下，介于飞越岭与三交古城之间，位于今汉源县城西北七十公里附近。大渡河自北而南，再折东向，流经黎州之境，是宋朝与吐蕃的天然界河。当大渡河外的吐蕃部落从泸定突破江防，向黎州内地进犯时，唯有飞越岭横亘于州的西北境，是阻挡吐蕃进路的天然屏障。飞越岭危岩叠嶂，青峰连绵，其最高垭口2830米。三交古城和盘陀寨正好是封锁自飞越岭内犯的门户，又是从雅州至泸定的一个必经的重要隘口，所以战略地位十分重要。
在忽必烈征滇之前，蒙古军从甘南进攻大理，除了上文提到的通过“吐蕃界中”这一进兵路线外；还有一条重要道路，就是循大渡河而下，穿越黎州防区，南渡大渡河，直抵金沙江。1239年，当阔端自凉州(今甘肃武威)遣大将朵尔达进攻吐蕃之际，南宋四川安抚制置使陈隆之即向朝廷报告：蒙古军“欲由大渡河攻破大理国，斡腹入寇”。1247年冬，蒙古军“舍九和熟路”，即不走吐蕃界中的老路，迳“取青羌”，以窥黎、雅。青羌即大渡河黎州境内的五部落。由于当时五部落已臣服于宋朝，并协助宋朝防守西边，所以它们是防御蒙古军的主力。在青羌部落的阻击之下，蒙古军“失利予西莫光诸蕃”。1248年冬，蒙古军采取声东击西的战术，迷惑宋朝，以致使宋人相信它是通过“吐蕃境内，相近南诏”；而事实上，它却是取道四川西边，向大渡河进军。前锋将秃懑由大渡河外进抵雅州境内的岩州。岩州即古罗岩州，又作岚州，位于今天全县西，泸定县北，是六番部落的聚居地。由于岩州居于自大渡河西岸入攻黎、雅的冲要之地，或者东过马鞍山，经碉门(今天全县西)以取雅州；或者向南翻飞越岭，经盘陀寨以取黎州，都必须在岩州分兵；因此，岩州便成为蒙、宋两军争夺的焦点。南宋四川安抚制置使余玠即忙遣镇守嘉定(今四川乐山市)的“西帅”俞兴，发兵五千，“西渡”大渡河，进行狙击。在俞兴的指挥下，杨文率播州(今贵州遵义市)土兵“步骑”三千，经于碉门翻越雪山之外，在马鞍山与秃懑所部蒙古军相遇。据宋方资料表明，杨文“三战三捷，擒贼酋秃懑于大渡河”。鉴于蒙古军这次“失利于岩州，又安知不舍岩州之熟路而取它道”的历史教训，宋朝政府特别留意岩州的安全。“由是诸羌据险以自防”。
中路军既自忒剌出师，“居中行进，并以西距大渡河一日程的满陀城为宿营地，其进兵路线必然是沿着此前蒙古军由大渡河经岩州，进窥黎、雅的熟路出击，即从忒剌经阿坝草原，循大渡河西岸南下。黎州以外大渡河西岸诸部落地域，包括鱼通(今康定东部)、长河西(今泸定县大渡河西岸的咱里、嘉靖、摩西诸部)、宁远(今石棉县的松林、四湾，南至拖乌、大桥与九龙县诺部落)，忽必烈的马队沿途随地就牧，招降诸牧部。大渡河西岸的部落最先被招抚，后来元朝便在这些部落的区域内建置了土蕃长河西宁远等处宣抚司。大渡河东岸的黎、雅之境、由五部落的土司头人协助镇守。当时协助防守岩州的将领是天全杨土司的部将高保四。高保四率先向远征军投降，忽必烈以其最先迎导蒙古军，特免六番助宋抗蒙之罪，故予保全，曰“羌全”，别写作“天全”，是为今四川天全县得名由来之一说(采自任乃强《雅安地区八县地名考释》，手稿)。高保四因有功于元，后被忽必烈授与雅州碉门安抚使，佩虎符，负责管理碉门、岩州一带的番族部落。
在高保四的导降下，忽必烈相继招抚了大渡河东岸的诸番部，并别遣偏师，策应东路军，从岩州经碉门攻下了雅州。随着岩州及黎、雅诸城的陷落，宋军在黎州大渡河口所布置的防线也就不战自溃了。只有在这种情况下，忽必烈才敢于破釜沉舟，在距大渡河一日程的营地留下辎重，迳直渡河南下。从九月乙巳至满陀城，十月丙午过大渡河的记载，可以推断出，忽必烈的进军路线必然是：自岩州南下，翻飞越岭而至盘陀寨。盘陀寨距大渡河的富林渡口(今汉源县富林镇)约七十公里，正好在一日程内。因此，忽必烈留辎重的满陀城，肯定就是盘陀寨，其济河渡口必然在富林。
由于忽必烈所领中路军的进兵路线，选定在西部草原与东部。宋朝缘边州县之间，其所经行的又是大渡河谷地区，沿途山路崎岖，悬崖绝壁，险象丛生，因此，其行军之艰苦是可想而知的。跟随忽必烈远征的汉将，留下了穿越此艰险行程的难忘记录：“下西蕃诸城，抵雪山，山径盘屈”，马不能行，军队不得不“舍骑徒步”。为此，汉将郑鼎经常是背着忽必烈前进的。汉将董文炳随忽必烈殿后，“及至吐蕃”，四十六骑中，“止两人能从”。“踯躅道路”，“日行不能三二十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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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1-10-8 11:2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