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 五十余篇有关生态、人文、历史、时评的文章

风来矣

中国各省省名之由来!

　　山东：以在太行山之东而得名。唐大部分属河南道；宋设京东路，后分京东东、西路；金更名山东东、西路，为山东得名的开始；元设山东东西道；明置山东省，后改山东布政使司；清改山东省，省名至今未变。

　　山西：以在太行山之西而行名。唐大部分属河东道；宋设河东路；金分河东北、南路；元设山西河东道，为山西得名的开始；明置山西省，后改山西布政使司；清改山西省，省名至今未变。

　　河南：以在黄河之南而得名。西汉即有河南郡，为河南得名的开始。唐大部分属都畿道和河南道；宋设京畿路和京西北路；金改南京路；元设河南江北省和河南江北道；明置河南省，后改河南布政使司；清改河南省，省名至今未变。

　　河北：以在黄河之北而得名。唐大部分属河北道，为河北得名的开始。宋设河北路，后分河北东、西路；金分河北东路设大名府路；元设燕南赵北道；明设北平省，后废省，所有府和直隶州直属中央，称北直隶；清改直隶省；1929年民国改河北省，省名至今未变。

　　湖南：以在洞庭湖之南而得名。唐属江南西道和黔中道，后设湖南观察使，为湖南得名的开始；宋称湖南路；元设岭北湖南道；明属湖广省，后改省为湖广布政使司；清分湖广省置湖南省，省名至今未变。

　　湖北：以在洞庭湖之北而得名。唐属江南东道、淮南道和山南东道；宋荆湖北路，简称湖北路，为湖北得名的开始；元设江南湖北道；明属湖广省，后改为省为湖广布政使司；清分湖广省置湖北省，省名至今未变。

　　广东：以广南东路简称得名。唐属岭南道；宋以旧广州辖地置广南东路，简称广东路，为广得名的开始；元设海北广东道；明置广东省，后改广东布政使司；清改广东省，省名至今未变。

　　广西：以广南西路简称得名。唐属岭南道；宋置广南西路，简称广西路，为广西得名的开始；元设广西两江道；明置广西省，后改广西布政使司；清改广西省；民国仍之；建国后改广西壮族自治区，区名至今未变。

　　黑龙江：以黑龙江而得名。清分吉林将军置黑龙江将军，清末改黑龙江省，省名至今未变。
　　辽宁：以辽河流域永久安宁得名。唐属河北道；辽置东京路；金仍之；元置辽阳行省；明为辽东都司；清设辽东将军，后改奉天将军，再改盛京将军，清末改奉天省；1929民国改辽宁省，为辽宁得名的开始；伪满复改奉天省，1945收复后仍改辽宁省；建国初分辽东省和辽西省，后合并恢复辽宁省，省名至今未变。

　　浙江：以浙江(又称钱塘江)得名。唐属江南东道，设浙东观察使和浙西观察使；宋置两浙路，南宋又分两浙东路和两浙西路，简称浙东路和浙西路；元设浙东海右道和江南浙西道；明设浙江省，为浙江得名的开始，后改浙江布政使司；清改浙江省，省名至今未变。

　　安徽：以安庆、徽州各取一字得名。唐大部属江南西道和淮南道；宋置江南东路和淮南西路；元属江东建康道和淮西江北道；明境内各府和直隶州直属中央，称为直隶，后改南直隶；清改江南省，后分设安徽省，为安徽得名的开始；民国仍之；建国初分设皖北行署和皖南行署，后合并恢复安徽省，省名至今未变。

　　江苏：以江宁、苏州各取一字得名。唐大部属江南东道和淮南道；宋置江南东路、两浙西路和淮南东路；元属江东建康道、江南浙西道、淮东江北道；明境内各府和直隶州直属中央，称为直隶，后改南直隶；清改江南省，后分设江苏省，为江苏得名的开始；民国仍之；建国初分设苏北行署和苏南行署，后合并恢复江苏省，省名至今未变。

　　福建：以福州、建州各取一字得名。唐属江南东道，后设福建观察使，为福建得名的开始；宋置福建路；元设福建海右道；明置福建省，后改福建布政使司；清改福建省，省名至今未变。

　　甘肃：以甘州、肃州各取一字得名。唐属关内道和陇右道；宋时东部属宋秦凤路，西部属西夏；金分秦凤路为秦凤、临洮、庆原三路；元初以甘州置甘肃路(不久即改甘州路)，为甘肃得名的开始，后改宁夏行省为甘肃行省；明为陕西行都司；清分陕西省恢复甘肃省，省名至今未变。

　　江西：以江南的西部得名。唐属江南西道，后设江西观察使，为江西得名的开始；宋置江南西路，简称江西路；元设江西行省及江西湖东道；明置江西省，后改江西布政使司；清改江西省，省名至今未变。

　　云南：以在云岭之南得名。汉即设云南县，为云南得名的开始。唐为六诏，后为南诏；宋为大理国；元置云南行省及云南诸路道；明置云南省，后改云南布政使司；清改云南省，省名至今未变。

　　贵州：以贵山得名。唐为黔中道；宋属夔州路；元属湖广行省；明置贵州土司，是为贵州得名的开始，后置贵州布政使司；清改贵州省，省名至今未变。
　　四川：以益利梓夔四路得名。唐大部属剑南道和山南东、山南西道；宋设川峡路(注：非川陕路)，后分设西川路和峡西路，再分西川路为益州路和利州路，分峡西路为梓州路和夔州路，合称四川，其间设四川制置使，为四川得名的开始，后改益州路为成都府路，改梓州路为潼川府路，分利州路为利州东、西路。元置四川省和四川行省和西蜀四川道；明置四川省，后改四川布政使司；清改四川省；建国初分为川东、川南、川西、川北四行署，后合并恢复四川省，省名至今未变。

　　青海：以青海湖得名。唐宋属吐蕃；元其土地属宣政院管辖；明属朵甘都司等；清初为卫藏地，后分设西宁办事大臣，又称青海办事大臣，为青海得名的开始；民国初设青海办事长官，后属甘边宁海镇守使，之后建青海省，省名至今未变。

　　陕西：以陕原之西得名。唐大部属京畿道和关内道；宋初设陕西路，为陕西得名的开始，后分设永兴军路，以军事？延、？宁、环庆、秦凤、熙河五路设陕西五路经略使；元设陕西行省和陕西汉中道；明置陕西省，后改陕西布政使司；清改陕西省，省名至今未变。

　　吉林：以吉林乌拉前二字得名，满语吉林乌拉意为沿江。唐属东北民族地；辽属东京路；金属上京路；元属辽阳行省；明属奴儿干都司；清设吉林将军，清末改吉林省，省名至今未变。

　　宁夏：以西夏安宁得名。唐属关内道；宋时属西夏；元灭西夏后以旧地设西夏行省，不久改宁夏行省，治所为宁夏路，为宁夏得名的开始，后改行省为甘肃行省，迁甘州路。明属陕西省，改宁夏路为宁夏卫；清改宁夏府，属甘肃省，并设宁夏将军；民国初设甘边宁夏护军使，后置宁夏省；建国后撤消并入甘肃省，后设宁夏回族自治区，区名至今未变。

　　海南：以海南岛得名。唐属岭南道；宋属广南西路；元设海南海北道，是为海南得名的开始；明属广东省；清仍之，正式称琼崖为海南岛；民国仍之，后设海南特别行政区，仍属省；建国后设海南行政区，仍属省，1988升海南省，省名至今未变。

　　台湾：以台湾府得名。唐宋均为化外地；元在澎湖设巡检司，兼管台湾渔民；明为荷兰所占，明末郑成功收复，设东宁省及承天府；清郑氏，设台湾府及台厦道，是为台湾得名的开始，并正式称台湾岛，后改台厦道为台湾道；清末设台湾省，后为日占，仍称台湾；民国收复，恢复台湾省，省名至今未变。

　　西藏：以清正式定名得名。唐宋为吐蕃；元属宣政院；明称乌思藏，设都司等；清初称卫藏，卫即前藏，藏即后藏；后正式定名为西藏，为西藏得名的开始；清设西藏办事大臣；民国初西藏地方；建国后仍之，后改西藏自治区，区名至今未变。

　　内蒙古：以漠南蒙古得名。唐为突厥地；宋时出现蒙古部落；后建元朝，其地直属中书省及岭北行省；明分达靼鞑及瓦剌；清统一蒙古，以漠南蒙古居内地称内蒙古，漠北蒙古居边外称外蒙古，并属理藩院。民国初分属热河、察哈尔、绥远等特别区，后均改省；建国前中＃共以今内蒙古东部设内蒙古自治区，区名至今未变。

　　新疆：以其为新辟疆土而称新疆。唐宋为西域；元明为察哈台汗国和窝阔台汗国地；清统一其地，其北部称回部、南部称准部，合称回疆，设伊犁将军，又以其为新辟疆土而称新疆(其时贵州新辟疆土亦称新疆)；清末设新疆省，是为新疆得名的开始；民国仍之；建国后改新疆维吾儿自治区，区名至今未变。

风来矣

袁崇焕的必死之道


　　宁远之战是袁崇焕的成名之战。先是努尔哈赤纵横东北未遇劲敌，拿手好戏是运动战，攻坚却不是特长，袁崇焕据守宁远使努尔哈赤不得不弃长就短，缺乏经验的努尔哈赤忽视了明军防守的决心，袁的胜利在情理之中。

　　袁崇焕不知天高地厚向崇祯皇帝表示可以五年复辽（三年？有些记不清了），病急乱投医的崇祯皇帝任命袁为督师，负责东北地区的军务，袁崇焕是文人出身，说大话，放空炮是文人本色，袁也不能免俗，以防守起家的袁崇焕以为只要据守宁原引诱女真骑兵进攻在防御中大量杀敌，趁机进剿东北大事可定。严格来讲东北的明军防守有余，进攻不足，袁督师显然也能意思到这一点。

　　但东北的形势已经发生变化，努尔哈赤是野战大师，但皇太极却是战略大师，皇太极了解敌我的不足，在宁远一线和袁对峙，袁五年复辽的计划已经无法实现，多疑、急躁的崇祯显然不满，专制王朝的君主大多缺乏耐心，只有开国皇帝大概还能接受某些现实，袁崇焕的能力遭到了质疑。

　　袁崇焕不是皇太极的对手，皇太极和袁崇焕议和，袁的用意是整军备战，加强东北明军实力，准备主动出击，他没有其他选择，而皇太极是为了击败东北地区的蒙古部落、稳定后方的同时借助蒙古力量；威服朝鲜，解决侧翼安全，双方在时间上赛跑，袁崇焕机会遍地，他的目标毕竟只有一个。

　　但袁是彻底的输家，皇太极击败蒙古编为蒙古八旗，力量加强，不知道袁督师在皇太极出击蒙古的时候是不是在做晴天大梦，那么好的机会他只是把防线向前推进到大凌河一线，他几乎是无所作为。如果就是无所作为也就算了，我们全当他无能好了，但皇太极制服朝鲜的时候，袁督师还帮了大忙呢，他杀掉了在皮岛的另一东北明军主将毛人龙，毛的军队在皮岛一线和朝鲜互通声气，皇太极很难全力攻击朝鲜，毛人龙死后其部将如耿精忠、尚可西（？）等投降皇太极，这些人可都是日后的名将，是满人南下的先锋。重要的是失去毛人龙部掩护的朝鲜，最佳的选择就是投诚，朝鲜人显然不会为明朝奋斗到最后一兵一卒的。

　　袁崇焕杀毛人龙愚蠢之至，失去友军的同时还资敌，中国的文人眼高手低是通病，心狠手辣是本色。毛人龙是袁的同僚，官居一品，又是大军的主将，袁崇焕未经皇帝同意擅杀大将，集中东北地区的军权，本就是取死之道，遇到的还是素以多疑而闻名的崇祯，不被灭十族已属运气了，被杀一点都不冤枉！

　　皇太极诱骗袁崇焕成功，没有顾忌的皇太极全力对付明朝，机动的清军绕过长城，袁崇焕即不知己又不知彼，回援不利。知识分子作秀是传统，平时猛力吹嘘，北京的老百姓相信了袁崇焕的法螺，加之确有几年不见虏踪，以为东北大局已定，突然之间发现敌人更强，相信袁崇焕是叛徒无可指责，崇祯皇帝干掉他多少还是顺应民意呢，只不过袁崇焕确实不是叛徒，但他浪费了那么多的机会比一个叛徒干得更出色倒是真的，宁远是明军在东北的据点，不占有锦州一线，皇太极就不算真的据有东北，反间杀袁崇焕不是因为袁有能力是好对手，而是要打乱明军在东北的防御，动摇明军的军心，明军在东北实际上大势已去，洪承畴比袁崇焕更有战略眼光，但洪兵败松山，如日中天的清王朝是不可阻挡的。

风来矣

郁达夫:一个人生病案
吴志翔

　　1926年初冬，30岁的郁达夫客居广州，经常喝酒。有一天，因为痛感自己无所作为，决定好好努力。他在那天的日记里写道："明天起，要紧张些才好，近两三年来，实在太颓丧了，可怜可惜。"这样的话在他的日记里曾经反复出现，似乎表明了郁达夫心意之诚、决心之大。但表完决心后，往往不能兑现。忙一些杂事，喝一点酒，写一些信，有时候又发一会儿愁，转眼十天过去了。郁达夫又开始在日记上自责和表决心。

　　从他那种恳切的心情来看，我们无法不相信这位在此之前就以一部《沉沦》名扬天下的作家，确实会如他自己所希望的那样，好好振作一番，认真创作一些更优秀的作品出来。但是每次发誓后，他便会将自己的誓言忘得一干二净，由任自己喝酒。

　　喝酒后他总感到孤独与无聊，感到做人的无意趣。他曾为自己做了一个小结："从明日起，我已无职业，当努力于著作翻译，后半生的事业，全看今后的意志力能否坚强保持。总之有志者事竟成，此话不错。"

　　但是第二天他又在那里说："明天起，当更努力。"第三天醒来后却因为天气不好，而"不能振作有为"、"又萎靡了"。第四天喝酒又多了，醉了，索性找妓女去了。第五天仍是喝酒。几天后又是喝醉了，并且想到身世之悲凉，"一个人泣到了天明"。很快，到了他要离开广州去上海的时候了。那一天，当然又是喝酒，"醉到八分"。但这回酒后不是那么丧气，而显得有几分豪情，在那儿信誓旦旦了："此番去上海后，当戒去烟酒，努力奋斗一番，事之成败，当看我今后立志之坚不坚。"

　　然而，一个月后的同一天，在上海，我们可爱的郁达夫先生又一次痛饮一番，"醉了，醉了"，又一次发出了已重复了无数遍的宏愿："从明天起，当做一点正当的事情。"一直到1927年2月16日，他还在那里重复着："今夜喝酒过多，身体不爽，真正的戒酒，自今日始。下次若遇见之音（他的一个新认识不久的异性朋友），她必要感佩我戒烟戒酒的毅力了。"语气何等决绝！但是到3月8日，他还在喋喋不休地说："从今天起，我要戒烟戒酒，努力于我的工作了。"可见他的烟酒之戒不知何时已经破了。并于近一周后写道："从明天起，我一定要努力于自己的工作了。"

　　一个不懂得珍惜自己、没有学会维护自身完整性的人，是不懂得爱的。他不自爱，每天撕毁自己与自己的约定，于是每天都处在自我遗弃之中。所以他颓废，所以他自怜，所以他支离破碎。

　　二
　　鲁迅对于那种想一觉醒来成为"新人"的念头一直是不以为然的，所以他也从来不认为要在新世纪或新年的第一天如何如何，因为在他看来，哪一天都是一样的。翻他的日记，他几乎从来没有在日记里写过一笔要"振作"之类的话，但他一辈子都在非常勤勉地做事。可是郁达夫呢？大概终其一生都处在不断的"振作"与"忏悔"之中饱受折磨吧。

　　对于各种事物情势的理解，以郁达夫的颖悟聪明，自然胜出我们许多。而且他想振作的愿望也非常强烈，但他为什么始终无法真的做到以一种积极的态度面对人生呢？其中固然有时代社会的原因，但问题主要还是出在他本人身上--他不懂得爱。

　　他有愤怒，有才华，有敏感，有激情，但是没有爱。因为他缺乏承诺的能力。这种承诺不但是给别人的，更是给自己的。当他一次又一次地破坏自我承诺时，他也就失去了任何坚持的可能，因为他每天都在自我否定，每天都处在自我意识的断裂中。他不可能有自信，也不可能拥有所谓阳光心情。所以每一次都是言犹在耳，杯酒又温；誓言频发，隔夜作废。所不同的是，发誓时一次比一次真切痛苦，一次比一次坚决果断，也一次比一次更有喜剧色彩，一次比一次更像个笑话。

　　真不希望这么一位出色的作家在我们眼里成为笑话。坦白地说，我们也根本不具备笑话他的资格，因为他有出色的创作天赋，他的那种支离破碎、自我遗弃（或谓自暴自弃）的颓废体验既毁了他，也成全了他，从某种意义上他的颓废甚至丰富了文学史。而且他所感受到的那种痛苦因为真诚入骨，所以别具一种震撼的魅力。可是，一方面，无论如何此种经历对他本人而言是很难消受的；另一方面，并非每个人都能因为颓废而有所收益，我们大多数人缺乏"病蚌成珠"的才能。何况，病蚌成珠，"珠"对于蚌自身来说没有任何意义。

　　没有人希望自己颓废，这是一个基本事实，正如同没有人愿意主动选择苦难一样。如果选择了承受苦难，那只是因为他要逃离另一种更大的苦难。所以，我从内心里深刻同情郁达夫，虽然人所具有的缺点他一样都不少，甚至更甚，但许多人所不具备的优点，他却也几乎是独享着，比如，那种彻骨的坦诚。郁达夫一直是被视为一个漂泊者的，他自己的漂泊感和"零余感"也非常强。郁达夫对于世事倒未必敏感，但对于人心则有着深刻的洞察--更多的是自我省查。

　　他太敏感，敏感到有些病态；太多情，多情到几乎滥情；太浪漫，浪漫到几近疯狂；他太脆弱，脆弱到不堪一击。在心理学家眼里，他应该是一个典型的病案。
　　三
　　说郁达夫不懂得爱，无人能信。但在我的理解中，这是事实。因为，爱，首先是一种自尊，是一种对自己诺言的坚守。
　　郁达夫缺乏承诺的能力最显著地表现在他与王映霞的那一场情事。他第一次见到王映霞心就乱了，当天就开始了单相思。而就在同一天，认识王映霞之前，郁达夫还收到了妻子从北京寄来的寒衣，他的心里还充满了对妻子的感激和思念。

　　第二天他又跑去见她的"霞君"，并且因为王映霞为他斟酒斟茶，感到"快乐极了"。他开始进入一种发烧般的狂热之中，并打算多写小说，"换了钱来为王女士买一点生辰的礼物"。

　　之后，王映霞对他表现得略微有些冷淡了，他的情绪马上掉到了谷底，心里"如麻的混乱，似火的中烧"。并且马上哀叹，自怜自怨起来："可怜我孤冷的半生，可怜我不得志的一世。"接下来当然是起起伏伏，郁达夫的感情也一会儿天堂，一会儿地狱，有时候笑，有时候哭，一阵子想奋斗，一阵子想自杀。

　　他对一件事情和一个人的判断完全失去了本该具有的相对整体性。他仍然不断地在自我否定，而一种充满了乖误、悖谬、矛盾、混乱的意识是感受不到爱情本身的芬芳意味的。这是一种基于索取的功利心态主导下的心理电波，是本质力量的衰退，是一次又一次对"自我"的遗弃和伤害。

　　后来，他们终于结婚了。可是，从郁达夫在追求王映霞过程中的表现来看，我几乎可以断定，他们两人不可能如郁达夫自己坚信不疑的那样，能够平稳地相伴相依，终老西湖。与郁达夫的"戒烟戒酒"及"振作"之念一样，他的"相亲相爱"和"白头"之望，也是遥不可及的。没有承诺的能力，再多的痴心苦情、再多眼泪叹息都告无用。果然，经过12年的相处后，他们终于闹得不可开交了，最后劳燕分飞。他的童稚式的承诺能力造就的只能是情爱悲剧。

　　尼采说，一个人的本质乃是给人以承诺的能力。杰出的心理学大师弗罗姆在《爱的艺术》一书中说，"爱本质上是一种意志行为，用自己的生命完全承诺另一个生命的决心。"他还说，爱主要是给予而不是接受，因为给予是潜力的最高表现，正是在给予的行为中，一个男人才能体会到自己的强大、富有、能干，这种增强了生命力和潜力的体验使人备感快乐。而郁达夫对于爱的期望太多，他拥有的是那种"童稚的爱"、"不成熟的爱"。

　　郁达夫自己也说过，总是把女人看得太神圣太完美。并且他总是希望追求到一个人、一份爱后，自己的整个人生就将彻底改观，自己的心境从此一片通明，自己将走出颓废，重新鼓荡起奋进之心。他把自己的所有希望都寄托在追求的那个对象身上。每次有可能"得到"时他都会说要"做事"、"振作"，但这种孩子气的期待注定要落空。弗罗姆曾经用批评的笔触描述过这样不懂得爱的人，用在郁达夫身上是极合适的--

　　"在他们眼里，世界是一个大苹果、大瓶子、大乳房，他们是永远期待着的人，是抱着希望的人--却又是永远失望的人。"

风来矣

一句千古绝唱与一句经典名言
于成玉

　　据史料记载，公元前549年春天，鲁国的穆叔（即叔孙豹）到晋国，范宣子迎接他，并问穆叔道："古人有句话叫作'死而不朽'，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穆叔回答道："鲁有先大夫曰臧文仲，既没，其言立，其是之谓乎！豹闻之，大（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至于保持家世，守住宗庙，世世不断祭祀，没有一个国家不是如此，不能说是不朽。（《左传·襄公二十四年》）

　　在穆叔看来，所谓的不朽即最高是"立德"；其次是"立功"；再次是"立言"。后来唐代的一位学者对这"三立"又作了精辟的阐述："立德，谓创制垂法，博施济众；立功，谓拯厄除难，功济于时；立言，谓言得其要，理足可传。"于是，"三立"有了定论，便在中国历史上就成为许多人的人生目标和理想，即使是现在，人们还常常提起与此相关的佳话来。

　　这不，中国宋代就出了个潘大临，虽然他自己一生从来没有想过要"立言"而"永垂不朽"，但他留下的一句千古绝唱却使他确实"永垂不朽"了。
　　据宋代惠洪《冷斋夜话》卷四记载："黄州潘大临工诗，多佳句，然甚贫。东坡、山谷尤喜之。临川谢无逸以书问有新作否，潘答书曰：'秋来景物件件是佳句，恨为俗气所蔽翳，昨日闲卧，闻搅林风雨声，欣然起笔曰：'满城风雨近重阳'。忽催租人至，遂败意，止此一句奉寄。'"但这一句却成了千古绝唱，成语"满城风雨"就是由此诗而来的。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乾隆当了60年皇帝，写下的诗文汗牛充栋，车载斗量，可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仅《乾隆御制诗》就收有41800首，超过我国历史上任何一个著名诗人的存诗量。但迄今为止，有哪一首诗流传了下来？有哪一部文学史把他当作诗人捎上一笔？

　　那么，这究竟是什么原因呢？仔细琢磨琢磨，还不是作品的质量问题吗？俗话说："宁尝仙桃一口，不吃烂杏一筐。"乾隆写作的态度极不严肃，写的东西又极为平淡和空洞，犹如"烂杏"一般，怎么能受到人们的青睐呢？相反，潘大临的写作态度极为严肃认真，诗出肺腑，字源细刻；内容丰富，艺术精湛。真可谓下了"独行潭底影，数息树边身"和"二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的苦功夫，写出来的东西宛如"仙桃"似的，怎能不受到人们的欢迎呢？

　　在改革开放干事创业的今天，有些好似乾隆从极不"严肃"中所摘下的"烂杏"般的"形式主义"简直烦死人，正如第二代领导核心所说："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形式主义多。电视一打开，尽是会议。会议多，文章太长，讲话也太长，而且内容重复，新的语言并不很多。重复的话要讲，但要精简。形式主义也是官僚主义。"（《邓小平文选》第３卷，第381页）

　　其实，"事要公道，打个颠倒"。当事者不妨去设身处地想想，谁愿意去听、去读那些空洞的套话、滥文呢？谁愿意成天去欣赏那些翻来覆去的声音和镜头呢？但愿我们的政治家、理论家、作家、新闻工作者、演说家、秘书们，能够从潘大临的"一句"和乾隆的"四万多首"中得到启示，多为读者、听众想想，尽可能地写短文、说短话，推出些新鲜镜头，少唱些"节日谱"和"四季歌"，让人们真正从冗长文字和陈旧镜头的包围中解放出来，去品尝如列宁所说的"宁肯少些，但要好些"的精神食粮。

　　无独有偶，七百五十多年后，与潘大临同样以一句经典名句"立言"而"不朽"的，还有英国的阿克顿勋爵。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今日中国之知识界，每当人们谈及官员腐败与政府反腐败的话题时，没听过"权力导致腐败，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这句话的人，恐怕已经不多了；而知道此言是出自阿克顿（1834-1902）之口的，大概也不乏其人。那么，为什么阿氏这句话能成为经典名言、具有经久不衰的迷人的"魅力"呢？

　　在阿克顿看来，不管是信仰者的权力，王公贵族的权力，人民的权力，代表人民的、代表金钱的权力，还是自称代表自然法、代表"进步力量"、代表正义与和平、代表"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的权力……总之，不管是什么权力，代表也好，不代表的也好，只要它是以暴力为后盾（这是必然的）的，只要它失去了制衡，必然要成为"绝对的权力"，而成为"绝对的权力"后，就必然会倾向于残暴、腐败和不义。其实，只有这样的权力观，才有可能为我们提供观察当今社会公权走向运行的轨迹以及它所扔下些什么，从中收获教益和理性。所以，阿克顿的关于"权力导致腐败，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的这一句话，便成为举世闻名的一句经典名言，也就理所当然了。

　　"权力导致腐败，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看看现实的中国，难道不是这样吗？最近媒体披露，原河北省外经贸厅副厅长李友灿在短短一年多时间就收受贿赂４７４４万元，平均日进７万多元。另据报道，有4000名贪官携500亿美元已逃往国外。从李友灿日进7万多元，再到4000名贪官携500亿美元已逃往国外的客观现实，难道不再一次证明阿克顿的经典名言所具有"不朽"的迷人的"魅力"吗？

　　令人遗憾的是，直到今天，我们有些治国者，说归说，做归做。明知"现在腐败得不到有效的遏制，根本原因是权力得不到有效的制约"（任仲夷语）但却拒绝阿克顿经典名言所提供的警示和启发仍我行我素。既不借鉴西方"三权分立"对"制约权力和遏制腐败非常有效"的科学成分和成功经验，自己又拿不出什么新鲜举措，任凭腐败年复一年的肆虐成灾，究竟让人们说什么好呢？

　　其实，"三权分立"原则，正如任仲夷所言："就像市场经济能有效配置资源一样，这是人类创造的管理国家、管理社会的有效工具，是人类创造的政治文明，不应是资本主义的专利。不搞'三权分立'难道要搞'三权合一'？过去我们搞党的'一元化'领导那一套教训还不深刻吗？当然我们不能照搬西方的政治体制，应该像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那样，学习借鉴'三权分力'的科学成分，创造性地建立共产党领导下的权力制衡政治体制。"其实，"'三权分力'与坚持共产党领导并不矛盾，怕什么？"（《同舟共进》2004年第8期）

　　末了，话再回到穆叔的"不朽论"上。人生在世，倘若活得有滋有味，主观上自然离不开"立德立功立言"的愿望，客观上也就是像潘大临与阿克顿给这个世界留下点诸如"立言""什么的。那么究竟如何做，才能实现自己的愿望，那就取决于每个人对自己、对社会、对世界的认识了。然而，不管人们承认不承认，二千五百多年前穆叔提出的这"不朽论"，还真如穆叔本人所论，委实是"虽久不废"，始终在左右人们行为的一种思想规范。

风来矣

《余杰：中国太监》




余杰：中国太监

　　紫禁城。游人如织，一双双好奇的眼睛，一张张天真的容颜，一声声惊异的叹息。中外游客争睹琼楼玉宇、雕栏玉砌。呼风唤雨的几条巨龙似乎要从九龙壁上飞下来，现代叶公们不停地拍照。

　　这是一个晴朗的夏日，北中国惯有的灿烂的阳光，熙熙攘攘中，我却一口口地倒吸凉气，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这么冷--无论在巍峨雄伟的三大殿外，还是在曲径通幽的御花园里，我不停地打着寒战。

　　九千九百九十九间半的房间，没有一间亮丽堂皇，光线被冷漠地隔在房间外，只有残余的几束从小小的雕花的窗眼偷渡进去。在这几束光中，有无数的灰尘在飞舞，如昔日的霓裳舞曲。

　　没有参观者会注意这个小小的、破落的房间。我却注意到了。它位于西华门附近，官方的名字叫"净身房"，民间的名字叫"场子"。
　　谁也不知道，皇朝文明的"精髓"就藏在这间房子里。
　　关于太监的起源，中国早在殷商就有"寺人"，据专家考证，甲骨文中已有相关的记载，历史自然比西方要悠久。
　　唐甄在《潜书》中这样描绘太监："望之不似人身，相之不似人面，听之不似人声，察之不近人情。"为什么这样说呢？唐甄解释道：他们长得臃肿，弯曲，好似长了瘿结，鼻子里呼呼作响，如同牛和猪一样，因此不像人的身体；他们长着男人的颊骨却不是男人，没有胡须却不是女人，虽然面如美玉却没有一点生气，因此不像人的面容；他们的声音好像儿童一样稚细却不清脆，好像女人一样尖细却不柔媚，你说它嘶哑但又能成声，你说它如猩叫但又能成人语，因此不像人的声音；他们可以很爱人，也能下毒手害人，当他们怜悯你时流涕而语，而当他们憎恶你时，则斩杀如草，因此不像人的感情。

　　生理的变态必然导致心理的变态，鲁迅在《坟·寡妇主义》中说："中国历代的宦官，那冷酷险狠，都超出常人许多倍。"在那被贾元春称为"见不得天日"的地方，太监们肆意发泄着他们变态的性欲、权力欲、贪欲。仅以贪污而论，据明人赵士锦在《甲申记事》中载，明末李自成进京前，偌大一个明帝国的国库存银竟不到四千两！而魏忠贤被抄时，居然抄出白银千万两，珍宝无算，以致崇祯多次痛心疾首地怒斥太监们："将我祖宗积蓄贮库传国异宝金银等，明比盗窃一空。"

　　崇祯的"痛心疾首"既让人同情，又不让人同情。让人同情，是因为他贵为天子，却拿太监没办法；不让人同情，是因为他自己就是太监头子，他是棵大树，太监是在树上筑巢的鸟，倘若同情皇帝，谁来同情太监呢？

　　然而，君主们依然坚持太监制。既然自诩为"天子"，就得龟缩在宫廷里，跟一般百姓保持距离--让百姓知道皇上也是吃喝拉撒睡的凡人，那还了得！迷宫一样的宫廷内便需要"绝对安全"的奴仆，怕戴绿帽子的皇帝便与不能人事的太监"焦不离孟，孟不离焦"，共同成为庞大的帝国大厦中的两块最重要的基石。

　　在有的皇帝那里，太监理论发展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公元十世纪，正逢五代十国乱哄哄，南方有一个小朝廷史称南汉。那是唐末封州刺史刘岩割据一方，自称皇帝，建都广州，称兴王府。他有一套神奇的治国理论，认为一般人都有妻儿老小，既有妻儿老小，便有私心，便不能无私奉献自己于皇上，而太监"无鸟一身轻"，故只有太监最无私，没有后顾之忧，必死命效力。传位到他的孙子南汉王刘伥，更下了一纸文件，曰：凡是朝廷任用的人，不管他是进士还是状元出身，一律要阉割，达到"赤条条来去无牵挂"的化境之态，方能当官。刘氏父子的思维方式与船山先生截然相反，于是中国历史上蔚为壮观的太监王朝产生了。王船山反复渲染太监的可怜可悲，这却是他的书生之见。羡慕太监的人比羡慕他这位大学问家的多着呢。

　　然而，太监得势的时代，民间往往相应掀起"自宫潮"，许多小康之家的儿子也忍痛自宫，以图仕进，这确实是一条终南捷径：读书须受十年寒窗苦，自宫却是一时痛终身富贵。据《山堂别集·中官考十》记载："南海户净身男九百七十余人复乞收入。"一个小村子，居然有如此之多的童男自宫。整个国家呢？天启三年，征募宦官缺额3000人，结果应征者多达2万人。政府竟想不到会有如此多人，一时无措，不得不增加1500人，剩下的人，安置在京郊南苑的收容所。即使如此，收容所也容纳不下这么多人，许多人不得不沦为乞丐和偷盗者。

　　下有自宫之风，上有体制的膨胀，有明一朝，太监机构的编制不断扩大，太监们组成了"大朝廷中的小朝廷"。
　　人们赞美太和殿的精美绝伦，其实，太和殿与净身房相比，只是小巫见大巫，一座纸扎的房子而已。在皇城中，净身房的地位远远比太和殿重要。对于万历这样的皇帝来说，在位数十年，在太和殿举行的朝会不过数次而已，有没有太和殿并不重要，没有净身房就了不得了--皇帝没有太监的服侍，就连一天的吃喝拉撒睡都没办法维持。

　　所以，净身房才是紫禁城的精髓所在。紫禁城是建立在净身房之上的，正如帝王制是建立在太监制基础上的。
　　阉割是一种古典之极。公元前一百多年的司马迁只不过帮李陵说了几句话，就被皇帝将卵蛋刨了去了，英明神武的"皇上"的价值观可能跟法国思想家狄德罗所估计的相同。狄德罗在评价法国波旁王朝时说："在宫廷，'狂欢的工具'从来与政治媲美。"那么犯了政治错误的司马迁一生岂非只好以失去"狂欢的工具"，悲苦耻辱而告终？

　　不然，他完成了《史记》。
　　中国不愧为文明古国，汉朝人将处宫刑的地方称为"蚕室。"一个诗意十足的名字，一个丑陋的蚕变作美丽的蝴蝶的地方。阉割是文化的死敌，也是文化的一部分，阉割侵蚀着文化、吞咽着文化、改造着文化，当阉割内化为文化的本质的时候，文化便消除了被阉割的焦虑，而在特别的快感之中陶醉。正如黄永玉先生所说："一部文化史几乎就是无数身体的局部或全部被刨去的行为史，是由阉割与被阉割两种不同性质的快感写成的。"

　　从被阉到自宫只有一步之遥，从身体的残疾到心灵的残疾也只有一步之遥。当"去势"成为奴隶们的义务时，那么口口声声说"连受之于父母的毛发也不应该损伤"的圣人们只好装作没看见。装在瓶子里的太监们的"命根子"是保证皇帝的妻妾们的贞操的"证件"；而大大小小的圣人们对"命根子"的沉默，则是保证皇帝们的权力畅通无阻的"证件"。

　　太监的数量，最鼎盛时期也不过10万，在天朝大国只算沧海一粟。
　　然而，太监的灵魂却像乌云一样笼罩在天朝大国的每一寸土地上。帝国需要充当"守护床铺的人"的太监，更需要一大批守护一整套纲常理论的太监。前者是显现的太监，后者是隐形的太监，亦即"知识太监"。如果说"刀子匠"们的阉割手术只能一个个地做，那么"知识太监"们则能按自己的模式批量生产成千上万的太监。那些状元们，学士们，道士们，和尚们，都是清一色的"知识太监"。

　　"太监化"是中国的知识者最大的特点。培根说，知识就是力量。
　　知识确实是力量，知识如枪炮，关键枪炮口对准谁。中国温文尔雅的士人们枪炮口对准他们脚下如汪洋的人群。用文化为帝制大厦添砖加瓦，这神圣的工作他们干得津津有味。多劳者必多得，他们获得了如桃花般灿烂的封诰，例如张居正为"太师兼太子太师、吏部尚书、中极殿大学士、谥文史，赠上柱国"，简直令人目不暇接。

　　"知识太监"建构了东方专制主义大厦的牢固根基。高蹈如李白，却汲汲于功业，自以为"我辈岂是蓬蒿人"，在玄宗眼里，他却是个连高力士也比不上的玩物。学术大师王国维，当过几天"南书房行走"，便被帝王师的身份压死在昆明湖底。当不当太监，与道德的优劣、人格的高低无关，一种体制的向心力、一种文化的惯性、并不是哪一个人所能抗拒的。艾森斯塔德在《知识分子--开创性、改革性及其冲击》中指出："中国知识分子缺乏自己的组织，因而他们的组织架构几乎等同国家官僚体系。在行政上，愈是接近权力核心，则用以反抗皇帝的自主的权力基础与资源就愈少。当教育愈趋专精时，教育的具体活动往往是朝政治--行政制度设计而行。"看来，从教育到行政的设置不过是"净身房"的延伸、变形与扩大。孜孜不倦地注释古书、考证典故，研究音韵、填写骈文，这一切不过是被阉割了的"知识太监"们的拙劣的射精行为。读书是为了做官，做官是为了发财；做不了官便隐逸，隐逸是为了成名--无论在体制内还是体制外，士人都以现存体制为价值参照系，不可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反体制"的力量。

　　"知识太监"所创造的知识便只能是"太监知识"。先秦子学、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宋明理学、清代朴学，无不是围绕皇权作向心运动，仅仅是有的轨道离中心近、有的略远些罢了，没有质的区别。无论学术内容怎么变，士人的终极理想仍未超越升官发财、为帝王师的模式。"史"的目的是"资治"，"文"的目的是"助兴"，两千年的人文传统是畸形的、单一的、片面的。所谓学富五车、德行高尚者，"礼乐兵农不务，即当世之刑名钱谷，亦懵然惘识，而搦管呻吟，自矜有学"。这种毫无用处的"学"，不是"太监知识"又是什么？

　　许多人都读过《聊斋志异》和《儒林外史》，一个个被阉割的读书人的形象栩栩如生，令人不知是哀其不争好，还是怜其不幸好。龚自珍在《乙丙之际著议第五》中愤怒地谴责统治者对士人的无形杀戮："戮之非刀、非锯、非水火；文亦戮之，名亦戮之，声音笑貌亦戮之……

　　戮其能忧心，能愤心，能思虑心，能作为心，能有廉耻心，能无渣滓心。"那时整个中国，就是一个病梅馆，就是一个畸人馆。
　　然而，龚自珍深味了外在暴力的阉割的可怕，而忽视了更为可怕的内在化的自我阉割。无数读书人羡慕的状元郎，是否具有健全的人格呢？我在《状元图考》中看到明朝状元丁士美所撰的谢恩表。由华美的文辞可想见其才情，由古雅的典故可想见其渊博。而当时的皇帝是谁呢？是以荒淫昏庸著称的明世宗，即嘉靖帝。状元郎却不管三七二十一，马屁拍得震天响，简直就像一只哈巴狗向它主人撒娇。如果说阉割阳具是太监入官的通行证，那么阉割精神则是士人入仕的通行证。《明史》中记载，丁士美为廪生时，年龄尚小。依据当时规定，凡为廪生者，官府皆每月供给廪米六斗。一些年龄较大的廪生欺丁年少，把他的廪米全部分掉。他依然和颜悦色，没有一丝不乐意。《明史》据此称赞丁士美为人"缜密端重，以道义自持"。我弄不清楚他持的是什么样的"道义"--一个不懂得保护自己的权利的人，必不会保护他人的权利；一个以忍辱来获取令名的人，必不知人格尊严的可贵；一个对黑暗安之若素甚至与之共谋的人，必不会期望光明的到来。

　　"太监知识"是没有生命力的，"太监人格"是没有感召力的。
　　当"太监知识"被顶礼膜拜，"太监人格"内化为民族集体无意识时，就更可怕了--穿皮袍的人、穿丝绸的人、穿麻布的人以及没有东西可以穿的人，他们的生存状态千差万别，却有一点是相同的：全是半人半鬼、半阴半阳、半截子在地上半截子已经入土的太监。自我阉割与被阉割是一枚金币的两面，中国人只有这两种选择之一，不管你是帝王将相，还是文豪大师。

　　没有纯粹的知识，便没有纯粹的知识者的人格。中国哲学玄之又玄，归结到一点都是自阉与自慰之术而已，无论是读《老子》还是《论语》，都让我觉得阴风惨惨、透体生凉。
　　记得父亲讲过一个小故事，文革开始的时候，父亲还是一名大学生。午膳时，十几个同学围着一张大桌子进餐。值日生端来一盘白菜汤，同学们都注意到汤里例外地漂着一片肥猪肉。尽管人人都直咽唾沫，但在瓢汤的当儿，大家都格外小心，提防着不要瓢上那片肉。一个同学一不留神，把猪肉片盛到自己的碗里了。就在他把肉片倒进碗里的一刹那，他发现了自己的错误，他两眼瞪着那块小肉片，脸色顿时苍白无人色。当天下午，团支部书记找他谈话，他痛心疾首地检讨了自己贪吃猪肉的资产阶级思想。这个同学本来是班上的积极分子，党组织发展的对象，因为错瓢了一片肉，往后每次积极分子的活动都没了他的份。他自己则沉溺于贪吃猪肉的深刻内疚中，郁郁寡欢，一蹶不振，性情大变。一个一片猪肉便可以改变一个人性格的环境，是过分控制的环境，按照弗洛姆在《当代人的困境》中的说法，这样的环境"削弱臣服者的独立性、人格的完整性，批判性的思想和创造生产性。这并不是说它不会供给人们种种娱乐与刺激，而是以限制人格发展的那些娱乐与刺激为限，它尽量少提供有助于人格发展的东西"。

　　文革中为什么会产生那么多疯狂的虐待行为？根本原因在于，精神的极度贫乏产生致命的无能感，而无能感却是虐待狂症发生的一个主要来源。丧失了性欲的太监便发展其攻击性的性欲，而丧失了精神愉悦的大众往往把恐怖的惩罚作为快乐。

　　整个民族的内倾性、自虐性的病态人格，主体性与独立精神的空缺，与千百年来以性压抑为根基的伦理机制紧紧相连。杰出的生理学家赖希认为，性压抑产生僵化的性格，导致病态的荣誉、义务和自制的观念，磨灭了人因经济压迫而产生的造反欲望。赖希研究的对象是法西斯主义群众心理，但他的理论同样适应于东方专制主义。就整个人类来说："经历了几千年的机械发展过程，机械的生活观已经一代接一代地在人的生物系统中越来越根深蒂固。在这个发展过程中，人的职能实际上已按一种机械的方式改变。人在扼杀自己的生殖职能的过程中已在血浆上僵化了。"赖希的观点可以用一句粗俗的话来概括：生殖器就是自由的源泉，这一真理，中国的皇帝们再昏庸也明白，再不懂得治国也会抓住这一法宝。最后，层层积淀下来的中国文化便成为了一种强大的障碍，即"个人和社会中的自然的、有生命的力量的自发作用的障碍"。人人都太监化之后，也就没有人觉察到障碍的存融端。

风来矣

一个自由不羁的灵魂
诗人马骅云南遭遇意外
韩博

　　2004年6月20日晚19时半左右，在云南省德钦县明永村小学任教的诗人马骅遭遇意外，他搭乘的吉普车不慎在布村景区门票点附近落入悬崖下的澜沧江中，随即被激流卷走。虽然当地组织了若干搜救工作，但截至日前为止，依然没有任何实质性进展，连吉普车的踪迹也没有找到。该车的司机是景区门票办主任阿主，他被抛出车门，当场摔成重伤。同车的另一位乘客，年过七旬的卓玛，与马骅一起被江水吞没，至今下落不明。该车牌号为云R05069。

　　事件发生之后，马骅的哥哥马杰以最快的时间赶到了云南的出事现场，与他差不多同时赶到的还有大量的来自上海及昆明的记者。马杰一心要将马骅带回天津老家，而那些记者大多是为了寻找一个"支教"典型的故事而来到德钦。实际上，马骅远赴云南偏远地区教书的行为，尽管与一般政策上所谓的"支教志愿者"有相近和重叠之处，但他的意愿已经超出了这个范畴，是非常个人化的行为。一方面他想做些实事，另一方面是出于对藏地文化的兴趣，是对另一种生活方式的向往。

　　马骅在天津长大，1991年－1996年就读于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博览群书，多才多艺。大学期间，他开始创作诗歌、戏剧和小说，是复旦诗社的中坚力量，组织过多场大型诗歌朗诵会，并担任燕园剧社社长，编剧、导演并主演了《玩真的还是玩虚的》、《灼伤的手指》、《真相·虚构》等多部戏剧。

　　大学毕业之后，马骅先后在上海、厦门、北京等国内多座城市供职，职业跨度非常之大，这与其说是为了谋生，不如说是意在体验具有不同侧面的多种多样的人生。记得有一年夏天，他刚刚离开上海的公司，与朋友们去青岛游玩，在那里，他接到一个厦门打来的电话，原来一位朋友遇上了麻烦，他便马上赶过去帮忙。其实马骅在厦门也没有多少关系，只是祖籍福建，有些亲戚而已，但他还是想方设法帮朋友度过了难关。与此同时，他也喜欢上了厦门，便随便找了一份工作，在那个城市住了下来，半年之后他在公司投入股份，变成了股东之一。

　　在北京，马骅就职于北大在线，任经理，同时与朋友一起策划、编撰了"藏羚羊"等系列旅行图书以及与"文学大讲堂"有关的系列文学、电影图书。在网上，马骅是中国互联网诗歌平台的建设者之一，以"小马"为主要网名，激扬文字，指点江山，担任"诗生活"、"北大新青年"、"泡网俱乐部"、"网易"等著名诗歌论坛的版主，对中国当代诗歌的推广和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诗生活"是他的理想之一，他从2002年起至今担任《诗生活月刊》的主编。

　　在马骅身上，凝聚着知识者的激情、浪漫和不羁的游戏精神。他不愿在一个地方待上太久，因为他无法忍受沉闷、刻板的庸常生活。所以他总是幻想远方，幻想别处，渴望一个人的自由，并且身体力行。

　　在他准备去云南教书之前，他对几乎所有的朋友都隐瞒了实情，只是说自己想花上一段时间周游世界。但他一旦来到明永，却踏踏实实地生活下来，耐心做好一个乡村教师该做的一切。与此同时，他潜心研究以藏传佛教为核心的藏地文化，为当地做了很多文化资料的搜集、整理工作，撰写出若干相关文章。作为一位诗人，马骅在那里写出了组诗《雪山短歌》，诗句清澈纯净，以前作品中复杂的戏谑与沉痛渐渐转变为开阔的澄明与宁静。这是马骅在云南的重要收获，因为艺术始终是它的终极追求，生活方式可以不断变化，但艺术却是他决心行走一生的冒险之旅。

　　如果将马骅的价值仅仅确定在"献身边疆教育事业"的"英雄"，那将失之简单化，甚至不啻于一种亵渎与扭曲。马骅本人对此也非常反感。在他发生意外之前的几个月，某杂志曾经写过一篇将他的行为简单化的文章，他非常愤怒，在网上告诉朋友们："操，最近郁闷得很，被一个不知道哪冒出来的滥人在读者上乱写了一气，影响极坏，人们都把我当成活雷蜂了，MD。（2004.06.0721:21）"他总爱模仿伟人的口吻与朋友们开玩笑："其实呢，我也是个普通人。"他喜欢对一切荒谬的事物嘻笑怒骂、戏谑反讽，他通过网络签名告诉别人，"我本是普天下风流才子，盖世界浪子班头"，其实也是想提醒自己，要永远拥有自由、不羁的灵魂。

　　在云南，马骅所有的生活费都依靠自己的存款和稿费。他不但不从学校领一分钱，还把北京某公司寄给他的钱捐给了当地。他带领学生们自己种菜、搭建浴室，还想办法申请县里的财政拨款，为学校修建篮球场。他在教学生们汉语的同时，自己也学点藏语，还教村民说一些简单的英语，因为这会给当地的旅游带来一些实际的好处。马骅曾经自学过箫与吉他的演奏，对音乐非常感兴趣，也喜欢填词作曲，在明永村，他借鉴当地民歌的特色，写了一首歌，很多学生都在传唱："喝过的美酒都忘了，只有青稞酒忘不了。走过的雪山都忘了，只有梅里雪山忘不了。经过的村庄都忘了，只有明永村忘不了。"

　　马骅本来打算在今年夏天结束在云南的生活，本学期结束之后，他将去附近旅行，拍摄一些资料性的幻灯片，9月份就回到城市生活中。他的计划是选择一所学校的历史系，结合自己的积累，研究深造。这是他回到从前生活的一个入口，但并不是终点，而仅仅是一个新的起点。马骅一直希望生活就是一种逍遥游，无论肉体、心灵还是思想，皆随兴之所致，超乎万物，永无羁绊。

　　目前，对马骅的搜救工作仍在继续，虽然生还的希望比较渺茫，但马骅的家人、朋友和同学们依然希望当地政府能够尽最大的努力找到他的踪迹。
　　马骅从梅里雪山发来的第六封信
　　马骅
朋友们：
　　学校终于放假了，我也送走了我手下的第一批毕业生，其中的欣慰和感伤难以用文字名状。
　　我记得跟大家说过，我的小学是个不完全小学，最高只能到四年级。学生五年级之后都要到山南侧的另一个村里去读了。我教的四年级学生这学期后就要从明永小学毕业去西当小学读书去了，他们--8个女学生、4个男学生--是我的第一批毕业生。

　　我们的期末考试也是要到山另一侧的隔壁村小学里去统一考的。我们去了两天，7月10号正式考完。
　　7月10号下午五点多，所有科目的考试都结束了，我和学生搭车回村。
　　车子在澜沧江边的山腰上迂回前进，土石路上不时看到滑坡的痕迹。江风猎猎吹着，连续阴雨了一个月的天气突然好起来。落日在雪山的方向恍恍惚惚，神山卡瓦格博依然躲在云里。挤做一团的二十多个学生们开始在车里唱着歪歪扭扭的歌。薄薄的日光时断时续地在车里一闪即过，开车的中年男人满脸胡茬儿，心不在焉地握着方向盘。学生们把会唱的歌基本全唱了一遍，我在锐利的歌声里浑身打颤。

　　有一个瞬间我觉得自己要死了。这样的场景多年以前我在梦里经历过，但在梦里和梦外我当时都还是一个小学生。圣经中的先知以利亚曾在山上用手遮住脸，不敢去直面上帝的荣光。在那个时刻，我突然想起了遮住自己面孔的以利亚，我觉得自己不配拥有这样的幸福。

　　两天后，我们在学校里为四年级的学生开了简单的毕业典礼。我跟他们说了些他们可能无法理解的动感情的傻话。学生们都哭了，我却奇怪地保持了平静。
　　雨季仍在继续，难得看到一两眼太阳。而一旦出了太阳，就是一阵爆热。我要离开村子一段时间，到周围的地方去转一下，冲淡一下我多少有些可笑和矫情的感伤与自我感动。
　　不久前，我为村里和学校写了一份资金申请，托人递到州财政局，让他们拨些钱为学校建一个简易的篮球场作为学生的活动场所。前几天，申请被批了下来，顺利的话，暑假期间可能就会动工了。这个消息很让我高兴。

　　不管怎么样，我到这里已经整整一个学期了，生活在经历了一个巨型转弯之后，震荡和晕绚都还没完全平复下来。短暂的出去走走也许会有好处。
　　祝各位每天进步！马骅2003。7。20

风来矣

一个大学教授让人发冷汗的讲演

　　演讲人：浙大高分子物理郑强教授
　　地点:浙江图书馆报告厅,时间:2002年x月x日
　　精彩语录节选:
　　"在中国这个发展中国家,你能建10所世界一流大学,那美国有多少所?日本有多少所?现在的实际状况是:世界上前200所大学,中国一所都排不进!在亚洲能排出几所?我到国外去看了以后,感到要将浙大建成世界一流大学就像共产主义理想."

　　"以前说"无知无畏",现在却是"无知才无畏",许多企业把浙江省技术监督局、科委的人请来吃一顿饭,喝一点酒,他就给你签个字,再把我们这些教授胁迫到那里去,给你盖个章,然后就是"填补国内外空白"、"国际先进水平",写论文则是"国际领先水平的研究成果"、"首次科学发现"等等,这都是目前非常严重的问题!作为一个大学教授,我深深地为此担忧!这不是我们的责任,是我们的领导无知,是他们倡导了这个主流.我知道在座的处长或老总日子很难过,因为你们不写这样的报表,就拿不到钱,项目就得不到批准.教授也同样如此,天天写报告,而不是在实验室静下心来好好搞研究,这是很严重的!"

　　"我们国家的现实和发展就是这样:凡是依赖不成的,我们自己都能搞得像模像样,比如二弹一星；凡是能够引进的,就都搞不成.......现在很多合资企业就这样,卖点东西,而没有去考虑这些深层次的东西.殊不知,这就是社会的恶性循环!"

　　"我认为：语言、计算机就是工具.中国的外语教授讲英语还不如美国卖菜的农民!怎么看待这个问题?日本博士、德国教授说不出英语的多得是!我们怎么能说一个人不会说英语就是文盲呢?语言就是一个工具!你没有那个环境,他怎么能讲这个语言呢?......如果我是教育部长,我要改革二件事:第一,取消六级考试,你一个研究生连中文一级都不及格,你英文考六级干什么呢?看看研究生写得论文,自己的民族文化都没有学好,天天考英语──打勾:托福打勾,ＧＲＥ打勾,英文考出很高的分,可哪个写的英文论文在我面前过得了关呢?过不了关!这样培养出来的人能干什么?自己搞的专业一点都没学好!......说不会计算机就是文盲,这又是一个误区!我现在是教授，我顾不上搞计算机!"

　　"你看我,从高中开始学英语,大学学,硕士学,博士学,花了我多少精力!你说中国人怎么做得出高科技的研究成果?我这几天就教训我手下的几位女学生,问她们在干什么,看不到人影,一天到晚考这样、考那样的,到美国去干什么?在国内要干的事多着呢!你整天考英语,美国人连报个名都要收你们的钱,日本人也是如此,中国学生到日本去要交手续费,到日本留学是为日本人打工,好不容易挣点钱交了学费,读完博士在日本的公司就职,当劳动力,挣了一笔钱后要回国了就买了家电,把钱全给了日本人.你们都没有注意这件事,这里面都是经济问题.这就是素质教育到底是什么."

　　"中小学的教育就是听话,老师管干部,干部管同学,孩子们都学会了成年化的处世方式,这是害人啊!这样强迫性地做了一些好事后,没有把做好事与做人准则结合起来去培养,而只学会了拍马屁、讨老师喜欢、说成人话.上次电视上就曾经播出,一个小孩得了个奖,主诗人问他最愿意说什么,他说："我最愿意跟江爷爷说:我向你报告!""江爷爷"是谁?还不是老师教的!孩子们在中小学活得很累,到了大学就没人管了,所以就要玩、就要谈恋爱."

　　"我们有很多同学成绩好,却什么都做不了.在我们大学像我这种程度的人,招博士生是从来不看成绩的,成绩算什么!现在我从事的这个领域在中国有叁个杰出的人才,当初在读研究生时都补考过,而成绩考得好的几个人却都跑到美国去卖中药了,这说明了什么问题?作老板的可不能这样啊!......人才的梯队一定要合理,而不要认为教授就是万能的、博士就是万能的.中国的教育体系就是让每一个老百姓都充满希望和理想,教育孩子们要树立远大的理想.实际上,人的能力是不一样的,扫地能扫好,也应该受到尊重；打扫厕所能打扫干净,也应该受到尊重,不能动不动就要高学历.我要提醒的是:在国外可不是这样,美国、日本的博士就很难找到工作,为什么?因为老板心疼钱,招了博士要给他高工资,而他能做什么用呢?这是个具体问题."

　　"科技到底该干什么?高科技到底该干什么?如果我是科技部长,该玩的就玩,就像陈景润,他就是玩!陈景润如果是处在今天的中国,他绝对是要去讨饭的,因为他不会去搞产业化,他的英语也不好,他说话都不流利,中文都讲不好,按现在"标准",他是个文盲,还谈什么教授!日本人就是喜欢美国人,我跟日本人说:你们这个民族爱谁,谁就要向你们扔原子弹.日本人就是喜欢黑人也不喜欢中国人.......我特别对我们的女教授、女同学说:在日本人面前一句日文都不要讲,会也不要讲；日本人一听说你讲英文,特别是看到中国女孩讲英文,腿都要发软,这是真的!"

　　"中国人为什么这些年都往外跑,最重要的是要让国民自己爱自己国家.......如果我是杭州的市长,我绝对不是狭隘的民族自尊心──如果杭州有什么灾难,我就首先把杭州的老百姓安排在香格里拉,让外国人在外面排队!(掌声!)这样,你才会让你的国民爱自己的国家!一个日本的农民跑到峨嵋山去玩,骨头摔断了,你就用中国空军的直升飞机去救他,而在日本大学一名中国留学生在宿舍里死了7天才被发现；名古屋大学的一对中国博士夫妇和孩子误食有毒磨菇,孩子和母亲死了,父亲则是重症肝炎,在名古屋大学医学院的门诊室等了12个小时,也没有一个日本教授来看望!而你们为什么还要这么友好,以为自己很大度,实际上是被人家耻笑,笑你的无知!你们这个民族贱!我们不能这样!我们的领导人跑到国外去访问,看到有几个人在欢迎他们,就感到挺有面子；而外国来了个什么人物,都是警车开道,这究竟是怎么回事?这让我们中国人感到是自豪还是悲哀?所有这些,对教育工作来讲,都是深层次的问题.所以我经常讲,我作为一位自然科学工作者,我教育我的学生,首先是学会做人,没有这些,你学了高分子,外语都是花架子,你不是一个完整的人!"

　　"一个观念或是一个问题:是不是技术越新越好?今天谈的就都是提醒大家的......技术并不是越新越好,技术要有储备.日本的企业现在卖的东西大都是10年或15年前的技术,好东西他不拿出来,他要等到现有的技术把成本收回并获得尽可能高额的利润以后才会拿出来.其次,我的对手什么时候推出新东西时,我才会出手.不要以为你今天好不容易搞了生产线,明天又有新的了,你的钱还没赚到就换新的,有什么用?我这次到日本刚好谈到悬浮列车──即使何先生在我也要说,这是中国人又在玩高新科技.悬浮列车目前在理论上都还不成熟.日本现在最完善,最经济的就是新干线!从经济和市场的概念来讲,越先进的东西,风险越大,有可能得到的回报就越少!"

风来矣

吴思：中美官场比较


　　在美国当官比在中国当官难。他们的对手太多，他们需要巴结的人太多，因此需要更多的小心和更多的知识。反过来说，在中国当官就不用这么难，这恐怕也是中国人的当官热情比美国人高的原因之一吧。

　　审校者找我写这篇译序，是因为我写过一本书，介绍了中国传统政治中的潜规则。而这本美国人写的书，介绍了美国官场中的赢家策略和幕后规则。两个大国，同一个领域，同样一些未必明说的东西，究竟有何异同？这个话题确实是一个有意思的开场白。

　　在这本书中，我也看到了许多在中国历史中屡见不鲜的东西。
　　作者讲了一个故事。在美国参议院工作期间，他发现，每当人们的生活费用上升、生产进一步发展的时候，国会就要周期性地提高最低工资标准。于是作者为自己的参议员老板起草了一个提案，建议把工人的最低工资标准与生活费用上升、生产进一步发展这两个指标自动挂钩。请猜猜看，那些亲劳工的民主党参议员，对这个有利于劳工的提案将持什么态度？--按理他们应该支持这个提案，实际上他们却否决了这个提案。

　　后来，作者逐渐明白了其中的道理。他说，每隔几年，民主党的政治家们就会要求国会提高最低工资标准，而这种小糖果必定使得自己选区里的工人选民踊跃地支持自己。假如他们同意将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同生活开支上升和生产发展自动挂钩，而不用每隔几年提一次新的提案，他们就会失去这个赢得选民的机会。

　　看到这里，我立刻想起了中国历史中官兵养贼自重的悠久传统。把贼剿完了，自己就再也没有立功升迁和捞油水的机会了，说不定还要失业。有人甚至用这个道理解释诸葛亮的空城计之所以成功：狡兔死，走狗烹，捉了诸葛亮，司马懿也就死到临头了。

　　这类故事的美国版似乎很常见。作者说，七十年代早期，一位众议员提议，要求设立国会督察专员，专门揭露并纠正政府部门拖拉、不负责任等恶劣的官僚主义作风，这样可以使各位议员的办公室从一项棘手的任务中解脱出来，即帮助家乡选民与官僚机构打交道的任务。看起来这是很不错的主意，马上就有许多议员签名支持。但是，这项提案最终却没戏，那些资深议员不肯设立一个专职官员与自己争夺荣誉和信任----帮助人民解决在与政府打交道时所遇到的刁难或不公平对待等问题。这件事应该由议员们来干，他们需要做这种事情来年复一年地获得重新当选。

　　在这些行为中，我们看到了代理人与主人的差别，代表和被代表者的差别。代理人或代表们无论如何热心，他们毕竟有自己的独特利益。他们的饭碗依赖于他们存在的必要性，保证让主人的难题继续存在，他们才不会有失业之虞，才有做私人交易并谋取私利的机会。

　　美国的大政治家也和中国传统官僚一样假公济私。作者说，美国总统罗斯福曾经与美国驻英大使老肯尼迪私下交易，让他转变立场，支持自己1940年竞选总统。作为回报，罗斯福支持肯尼迪的长子1942年竞选马萨诸塞州州长。

　　见多了这类官场内幕，作者总结出一条道理。他说：如果要了解并影响你的同伴，你就不能把注意力集中在宏大而抽象的问题上，而应该密切注意和他们个人关系最大的那些事情。

　　这条总结太重要了，以至作者在书中一遍又一遍地重复。他说：你在哪个领域竞争，这一点并不重要；要想赢得各种盟友的支持，关键在于倾心关注他们的敏感点。
　　作者强调说：无论你在宗教和哲学上有什么偏好，你都千万不要做一个唯我主义者，也就是那种以为世界上只有他一个人存在的家伙。如果你专注于自我，你一定会失败。高明的政治家从来不让他的目光离开别人的自我。

　　作者重复说：我们要把注意力集中到那些我们打算影响的人们的个人抱负上，从而成就我们的事业。无论你想达到什么目标，你都需要知道你打算去影响的那些人关心什么事情。

　　作者甚至引用了尼克松总统最亲密的政治盟友的粗话来强调这番意思："如果你抓住了他们的睾丸，他们的心灵和大脑就会跟过来。"作者解释说，人们也许会动情地关注埃塞俄比亚的饥荒，但他们的选票更喜欢投给自己的肠胃。

　　那么，我们的精力有限，到底应该关注谁的敏感点，关注谁的肠胃，关注谁的自我和个人抱负呢？
　　我曾经转述过明朝首辅张居正讲的大官怕小吏的故事。在这本美国人的书里，我也见到了类似的故事。这个故事是美国副总统戈尔1999年讲的。副总统先生说：
　　布莱德利议员进入参议院的时候，他头上有两个光环，他不但是普林斯顿最优秀的学生，之前还曾经是美国职业篮球联赛的著名球星。有一次他被邀请去一个大型宴会上发表演讲。这位自信的立法议员坐在贵宾席上，等着发表演讲。这个时候一个侍者走过来，将一块黄油放在他的盘子里，布莱德利立刻拦住了他。打扰一下，能给我两块黄油吗？

　　对不起，侍者回答道，一个人只有一块黄油。
　　我想你一定不知道我是谁吧。布莱德利高傲地说道，我是罗氏奖学金获得者、职业篮球联赛球员、世界冠军、美国议员比尔·布莱德利。
　　听了这句话，侍者回答道：那么，也许您也不知道我是谁吧。
　　这个嘛，说实在地，我还真不知道。布莱德利回答道：您是谁呢？
　　我嘛，侍者不紧不慢地说道，我就是主管分黄油的人。
　　在这个权力的世界里，总有人是主管分黄油的。如果想多吃黄油，就需要关注他们。这就是中美官场的通则。
　　那么，中国和美国到底有什么不同呢？
　　最大的不同，就是最终且最关键的黄油分配者不同。中国最重要的黄油分配者向来是皇帝，其次是上级领导和领导的耳目，而美国的政客最需要巴结选民。作为选民的耳目，媒体死死盯着政客和官僚，于是，他们又要讨好并提防媒体。

　　本书的许多内容，涉及到如何对付媒体，如何巴结选民。这些知识，在中国历史中是找不到的。如果按照美国的方式生搬硬套，为了民众不惜得罪皇帝，譬如英勇的海瑞，那可是要倒大霉的。

　　看了这本书，我感到在美国当官比在中国当官难。他们的对手太多，他们需要巴结的人太多，因此需要更多的小心和更多的知识。反过来说，在中国当官就不用这么难，这恐怕也是中国人的当官热情比美国人高的原因之一吧。

　　2003年9月10日
　　（美国前总统演讲撰稿人克里思·马修斯所著的《硬球：政治是这样玩的》，中译本这个月已由新华出版社出版。吴先生这篇精彩的序，由于可以想见的原因，没能在书中与读者见面。）

风来矣

倭寇--愚昧腐败和无诚信引来的战乱

　　孟德斯鸠在几百年前就说过："在中国，欺骗是允许的，一切用暴力获得的东西都是禁止的，一切用术数或狡诈取得的东西是许可的。"
　　孟又说："向中国人买东西的每个人都要自己带秤，每个商人有三种秤，一种是买进用的重秤，一种是卖出用的轻秤，一种是准确的秤。"
　　孟还说："中国人信誉不好尤其是在贸易中，这是因为中国人生活不稳定，使他们有一种不可想象的活动力，异乎寻常的贪得欲。"
　　看来这位西方圣人不但对几百年前中国的商场有所了解，就是对现在中国商界也很了解！
　　笔者从小满脑子反日思想；因为教课书和媒介上一遍又一遍地重复着日本人的种种恶行，近的有二战侵略中国，不近不远的有甲午之战，远的有倭寇扰我华夏。对近代日本对中国的两次侵害历史事实，不论持什么观点的历史学家和各方记录的历史资料都是确认的，虽在一些事件上持不同说法，但对基本事实都认账，并有不少回顾评论反思文章不时见诸于媒体和报端。

　　奇怪的是很少见中日两国有人对四百多年前的倭寇祸乱中华的起因进行回顾评论和反思，使我们对此事处于说知好像不知，说不知确好像又知的状态。也许笔者坐井观天，笔者原来对此事的了解，仅限于教材书上介绍戚继光俞大猷成为民族英雄的原因时提到倭寇祸乱中华所介绍的只言片语，从这只言片语中才知道中日两国的交往史上还有这么一档子事体。

　　笔者一直困惑的是；既然有这么一档子事体。为什么鲜见有人对它进行考据评论？是不是我们的明代祖先有什么见不得人的做法不想让后代知道？是不是从明以来的历史评论学家们都在为我们的祖宗讳而不置一词呢？

　　倭患的真正起因是什么？倭寇在中国的南方沿海诸城攻城掠夺，有没有像农民起义那样有明确的政治目的和经济要求？如果没有政治要求，是当时的日本政府有组织的侵略行为？还是日本国内个别军事集团偶然的军事行动？抑或是大股日本海盗的海盗行为？

　　如果把倭患解释成日本政府的侵略行为，好像于理不通，因为当时日本处于室町时代晚期，此时距丰臣秀吉统一日本还有几十年，国内基本处于分裂状态，无力派兵攻击大明朝。如果把倭寇作乱认定为是一般海盗行为，则更说不出道理，因为海盗行为根本用不着当时中国的大明政府动用像戚继光和俞大猷这样的著名军事将帅率大明正规野战军历经四十年才平定了这次倭乱。而这要比近代八年抗战还多费了三十多年时间。

　　更使笔者不解的是，来华做生意的倭番在中国，人生地不熟，也不懂兵事，居然能掀起那么大的波澜，持续时间又是那么长。历史真相会不会不是明代的官方文人记录的那样？是不是倭人得到了中国部分下层官吏和老百姓的支持？如果没有中国人的援助，倭患无论如何不可能持续那么近半个世纪。我们现在以清初编著《明史》的作者给倭人下的定论为历史结论是否合理呢？因为在明代别的问题上我们的教课书都是与《明史》作者的观点持相反态度，比如说在李自成、张献忠是盗匪还是农民起义军的问题上。

　　（一）明代中日两国朝贡通商历史背景及倭患的起因
　　十四世纪初的日本人就像现在的中国人记恨于日本侵华战争一样，一直记恨于元帝国自建国初以来的三十多年间持续多次派兵进攻日本。
　　元帝忽必烈在灭亡金国，讨伐南宋，征服高丽后，统一世界的心绪大开。听人说日本列岛是富饶之地，遂派水师攻日，最后一次是在一二八一年，大将范文虎，率兵十万，由对马海渡海进攻日本，因渡海时遭遇风暴而无功惨败返回。虽然元军屡次进攻日本都由于大海隔绝，部分登陆的元兵虽勇猛，但后继部队跟不上和后勤供应不上而失败，但确给日本也造成了不小的生命和财产损失。由此引起中日两国在此后的五十多年互不往来，直到元朝灭亡，大明朝兴起。

　　朱元璋登基的第二年就派山东莱州府同知赵秩带着大明朝封赐玺书，欲与日本重修关系。
　　日本实力最大的足利义满源良怀接受了大明皇帝的封赐玺书确不相信大明特使的话。他对特使赵秩说；当年蒙古人就当面说好话，口头上说与我们修好，背后以大兵偷袭我们，他们派来的特使也姓赵，你这个赵秩是不是那个蒙古特使的后代啊！又来诳骗我们，再以大兵进攻我们。而赵秩确不慌不忙，向日王解释：大明朝已平定蒙古统一天下，为日本曾受到元兵的进攻道歉，灭亡元朝也为日本报了仇，出了气。大明皇帝如何英明和广施仁义！大明的军队如何勇猛，与大明朝贡通商对日本只有好处无坏处等等。在赵秩恩威并重的说辞下，受封日王源良怀终于被说服。其实也不是什么说服，只是源良怀在通商利益的引诱下，在明朝军事实力的威慑下做出的不得已选择。并主动向大明皇帝上表，请求两国修好和建立朝贡通商关系。他上表如下：

　　日本国王臣源表：臣闻太阳升天，无幽不烛；时雨沾地，无物不滋。矧大圣人明并曜英，恩均天泽；万物向化，四海归仁。钦惟大明皇帝陛下，绍尧圣神，迈汤智勇。戡定弊乱，甚于建瓴。整顿乾坤，易如反掌。启中兴之鸿业，当太平之昌期，虽垂旒深居北阙之尊，而皇威远畅东滨之外。是以谨使僧圭密，梵云，明空，通事徐本元，仰观清光，伏献方物生马二十匹，硫黄一万斤，玛瑙大小三十二块（计二百斤），金屏风三副，枪一千柄，太刀一百把，铠一领，砚匣一面（并匣），扇一百把。

　　为此谨具表闻。
　　双方商定；共同围捕对马海和台岐诸岛的海盗。为朝贡和民间通商扫清海路。双方设置中日专用通商口岸，民间可自由通商。日王最少十年朝贡一次，朝贡船二艘，不带兵器。
　　此后源良怀正式受封为日王，并派遣使者，带着贡物并送还日本海盗掠夺的中国人口，回访大明。后来日王又把捕获的海盗头目献俘大明。至此两国关系正式修好。
　　为了使日来华朝贡通商不与其它国家在中国的通商口岸互相干扰，中方将对日通商的口岸设在宁波，并设专职机构市舶司负责日来华朝贡通商并由明朝财政部门派出专职主管太监任市舶司的头头来处理朝贡和通商之事。朋友们肯定会有疑问，为什么要派没有小鸡蛋蛋的太监当市舶司的头头呢？因为宫里派出的太监最知宫中缺什么用品，哪些用不完，要卖掉，哪些不能卖。再说给皇上的贡物没有皇上身边的人来把关那能行啊！

　　其实所谓的"朝贡"，不过是双方皇家互通有无的通商行为而已。这是为满足于大明帝王的所谓"四海称臣朝贡，天下归心"的虚荣心的变种说法而已。而对双方民间来说，"朝贡"就是通商或做生意，是互通有无商业行为，跟"四海称臣"沾不上边。因为当时的所谓"附属国"只要有"朝贡"，中国则必有所赐。所贡之物如是珍宝，所赐之物也须是珍宝，虽东西不同，且价值应大致相等。如无所赐之物，则必须以同样价值的货物相回送。这是自春秋战国以来朝贡的规矩，唐宋以来的各朝也一直遵守这个规矩。这实际上是皇家官方互通有无的商业行为。

　　所谓"四海称臣朝贡，天下归心"完全是历代统治者为维护统治向人民表明自己威加海内外宣传。如果只有"朝贡"，没有同等价值所赐，那天下恐怕就没法"归心"了。
　　那个时代买卖进出口商品的地方官方称作"贡市"。皇家和官宦之家把自己用不完的属于生活类贡品拿到"贡市"上卖掉。日本民间商人把从日本跨海运来的商品在市舶司登记后也拿到"贡市"来卖。"贡"是官方与外邦的国际贸易方式。而"市"则是官方和民间与外邦的交易场所。后来的"舶来品"一词就来源于此，意思是由外邦用船运来经过市舶司许可的可上市买卖的合法商品。参预这项工作的中国和日本人都赚到了钱，许多人成了富翁。

　　当时的许多日本人特愿意当贡使到中国来，因为他们除了办理官差有俸银和好处外，还可利用官方通关文书和官船挟带货物做自己的贸易。当时除了为日本人当"通事"的中国人外，为与中国通商的其它国家当"通事"的中国人也不少，像荷兰，意大利，阿拉伯等国，这些"通事"，也就是旧社会所说的"买办"，这些人还兼有带翻译作用。

　　一时两国民间贸易额和参预经商的人数也大大增加，但当时日本王室衰弱，国家分裂，无力有效控制各地的军阀领主。在与中国的朝贡贸易交往中，大家都尝到了甜头，得到了利益。这样就有多个积极性很高的"日本政府"和"政府机关"几乎年年都派贡使到中国来朝贡，民间通商的积极性就自不必说了。

　　这样一来，到中国的贡使就不止一个了。大家都有日王的贡使册封文书。大明政府市舶司的主管太监开始很迷糊，不知道怎样处理，想搞清真假，可到后来干脆就以中国人的特有方式--以个人好恶和交往关系及贡使行贿的多少来办理这许多大大小小的朝贡事宜。这就给以后形成倭患埋下了种子。

　　公元一五二三年（嘉靖二年）五月，是日本诸道来大明朝进贡到达的日期，日本方面几个贡使争先恐后地来到中国，他们中的许多人都是市舶司的老业务关系老熟人。日国内两个实力最大派别，一个是左京兆，他派遣的贡使叫宗设。另一个是右京兆，他派的贡使叫瑞佐和宋素卿。双方先是争到大明的顺序先后。在招待宴会上又争座位上下。这个宋素卿本是个中国人，早几年去了日本，也算是留学东洋华人的先行者。现在是以副贡使兼通事的身份来中国。他对大明政府的腐败和市舶司的运作很了解，他通过行贿收买了管事的太监，每次不但先给他验收货，还多验。并指使收了贿赂的市舶司官员处处为难宗设，从数量上少验或从品质上压低宗设的朝贡货物。宗设一肚子气没地方撒，这回借着招待宴会的座次问题向自己的同胞发作了起来，双方打了起来。

　　这样的事，如果市舶司管事官员主持公道，本不会发生大事。可拿了宋素卿好处的市舶司当然偏向瑞佐，不但不隔离冲突双方，反而马上向瑞佐的人提供兵器，向对方反击。可宗设人多，武艺也高强，砸了宴会所在地嘉宾堂，抢了市舶司的东货库。不但杀了宋素卿，还追杀瑞佐。瑞佐从宁波逃到绍兴，宗设带人追到城下。绍兴的守城明军不让宗设进城捉拿瑞佐，宗设又攻不下绍兴城池，大骂中国人不主持公道，为人不公平，只好悻悻而去。但沿途确开始报复中国人，驻淅明兵都指挥刘锦，千户张镗，执指挥袁琏，百户刘恩，胡源，先后被杀，首次倭乱就此开始。

　　从第一次倭乱来看，中国大明政府的腐败和愚昧的外事政策是引起倭乱的起因，我们一些当政的中国人不像外邦之人，擅长利用别人内部的矛盾，使自己获得最大利益，反过来，为了个人一点点的利益，不顾甚至破坏国家利益，把别人内部矛盾引向自己的国家，这就是一个典范。

　　这样就把本来是日本贡使的内部之争演变成了日本贡使与中国大明当局之争。事情到了这个地步，本来还是可以挽回的，可大明市舶司的官员们为了推卸责任，不向上禀报真实情况，使大明政府当局愚蠢地认为；"倭患起于市舶，遂罢之"。撒销了市舶司，并禁止对日通商。这对已兴起的中日商贸来说，不谛是当头一棒。那些收到倭人货物还没付款的中国商人很高兴，这一下可不用付款了。而许多交了货还没拿到钱的倭人则傻了眼。同时日本国内为出口大明的货物和已装船在海路途中的货物也有不少。而禁商通告一出，这一切都成非法行为，政府不预保护，许多中国商人向日出口的货物也一下子成了非法走私出境。这项政策给中日两国的商人都带来极大的损失。

　　"朝贡"是你皇家官方的事，你既使不做，只是你一家的事，可民间通商涉及千家万户的生计，岂是能禁得了的。
　　大明朝政府当时罢市舶发布的通告是以国家利益受到损失，社会的稳定受到威胁为由，唱的也是爱国为民的口号，其实这漂亮的口号后掩盖着的是腐败和外交无能和出台政策没有前瞻远见。这"利益"和"稳定"漂亮口号的实质是把国家推入不稳定之中，把人民推入祸害之下。

　　"市舶既罢，日本海商往来自如，法禁无所施"。这样禁的结果实质上是政府放弃了管理，地方豪绅势力乘虚而入。
　　当时有人记录了这一事件；"国初设官市舶，正以通华夷之情，行者获倍之利，居者得牙侩之息，故常相安。后因禁绝海市，遂使豪势得专其利"。当时的沿海居民和日商大多不顾禁海通商的禁令，干起了走私行当。

　　大明朝的这个政策不但阻碍了中国社会向资本主义的发展，推迟了近代中国发展，也给自己以后在清兵南进中受到后倭寇时期的海盗头子郑芝龙**而加速彻底灭亡准备了条件。

　　明代中国政府官员的腐败行为和愚昧的外交方式是引起倭患的导火索，而明政府因噎废食的禁商政策则把这种小小的祸乱推向了祸害沿海人民达四十年的大大倭患之中。
　　（二）没有诚信的经商手法再给倭患添油加薪
　　当明政府放弃市舶管理后，民间自行走私经商陷入了无序之中。孟在上边所说的那些经商现象只不过是一些中国商人的小手法而已。其实一些玩得大的中国商人做的都是拖欠货款，找借口不付款，玩的是不付款又不退货的大把戏。他们今天拖明天，明天拖后天，直拖到你服了，拖不起也熬不住不想要自己的货了，这样你的货整个都作为利润装进了他的腰包。这种把戏又玩到了到中国来做外贸生意的日本倭人身上。这样被拖欠货款的日本倭人因行为属于走私而无官方通关及居住许可，只好住在沿海各岛上，等待索要货款。而中国的许多欠款奸商等倭人来讨货款就避了出去，让倭人们多次空跑。而卖给从商的明朝地方官员的货物也是同样下场。

风来矣

（接上篇）
在来华通商的日本商人中，不乏实力雄厚的富豪大户，但也有不少在国内生计艰辛赊货来华的普通商人，还有多家集资的大户，还有是不惜风险借贷购货来华的冒险家。因为海上时有海盗出没，故这些人都在货船上带有兵器防身，他们一般都是把货在华卖掉，再从中国购一些日本市场上紧缺的中国货带回在日本市场卖给日本老百姓，以获得利润。一旦货物被骗，或货物被收而货款要不回来，这经商的资金链条就断了，也无法回国归还赊帐和借款。

　　而长期居住海岛上等待中国商人还款时也还要吃要喝，等无吃无喝了，出路只有一条，与那些欠债的中国经商官家和奸商们拚命。
　　"自罢市舶后，辄主商家，商率为奸，利负其债，多者万金，少不下数千。索急，则避去，已而主贵官家，而官家之负甚于商。番人泊近岛坐索其负；久不得之，乏食，乃出没为盗。辄构难，有所杀伤。贵官家患之，欲其急去，乃出危言撼当事者，谓番人泊近岛，杀掠人。而不出一兵驱之，备当倭固当如是耶？当事者果出师，而先阴泄之，以为得利。他日货至，复如然。如是者久之，倭人大恨。言挟国王资而来，不得直，曷归报？必偿取尔金宝以归。因盘据岛中不去。"

　　这些奸商真是骗人骗到家了，你倭人想要第一批货款吗！那你就得送上第二批货来，你送上第二批货，我还得让你再送第三批货，不送就不给你第一批货钱。搞得日本倭人越陷越深，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也想出了办法，只好说自己的货是日本国王的，国王说了；要不回钱，就别回来。这简陋的办法根本就蒙吓不住黑了心的中国官商和奸商。

　　而此时的明政府是不闻不问，这种官商勾结一起坑骗倭人货款的卑鄙经商行为导致倭乱越来越严重。当时的沿海适合居住的岛屿上差不多住的都是要债的倭人，也有许多对日做出口被骗的内地华商。他们的货也被自己的同胞骗了，可他们不敢告官，因为禁商通告发布后他们的行为是非法的。除部分倭人认账吃亏返回日本不再与中国商人做生意外，许多倭人不甘心被骗。既然中国政府不保护正当的商人利益，他们就只好自己来索回欠款了。于是他们就联合起来形成大股倭寇，或推举有见识的华人做首领或让华人海盗为头，利用海岛做根据地，在用武力讨要货款的同时掠夺沿海居民，并大杀欠账的富豪奸商官商，最终酿成大规模倭患，造成倭寇为乱中华四十年的局面。

　　长期处于和平环境的明军不是他们的对手，最后明政府只好让俞大猷和戚继光另组训练明军进行围剿，这也就是二位民族英雄的出处。
　　倭人作乱，其实本也形不成大气候，因为虽然中国的官奸商们把他们逼上了绝路，使他们作战非常勇猛，但他们毕竟都是商人出身，没有经过正式训练。使明政府害怕的是许多中国人也加入了倭寇的队伍，成了倭寇。因为倭人事出有因，得到了许多中国人的同情。常年的通商来往使不少华人与倭人结成姻亲。再加上在明政府统治下的中国社会矛盾重重，自然在中下层正直的中国商人中也不乏被奸商官商所骗之破落之人，及失掉土地的农民，乡间的凶徒，逃跑的犯人，在官场上被罢免的官吏，失意的文人策士，穷困潦倒的不第秀才和一些同情倭人仇视明政府的人纷纷加入了倭寇队伍之中。这些人做为中国人，既了解当地地理，更了解大明的腐败和政府运作机制和明军的作战特点。这就使倭寇战力大增。在戚俞二位英雄未参战之前的平倭作战中，明军在这些处于绝路的倭华人混合组成的队伍面前不堪一击。当时各股倭寇各自为战，这些无家可归的倭人和加入他们队伍的华人称兄道弟，在战场上勇猛无比。

　　以一五五二年四月攻淅江台州，破黄岩，掠象山定海的当时最大一股倭寇为例，这股倭寇的头目是个中国人，叫汪直。安徽省人，因事亡命海上，成为这只势力最大的倭寇头子。倭人对他特别佩服，很尊敬他，听从他的指挥，愿为他赴汤蹈火。

　　倭寇本都是日本的农民商人出身，不懂战阵兵法，虽勇但憨，不怕死。因为他们回国也是死路一条。日本国内的债主们也不会相信他们的话，既是那些不负债的也破了产。他们一上战阵，就脱光了身子，只穿一条肥大的短裤，挥着日本的三尺宽弯之刀拚命向前，身着盔甲的明军士兵一见他们就吓得抱头鼠窜。

　　说起来也见笑，各股倭寇都是由中国人做他们的首领。在各股倭寇中，以汪直的这股实力最大。其次是徐海，还有毛海峰，彭老生等十多支由中国人指挥的倭寇队伍，为害甚烈。这些身为中国人的倭头，金冠龙袍，海岛称王。他们攻城掠地，专杀富豪奸商和从商的官吏，也掠夺百姓入伍以扩充他们的实力，很有点农民起义军的味道。

　　说他们是"倭寇"好像也有些牵强附会，因为他们的头子是华人，队伍中的成员大部分也是华人，他们好像是专为倭人打抱不平的梁山泊农民起义军队伍。倭人在这只队伍中所占的比例倒像抗战时期日军中的伪军了，我们当然无法想象如果抗日战争时期的侵华日军各个派遣军司令和大多数基层官佐都是华人会怎么样？那恐怕就不叫抗日战争了，改叫抗击华人指挥的日籍雇佣军战争了。

　　如此说下去，要是把戚俞二位称民族英雄也有点那个，因为当年与他二位在战场上作对的战场指挥和计谋对手都不是倭寇，而是自己的同胞，是同胞在指挥，在出谋划策，是多数华人同胞与少数倭人在一起向明军冲锋陷阵。

　　笔者曾怀疑过：明代专管记录史事的史学家们可能是一伙团结在以嘉靖皇帝为首的大明中央周围的一帮文臣精英，他们操控着舆论导向和舆论阵地的发言发文印刷权，压制不同观点的史学家，不让他们说出写出当时事件详情，故意隐瞒历史真相，有意掩饰社会矛盾和故意美化大明王朝而改笔锋所向，把汪直等农民起义故意写成了倭寇作乱，从而有意人为再树一个或二个民族英雄出来，好把国家内部的矛盾用与外族的冲突掩盖起来。再说自从大宋朝的民族英雄岳飞死后到大明的几百年里中国一直也没再出什么大民族英雄，正好让戚俞二位填补上这个空白。

　　笔者曾见到过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出的一本小册子上还曾有人把后倭时期的郑芝龙也称为是农民起义英雄（当时笔者没在意），这就让人糊涂了。郑芝龙本是海盗头子，他在崇祯时期被熊文灿招安后为明政府管理海上，靠垄断福建和淅江部分沿海的海上走私而成了能自养军队的兵匪一体人物。如果郑芝龙能成农民起义英雄，那像汪直等人肯定也能封于同样的称号。其实与汪直等倭寇头目相比，郑芝龙比倭寇还倭寇，娶了一个倭女人做媳妇，这就是郑成功的妈妈。而且在他的海盗队伍中也还有许多倭人。他之所以没有被史书称为倭寇，是因为他没有处在大规模剿寇时期，他也没有带着倭人海盗攻城掠夺，他活动的地点只限海上，且年代比汪直等倭寇晚几十年了。当然我们不能以郑芝龙的行为否定郑成功为中华民族做出的贡献，父子俩不是决裂了吗。但细一想，没有郑芝龙的有意栽培，郑成功也无法形成势力而成为民族英雄。

　　郑芝龙在明王朝后期最需要帮助的时候，为保他的海上利益，虚以应付，答应愿为大明效力。当发现投靠大清比背靠明王朝更能保住自己的利益时，他就投降了洪承畴，并协助洪统率的清军给了明军沉重一击。但他最后的下场是包括他本人在内的留在大陆的全家被清政府杀死。而郑成功是在与其父在政治上分手后，一心保明，先被南明皇上册封为伯候，赐姓朱，成了"国姓爷"，后又被封延平郡王。

　　历史上的各种记载都说真倭只有十之二三，华人占十之六七。这些华人中的有军事知识之人为之出谋划策，侦知官兵虚实，为倭寇当向导，也竟一时使明军落花流水，无可奈何。倭寇的兵锋在一五五五年深入内地，到南京，攻无锡，苏州，到安徽。这也许是汪直想回老家看看。在这个时期对倭作战中，明军败多胜少。

　　一股倭寇在攻打福州时，福州巡抚阮鹗怕守不住城池，便以行贿的办法，从国库中取出数万两银子送给倭寇，并为他们打造了六艘大船，让他们乘船从海上离开福州，这也算当官的为民保了一方平安吧。

　　当时沿海各地及成倭寇的天下，他们出入如无人之境。许多地方官知道明军保护不了他们，倭寇所来只为钱，于是他们就准备好钱，这一股拿钱走了，那一股又来了。
　　倭寇掠夺几乎所有从北到南的沿海地区，其中以江淅沿海受害最深，这两个地方也是当年骗倭人货物最狠最多的地方，故倭寇报复也最凶。
　　戚继光俞大猷训练的新明军投入围剿后，明军对倭作战形势才有了根本变化。其实戚继光也很无奈委屈，捉住的倭寇，审问时常被倭人反问得理屈词穷，漂亮的爱国口号在中国官奸商们作出具体卑劣事实前显得是那样苍白。戚的爱国军人们除了审军情外，只审武力索款抢钱时杀了几人？抢了多少钱？源由一概不问，源由是政府的事，军人只管杀头。戚本人因对倭患起因情况非常了解，杀掉这些人，戚继光大有诸葛亮火烧藤甲兵后痛心疾首地感到要短寿那样，想到这些冤魂，戚也时常内心非常不安。可面对大明政府中强大的腐败势力，他只能用爱国主义这点可怜心绪来安慰自己。

　　到公元一五六五年，戚继光与围攻仙游的倭寇大股部队大战仙游城下，将这最后最大的一股倭寇打垮，后又在漳捕把福建境内的倭寇全部荡平，逃到广东潮州的倭寇残余，又被俞大猷截杀。至此，大股倭寇基本被平，倭患也就慢慢平息了下来。幸存的小股倭寇不敢再上陆地掠夺，只敢在海上活动，大部分慢慢演变成海盗土匪。

　　从一五二三年五月开始的第一次倭乱到一五六五年春二月的戚继光仙游之战，平倭作战整整用了四十多年。
　　这页历史已翻过去四百多年了，倭患也成了人们所不注意的历史记忆，中日后来的两次战争使人们不再注意倭患发生的这一段历史了，今天的人们只能通过教课书上介绍我们的历史英雄时才粗略地了解这个事件。

　　有人说：中日两国奸商多，中日商人做生意才是棋逢对手。
　　还有人说：中国人善于守旧，日本人擅长仿新，所以这两个民族都是不会反思的民族。
　　我赞成第一句和第二句话的前半部分，不赞成两句话的后半部分。近年来，中华民族与大和民族中的许多有识之士不都在反思自己的历史么！
　　在今天的中国商场上，明代中国奸商坑害商业对手和伙伴玩的那些把戏仍然重复着，还美其名叫拿别人的钱来做自己的生意。许多大小老板不准备还钱的念头远远早于要借钱的念头。签好的合同不执行，企业之间互相拖欠货款，商家拖工厂的货款，大企业拖配套企业的货款，商家之间相互拖欠，这些现象在中国的商场上比皆是。搞得一些大小老板，欲活不成，欲死不能。

　　一些国营企业和上市公司的老总甚至公开下达拖欠外部货款指标，并以此考核下属，还不知耻地认为这种卑鄙作法是二十一世纪的现代电子商务社会中个人能力的体现，并用学术名词把这称之为金融运作。（笔者顺便开个玩笑，在笔者几次碰到这种情况时，真想当一回倭寇好汉。）

　　这段因中国方面原因造成的倭患历史让我们知道一个道理：愚昧腐败，无诚信都可以导致战争，都可以给国家带来祸乱，给人民带来灾害，给自己带来杀身之祸。
　　当然我们已不知那些被倭寇捉住折磨致死的奸商和奸官们在临死前是怎么想的？我们也不知那些被处死的倭寇在临死前对中国的官奸商们和镇压他们的戚继光大人有哪些感想？但我敢肯定一点；是社会弊病加人性的弱点造成了人类本身的诸多不幸和痛苦。

　　我们的教课书和史书在谈到这一历史现象时，老是说倭寇可恶，可那些腐败的大明政府官员和那些为官从商的奸商和地方黑恶势力保护下的各类奸商们就不可恶了吗？
　　读过此文的朋友只要有点与读前不同的感觉，笔者的愿望也就满足了。
　　参考资料：
　　《国史资料集》
　　《中日交通史》木宫泰彦
　　《善邻国宝记》僧同风
　　《明史》"食货"五"市舶"
　　《明史》"日本列传"
　　《明史纪事本末》"沿海倭乱"谷应泰
　　《廿二史答记》"外番借地互市"海外诸番多内地人为通事赵翼
　　《风俗志》
　　《闽书》
　　《福州府志》
　　《世界通史资料选辑》周一良吴于廑商务印书馆
　　《论法的精神》《棍棒统治下的专制帝国》孟德斯鸠
　　后记：此文在互联网上流传后，有位叫老朱（朱志砺？）的朋友建议将其改名为《在历史中寻觅商业道德和政治智慧》。此名甚佳，特此致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