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 五十余篇有关生态、人文、历史、时评的文章

风来矣

思想上的白痴与太监

　　公元十世纪，南方有一个小朝廷,史称南汉。南汉的皇帝叫刘岩，建都广州，称兴王府。他有一套神奇的治国理论，认为一般人都有妻儿老小，既有妻儿老小，便有私心，便不能无私奉献自己于皇上，而太监"无鸟一身轻"，故只有太监最无私，没有后顾之忧，必死命效力。传位到他的孙子南汉王刘继兴，更下了一纸文件，曰：凡是朝廷任用的人，不管他是进士还是状元出身，一律要阉割，达到"赤条条来去无牵挂"的化境之态，方能当官。自此，在南汉当官的上至宰相下至七品芝麻官都是没鸟的。更有甚者，规定想考科举的都要先把"鸟儿"割掉。此可谓是太监文化的精品之作。有趣的是，南汉皇帝做了这个规定后，当官的人并没见少，可见，中国人对阉割实在是习以为常了，实行起来一点也没有操作上的难度。

　　在中国，太监文化并不一定要靠割"鸟儿"来体现，实际上，大多数时候，中国的太监文化是体现在思想的阉割上，中国的官员在肉体上往往是没有残缺的，反而比一般人通常要多出几十斤肉，然而，从本质上来说，他们个个还是个"阉人"。虽有鸟等于没鸟。

　　从隋唐特别是从明朝开始，中国的皇帝们便设计好了这个制度，想当官，先背四书五经，先学儒家思想。如果你背不来四书五经，不认同儒家思想，那你就不要参加科举考试了，这跟南汉实行的要参加科举考试得先把自己阉割掉要有什么本质的区别？差异无非在一个是精神上的阉割，一个是肉体上的阉割。这个阉割的本质与后果都是一样的，都是终身性的，而不是"过场"就算的。你看明清时代的官场只要是当官的哪个不是守着三纲五常？哪个敢说皇帝一句坏话？哪个敢拿孔子开个玩笑？哪个不是每天张口都是仁义道德？即使是在处理贪污事件也总是从道德败坏、违反圣训的教条出发。虽说中国的官人多是些口头上仁义道德，肚子里男盗女娼的家伙，但观其他们的一生，只要是在官场上混到底的，没人敢说一句自己的心理，没人能在思想上能突破官方意识的框框，可见，至少在他们的人生纪录上，他们思想是确实被阉割了！当官的"被阉"是决意走仕途时开始的,先是要背诵四书五经，得一个一个的去记，不仅如此，在宋明清时代，你对圣人的话也不能有自己的阐释，而是应该按照朱熹的解释去解释圣训，呜夫！朱熹确实是个人物，但别人也都是有脑袋的啊！呜夫！孔子，孟子也确实高明，但后世比他们高明的人自然有的是。怎能把每个人的思想都禁锢在这个圈圈里呢！

　　但中国官方就有这种爱好，全民族乐此不疲，直把中国搞得象思想上的白痴才罢休。他们把思想上的大统一看成是进行稳定统治的基石。他们品尝到了一言堂的爽处，殊不知，百花齐放也有百花齐放的妙处。而且更能达到平衡流动发展状态的稳定。比起死水一样的稳定，自然是技高一筹。历代的中国当官人，总象是上了贼船似的，只能按照贼人的规矩来办，按照贼道来办事。不过，问题是当官的不是一般的贼人啊！他们可是社会的精神领袖啊！他们的一举一行可是全国老百姓的模范啊！他们不敢逾越的思想框框老百姓更是没胆逾越了！影响所及，大家自然不自觉地成了思想上的白痴与太监。由此，一代比一代愚昧，一代比一代懦弱，一代比一代顽固不化。

风来矣

谁是"老百姓"？
吴志翔

　　谁是"老百姓"？这本来不成为一个问题。每天我们不断地听到这样的话："我一个小老百姓有什么用啊？"或者是："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官员们当然更是时常把"老百姓"三个字挂在嘴边。老百姓者，小民之谓也。

　　可是有一天我却忽然糊涂起来。
　　那天，某大型国企业保卫处一位即将退休的老乡跟我聊天，东拉西扯，说到他当年工作中的一件事，他脱口而出一句话："他们老百姓么，不懂政策……""他们"，指的是他费了一生时间"对付"的工人。听罢此言，我一时愣住。

　　谁是"老百姓"？为什么一个工厂保卫也会把自己与"老百姓"对立起来？"老百姓"这个我们一直习惯使用的概念，其指涉的范围（外延）是什么？其本质特性（内涵）又是什么？透过这三个字，传递出一种什么样的心态？这一话语背后又潜隐着一个什么样的权力结构？

　　如果说"老百姓"是指无权无势的人，那么一个工厂保卫有什么权势，为什么居然会置自己于老百姓的对面，而且心存轻贱？为什么一个已经发家致富的私营业主，也往往理所当然地把自己看成老百姓？

　　如果说"老百姓"只是指非国家公务人员，那么那种小公务员是不是老百姓？什么级别以上不算老百姓？不管什么级别的人，他在执行公务时是"非老百姓"，那么他在下班以后、在买菜的时候、谈恋爱的时候、喝酒聚会的时候、开家长会的时候是不是老百姓？

　　如果说"老百姓"是指没有政治身份的人，非党非干，那么，具有什么样的政治身份和社会地位以后，他才不算老百姓？他那个贩鱼或当着图书管理员的家人是不是老百姓？他那个身为民企董事长的儿子算不算老百姓？

　　我隐隐觉得，"老百姓"经常是作为某种体制化强势的对立面而存在的。也许用"相对弱势的个人集合体"来表述它比较接近"老百姓"的本意。
　　历史上，与有皇家血统的权贵（"皇姓"谱系）相比，所有的外姓文武大臣以至万千布衣草民都是"百姓"，被赐皇姓或受封为公侯者除外；可是与受朝廷任命、有职有权的各级官员相比，则所有在官僚体制外的工商农医学教乞及无业者（"民"）都是"老百姓"。一个小小的执仗审堂的公差虽然也可能收入菲薄生活清苦，但因为他身处那种权力体制内，所以在他眼里，"外面"的所有人都是"老百姓"，即使他是一个富裕的员外乡绅（当然，富裕的乡绅总是千成百计要渗透到权力体制之内去，儿子女婿当官或者与官员结成同盟，这样，他也就不再是一个平头百姓了）。前面提到的那位工厂保卫的感觉就如同公差。

　　如果这么理解：相对于官僚（姑且美其名曰"公务员"吧），所有权力体制外的非公务员都是老百姓；相对于企业所有人甚或经理人，则所有的消费者都是老百姓；相对于学校校长或教师，则所有的家长都是老百姓；相对于交通警察，则所有行车人和行路人都是老百姓；相对于新闻媒体从业者，则所有的读者都是老百姓……

　　还是要回到这个问题上来："谁是老百姓？"从某种意义上说，"老百姓"其实是不存在的，它并无确切的本质内涵，而只是遵循"家族相似"原则产生的结果。其意义存在于语境中。每个人在说到它时，并无明确所指，而更多的时候只是一种言说者的价值阐明，甚至只是情绪表达。

　　"老百姓"只是一种境遇的表达或诉求，只是作为某种姿态存在于特定的语境中。当你说"我一个小老百姓有什么用"时，它是一种弱势的姿态；当你说"一定要为老百姓办实事"时，它是一种关心群众用心工作的姿态；当你说"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时，它是一种所谓"平民化人性化"的姿态……

　　我们知道，每个人都不可能只拥有一种身份。比如，一个公务员既是消费者，又是驾车者，又是旅客，又是家长，还是某女子的情人……这些身份已经足以用来指称一个人，而它们并没有哪一个必然地会被"老百姓"这个概念统辖，那么，为什么会形成一个似乎指向明确、定义清晰、内涵处延稳定、且极具包容性的概念"老百姓"呢？为什么需要"老百姓"这个其实并无确切所指的"能指"？所有的人为什么都会毫无知觉地主动参与这么一个"能指的游戏"？

　　回答是：各有所用耳。
　　而我认为，这样的"用"是不利于公民社会的培育和个体精神的养成的。理由简述如下：
　　一，"老百姓"在被使用时始终是一个庞大的集合性概念，所有使用者都不可能通过语言直接抵达具体可感的个体。很多使用者借这个混沌、虚拟的庞大集体来自我安慰、壮胆，躲在它后面发牢骚、叹苦命，而极少人能够真正以一个完完全全的理应获得责权的个体直面现实。集群性的"老百姓"与具个体意志的"公民"是两个概念。

　　二，在使用这个语词过程中，有可能进一步强化国人奴性，弱化平等意识。当人们在说"我们老百姓"这个词时，他的意识中已然呈现出在价值等级或社会秩序中"高于"普通人的另一方（尤其是"官"），并且实质上已经认可了另一方"高于"自己的合理性，故这样的言说方式本身就隐含了价值度量，即贬"民"而褒"官"，人们骨子里"羡官"、"畏官"的奴性心理只会加强而不会变弱。而有些说着"你们老百姓"或"他们老百姓"的人，则更是心存对"老百性"的傲慢和轻贱。

　　三，"老百姓"这个概念虽无明确所指，但使用者皆有一种自我想象，并且想象中的这些人都具有"弱势的相似性"。其实这个词沿用到现在，已经基本上变成"弱者"的同义词了，可是使用者却浑然不知，并且会从对"老百姓"身份的自我认同和依赖中，养成一种弱者心态。

　　所以，我认为，为了真正建设公民社会，应该慎用"老百姓"一词。

风来矣

谁埋葬了北洋水师？？

　　在中国，连孩子都知道，是日本的联合舰队打败了北洋水师，是慈禧太后挪用海军经费造船舫，致使邓世昌的炮弹打不响！可是，金一南的军事随笔《军人生来为战胜》告诉我们：

　　就经费方面来讲，清政府投入海军的经费一点也不比当时日本投入的少！北洋水师从1861年筹建到1888年成军27年间，清政府一共投入海军经费一亿两白银，每年合计300万两，占年度财政的4%--10%。日本政府从1868年到1894年3月26年间共向海军拨款9亿日元，折合成白银才6000万两，每年合计白银230万两，相当于同期清政府对海军投入的60%！

　　就硬件装备方面来讲，无论从数量上看，还是从质量上看，北洋舰队的装备北洋舰队都不比日本联合舰队差！北洋舰队的装甲数量和质量都超过了日本联合舰队。当时，北洋水师与联合舰队铁甲舰方面的数量比是6：1，中国遥遥领先；非铁甲舰方面，8：9，日本略胜一筹。定远号、镇远号的护甲厚14寸，即使是经远号、来远号的护甲厚也达9.5寸。日本方面，即使威力最大的"三景号"舰，也缺乏北洋舰队这样较大规模的装甲防护。而北洋舰队的定远、镇远两艘铁甲舰综合了英国"英伟勒息白"号和德国"萨克森"号铁甲舰的长处设计而成，各装12英寸大炮4门，装甲厚度达14寸，堪称当时亚洲最令人生畏的铁甲堡式铁甲军舰，在世界也处于领先水平。就火炮而言，无论大口径火炮，还是小口径火炮，北洋舰队均占优势。200毫米以上大口径的火炮，北洋舰队与联合舰队的比例是26：11，我方遥遥领先；小口径火炮方面，北洋舰队与联合舰队的比例是92：50！只有中口径火炮方面，日本稍稍领先，中日比例是209：141！就平均船速说，日舰每小时比我舰快1.44节，优势似乎不像人们形容得那么大。清朝政府正是基于这种力量对比，才毅然对日宣战。

　　因此，仅从武器装备、经费投入等方面来看，日本联合舰队要战胜中国北洋舰队是困难的。但结果却是，庞大的北洋舰队全军覆没，日本联合舰队却一艘未沉！"巨额军饷堆砌起来的一流的海军不经一战，原因何在？"到底是谁埋葬了北洋舰队？金一南先生发问了。

　　一、
　　真正的战争，永远发生在战争开始之前！失败往往首先从内部开始。清政府没落的专制体制，由此而产生的腐败政治，进而在军队中形成的不良风气：置民族国家利益于不顾，曲意取宠，一味迎合，追逐个人利益，平日好大喜功，训练敷衍了事，演习弄虚作假，上下齐心协力搞歪门邪道，以及北洋海军的政治素质、道德素质、心理素质、军事素质的低下，军人的敬业精神和职业意识的缺乏等等，共同导致了北洋海军的溃败。

　　清政府的专制体制及其必然带来的政治和经济的腐败。在专制体制下，公私不分，朕即国家。老佛爷一个人的喜怒决定着一切。对个人的前途至观重要者，是等级出身，是对老佛爷以及上司的忠诚、老佛爷的欢心、顶头上司的欢心，并非个人的才华和正当的努力。这种体制限制人们通过正当合法的途径、靠真才实学获取功名前程，鼓励人们溜须拍马投机钻营搞歪门邪道。往往是，刚正之士失魂落魄，阿谀奉承之徒青云直上。这种鼓励邪气打击正气的机制，恰恰是一个民族开始溃烂的典型体现。从身居要位的历届海军大臣，到北洋舰队普通的一员，大家首先考虑的不是民族国家和军队的利益，而是个人的利害。久而久之，国家民族和军队的事情就成蜕变为个人获取利益的幌子招牌。上行下效，就会在全社会形成一种普遍的猥琐和鄙俗的风气，它们象瘟疫一样毒化着军队。再强大的部队，也难以抵御这种腐败的侵蚀。我们先看一下总理海军事务大臣醇亲王奕缳。他是光绪帝的生父。多年来，他考虑最多的不是海军的发展，而是其子（光绪帝）的安危。光绪尚未继位时，他曾经为太后修圆事两次上疏，两次廷辩，不惜失去官爵，在同治面前"面诤泣谏"，泪流满面地叩头申辩不已。但当其子（光绪帝）被立为皇帝之后，他就开始千方百计讨太后欢心，挖空心思挪用海军经费修园。他要用满足慈禧一切心愿的方法实现自己的心愿。腾挪经费造一个园子，既了却了太后的夙愿，讨得了太后的欢心，也让慈禧早日住进去"颐养天年"，让实际权力早日转移到其子（光绪帝）手中。这是一种既赤裸又深藏的交换，以海军换取光绪帝亲政。至于海军的发展，哪有"闲心"顾及！随着满族中央政权的衰弱，汉族官僚李鸿章等人纷纷崛起。他们办洋务、兴局厂、练新军，轰轰烈烈。在相当一部分满清权贵们看来，北洋水师就是李鸿章的个人资本。李鸿章兵权益盛，御敌不足，挟重有余，不可不防。因此，朝臣们为了削弱李鸿章，不惜削弱北洋海军！限制北洋海军就是限制李鸿章，打击北洋海军就是打击李鸿章。户部尚书翁同和，以太后修圆为借口，连续两年停止发放海军装备购置费，以限制李鸿章。后来恭亲王失势，李鸿章失去台柱，更加势薄力单。他不得不面对一个全新的政治考虑：与醇亲王以及各位满族潮臣和好，满足醇亲王挪用海军经费（实际上削减海军实力）的要求。总理海军事务大臣奕缳醇亲王欲以海军换取光绪帝的早日亲政，会办海军事务大臣李鸿章则欲借海军重新获得一片政治庇荫。就是这样一些人在掌握着北洋海军的命运！大家结党营私，蝇营狗苟，谁也不会将全付精力投入海军建设，更不要说全付财力了。1888年北洋水师成军以后，军费投资就越来越少。海军只是他们各自政治角逐中的筹码，谁还真正为海军的发展考虑？
　　金一南大声感叹：将如此之多的精力、财力用于内耗的民族，怎么去迎接外敌发出的强悍挑战！
　　二、
　　上行，下效。
　　鼓励狗才的体制中必然包含着排斥英才的事实。在这种体制中，大多数人都暗中削其锐气，按照狗才的标准来规约自己的言行，并积极为做一个取悦上司的"创造性的狗才"而努力。在这种体制中的民族国家和军队，纵有铜墙铁壁，最终也会被摧毁；纵有匹夫之勇，终究无力回天。

　　多种资料证明，北洋水师1888年成军以后，军风被各种习气严重毒化。当时的《北洋海军章程》有规定，总兵以下各官，皆终年住船，不建衙，不建公馆。可一旦教练琅威理离开，操练尽弛。自左右翼总兵以下，争挈眷陆居，军士去船以嬉。提督丁汝昌则在海军公所所在地刘公岛盖铺屋，出租给各将领居住，夜间住岸者，一船有半。而作为高级统帅的李鸿章，也对这种视军纪章程为儿戏的举动，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直到对日宣战前一日他才急电丁汝昌，官兵夜晚住船，不准回家。有备才能无患。而这样的军队如何打仗？

　　章程同样规定不得酗酒聚赌，违者严惩。但定远舰水兵在管带室门口赌博却无人过问；甚至提督也侧身其间。某洋人偶登其船，见到海军提督正与巡兵团同坐而斗竹牌。满清兵部所定《处分则例》规定，官员宿娼者革职。可一旦北洋封冻，海军岁例巡南洋，率淫赌于香港和上海。识者早忧之。在北洋舰队最为艰难的威海之战后期，来远、威远被日军鱼雷艇夜袭击沉的那夜，来远号管带邱宝仁、威远号管带林颖启就登岸逐声妓未归。靖远号中炮沉没时，管带叶祖圭已先离船在陆。

　　官员不能以身作则，军纪就失去了效益。士兵即使遵守纪律服从命令听指挥，也是出于无奈和应付，不会自觉和真心实意。规章制度形同虚设。这样，严明的表面掩盖着的是一盘散沙，全然没有集体凝聚力和战斗力。当时，北洋军舰上也实行"责任承包制"，公费包干，管带负责，节余归己。因此，各船管带平时把经费用在个人前途的"经营"和享乐，无暇对船只进行保养和维修。致远、靖远二舰截门橡皮年久破烂，一直未加整修，两舰中炮后速即沉没。英国远东舰队司令斐利曼特大发感慨:"中国水雷船排列海边，无人掌管，外则铁锈堆积，内则秽污狼籍；使或海波告警，业已无可驶用"（）。

　　打仗用的舰船不但不保养备战，反而为了个人私利挪作他用。军队参与走私，舰船常年不作训练，这已不是海军的个别现象。公家的舰船成为私人的财产：南洋号、元凯号、超武号兵船，仅供大员往来差使，并不巡缉海面。北洋以军舰走私贩运，搭载旅客，为各衙门创收，为自己赚取银两。

　　在这种体制下，大家都想方设法、捷足先登地榨取军队和国家。为了更好地榨取，结党营私，惟利是图。当时的海军大半是闽人。闽人之首刘步蟾则被人们称为实际上之提督者。真正的水师提督、淮人陆将丁汝昌孤寄群闽人之上，遂为闽党所制，威令不行。甚至在黄海之战后，有若干命令，船员全体故意置之不理，提督空有其名，令行禁止等于空话。刘步蟾等人还纠集闽人，驱逐督操严格的教练琅威理。即使广东督带邓世昌也遭刘步蟾等闽党嫉恨：致远战酣，闽人相视见死而不救。结党营私的本领真是天下第一！

　　由于只对上、对个别掌握着自己升迁的权势负责，而无须对下、对民族国家负责，因此，欺上瞒下，蔚然成风。平日里训练，弄虚作假，层层欺骗，邀功请赏。平日演练炮靶、雷靶，惟船动而靶不动。每次演习打靶，总是预先量号码数，设置浮标，遵标行驶，码数已知，百发百中。平日操练演习，不过虚张声势，取悦上司，应付视察，欺世盗名，加官进爵。不明真相者还以为自己强大无比、不可战胜呢！

　　还有一件事情令作者金一南先生无法解释：北洋水师发展到1894年大阅海军时，定、镇两艘铁甲舰主炮的战时用弹仅存三枚(定远一枚，镇远两枚)，只有练习用弹库藏尚丰！对此，李鸿章不是不知："鸿章已从汉纳根之议，令制巨弹，备战斗舰用"，但最终因为他"个人"内外交困，忙于政治周旋，因此正事一直没有落实。战争随时都有爆发的可能！军人时刻应该把战争放在首位，积极备战。但大战一触即发，却不见刘步蟾、林泰曾二管带向丁汝昌报告，也不见丁汝昌向李鸿章报告。为什么会有如此巨大的不可容忍的致命疏忽？责任谁来负？即使有人来负，又有谁负得起？

　　这样一只军队，这样一种军纪和作风，这样地腐败和糜烂，一旦打起仗来，如何不败？
　　三、
　　不败才是奇怪的。
　　先看布阵。当战场不再是操演场时，面对逼近的敌舰，北洋舰队首先布阵就陷入混乱。丁汝昌的命令是各舰分段纵列，摆成掎角鱼贯之阵。而到刘步蟾那里竟然变成了"一字雁行阵"。而实际战斗时的队形却又变成了"单行两翼雁行阵"。短时间内阵形如此变乱，说明了什么？即使如此勉强的阵形也没有维持多久，待日舰绕至背后时，清军阵列始乱，此后即不复能成型。

　　再看开战。战争一开始，平日缺乏现代素质的官兵在有效射距外慌忙开炮，定远舰刘步蟾指挥首先发炮，首炮非但未击中目标，反而震塌前部搭于主炮上的飞桥，丁汝昌和英员泰莱皆从桥上摔下，严重受伤。一炮之始北洋舰队就失去了总指挥！这场命运攸关的海战持续四个多小时，北洋舰队从始至终几乎在无统一指挥的状态下分散作战。刘步蟾、林泰曾二位总兵，无一人挺身而出替代丁汝昌指挥。在战斗将结束时，才有靖远舰管带叶祖圭升旗代替旗舰，而升起的却是一面收队旗！--收拢指挥残余舰只撤出战斗而已。再勇敢的士兵，无人指挥，又有何用？这就是平日严阵以待、训练有素的舰队？

　　再看战场撕杀。激战中落伍的日舰"比睿号"冒险从我舰群中穿过，我来远舰在相距四百米距离上发射鱼雷，未中。日本武装商船"西京丸"经过定远舰时，定远向其发四炮，又有两炮未中。福龙号鱼雷艇赶来向其连发三颗鱼雷，最近的发射距离为四十米，竟也无一命中！平日里演习不是百发百中吗？李鸿章不是夸耀北洋海军"攻守多方，备极奇奥"、"发十六炮中至十五"吗？战场上只有由硬件和软件联合构成的实力，没有虚假和侥幸！黄海海战中，日舰平均中弹11.17发，而北洋各舰平均中弹107.71发。日舰火炮命中率高出北洋舰队九倍以上！

　　对军人来说，很多东西仅凭战场上的豪壮是不能获得的。往往最为辉煌的胜利，孕育在最为琐碎枯燥、最为清淡无味的平日训练和中！金一南意味深长地说。
　　四、
　　真正的战争，永远发生在战争开始之前！军队平日腐败，战时必然要付出高昂代价。力图隐瞒这一代价，就要借助谎报军情。这也是北洋海军的一个特点。
　　丰岛海战，广乙号沉没，济远号受伤，北洋海军首战失利。但丁汝昌却报李鸿章，"风闻日本提督阵亡，'吉野'伤重，中途沉没"。
　　黄海海战，丁汝昌跌伤，舰队失去指挥，本因我方在有效射距外伧促开炮，震塌飞桥，奏报却成为"日船排炮将定远望台打坏，丁脚夹于铁木之中，身不能动"！丁汝昌还向李鸿章报称"敌忽以鱼雷快船直攻定远，尚未驶到，致远开足机轮驶出定远之前，即将来船攻沉。倭船以鱼雷轰击致远，旋亦沉没"。实则日方舰队中根本没有鱼雷快船！致远在沉没前也未曾"将来船攻沉"！此战北洋海军损失致远、经远、扬威、超勇、广甲等五舰，日舰一艘未沉。李鸿章却电军机处"我失四船，日沉三船"。

　　一场我方损失严重的败仗，却被丁、李二人形容为"以寡击众，转败为功"；而且"若非济远、广甲相继逃循，牵乱全队，必可大获全胜"。清廷也以为"东沟之战，倭船伤重"，"邓世昌首先冲阵，攻毁敌船"，"沉倭船三只，余多受重伤"给予大力褒奖。一时间除参战知情者外，上上下下多跌进自我欣慰的虚假光环之中。不能战，以为能战；本已败，以为平，或以为胜！北洋报沉的日舰后又出现在围攻威海的日舰行列中。但直至全军覆灭那一天，我军谎报军情未曾中止。1894年11月，镇远舰在归威海港时为避水雷浮标，误触礁石，"伤机器舱，裂口三丈余，宽五尺"；管带林泰曾见破损严重难以修复，深感责任重大，自杀身亡。这样一起严重事故，经丁汝昌、李鸿章层层奏报，就成了"镇远擦伤"，具体是"进港时为水雷浮鼓擦伤多处"。以至清政府真以为如此，下谕旨称"林泰曾胆小，为何派令当此重任？"谎报军情，使作战计划都发生改变。1895年2月，左一鱼雷艇管带王平驾艇带头出逃，至烟台后先谎称丁汝昌令其率军冲出，再谎称威海已失。陆路援兵得讯，撤消了对威海的增援。陆路撤援，成为威海防卫战失败的直接原因。

　　艰难的处境最考验军队。北洋海军在威海围困战后期，军纪更是荡然无存。金一南先生写道：
　　首先部分人员不告而别。"当时医院中人手奇缺，…盖中国医生看护，多于战前离去，自谓文员不属于提督，依法不必留等语"；"北洋海军医务人员，以文官不属于提督，临战先逃，洋员院长，反而服务至最后，相形之下殊为可耻"。

　　其次是有组织、携船艇的大规模循逃。1895年2月7日，日舰总攻刘公岛。交战之中，北洋海军十艘鱼雷艇及两只小汽船在管带王平、蔡廷干率领下结伙逃循，开足马力企图从西口冲出，结果"逃艇同时受我方各舰岸上之火炮，及日军舰炮之轰击，一艇跨触横档而碎，余沿汀西窜，日舰追之。或弃艇登岸，或随艇搁浅，为日军所掳"。一支完整无损的鱼雷艇支队，在战争中毫无建树，就这样丢尽脸面地毁灭了。

　　最后更发展到集体投降。"刘公岛兵士水手聚党噪出，鸣枪过市，声言向提督觅生路"；"水手弃舰上岸，陆兵则挤至岸边，或登舰船，求载之离岛"；"哨兵已不在岗位，弁卒多离营垒"；营务处道员牛昶炳请降；刘公岛炮台守将张文宣被兵士们拥来请降；严道洪请降；"各管带踵至，相对泣"。众洋员皆请降。面对这样一个全军崩溃的局面，万般无奈的丁汝昌"乃令诸将候令，同时沉船，诸将不应，汝昌复议命诸舰突围出，亦不奉命。军士露刃挟汝昌，汝昌入舱仰药死"。

　　官兵"恐取怒日人"而不肯沉船，使镇远、济远、平远等十艘舰船为日海军俘获，喧赫一时的北洋舰队就此全军覆灭。
　　只敢露刃向己、不敢露刃向敌。北洋军风至此，军纪至此，不由不亡。亲历战斗全过程的洋员泰莱，对这支舰队评论如下:"如大树然，虫蛀入根，观其外特一小孔耳，岂知腹已半腐"。

　　到底是谁打败了北洋水师？
　　军人生来为战胜。不错。但要战胜敌人，首先必须战胜自己！

风来矣

穷人是幸福的绝缘体吗？

　　"不做欲望的奴隶，要做梦想的主人。"我想说，任何一位能让自己的视线越过某些世俗标尺的人，都有理由心怀骄傲。因为，遮蔽你未来的是欲望，而照亮你前程的，是梦想。

　　几个朋友在一起聊天，其中一位谈到"精神生活的贫乏"这些酸词时，座中好几位"工作不错家庭不错心情也不错"的女士忍不住嗤之以鼻。一位颇有名气的电台主持人用她悦耳的声音说："要什么精神生活？怎样才算有精神生活？我觉得有品位的生活才与精神有关，而优雅的品位是建立在物质基础上的。"另有几位则嘲笑道："你的话也许不错，但这话不该由你来说，而是应该从比尔·盖茨这样的巨富嘴里冒出来才有说服力。你没钱，'精神'就是你的一块遮羞布，太老套，也太酸了。同样穿一双布鞋，人们在你脚下看到的是穷酸、寒碜，可在有钱人脚下却看到了朴素甚至时尚。"

　　道理谁都明白，但在不同的语境里阐说道理的角度就会很不一样。有些本来遮遮掩掩低声下气的东西(物质性收入、消费享受等)变得理直气壮甚至趾高气扬起来，而另外一种与之相对峙的、本来似乎天经地义的价值维度(其关键词是"精神")则变得越来越不自信，越来越灰头土脸。比如，一般我们认为，个性是通过读书、思考等精神活动实现的，但在现代消费社会中，早有论者认为只有通过消费才能达到个性的实现(鲍德里亚)。美国一位广告大师也不断地提醒人们：消费享乐是道德的，在享乐中人能够更自由地实现自我。

　　于是也就可以理解，为什么人们会认为"只有拥有物质的享受才可能获得精神的愉悦"。下雨天，你穿着雨披骑着自行车赶去上班，你呼吸着刺鼻的尾气，透过眼镜的视线被雨水打得模糊，而驶过你旁边的汽车却溅得你一身泥水。当你宣称你比坐在汽车里的那个听着Wonderland(《仙境》)音乐的家伙更有一种幸福感时，估计很难相信会有人相信你。

　　钱钟书先生早就说过，其实任何快乐归根到底都是精神性的。消费所带来的自由快感、舒适所带来的自在安闲、拥有所带来的虚荣满足，哪一样不是精神享受？所以，甚至"精神"本身也已开始悄悄地哗变了，它开始投靠到"物质"的怀抱里了。那位思想深刻的卡尔·马克思也说过这样的话："谁要是经常亲自听到周围居民因贫困压在头上而发出的粗鲁的呼声，他就容易失去美学家那种用最优美最谦恭的方式来表述思想的技巧。"似乎一切都在证明，幸福快乐与收入偏低的穷人无缘。

　　真是这样吗？事实绝非如此。我们经常可以听到许多月收入不足千元的餐厅服务员迸发出欢快的大笑，但从许多似乎什么都不缺的人脸上却难得看到温暖的表情；当一个老农民收获到一个特别大的红薯时，他内心那种纯粹的喜悦大概要远远超过某位白领因为信用卡里的数字增加了几千而产生的快乐；那些辛苦工作着的卑微的人群有着令人艳羡的好睡眠，而深夜酒吧里总是坐着一些工作生活条件优越得多、可是内心孤独寂寞的失眠者。难道上帝的公平就体现在这里？许多人自己也在发出疑问：到底怎么啦？为什么不快乐？

　　因为物质化生活是柄双刃剑，这种生活在不断满足各种欲念的同时，也慢慢地侵蚀着人感受最基本幸福的能力。不妨这么说，物质欲念主导下的幸福感是异化的、虚幻的。心理学大师弗罗姆认为，并不是说拥有很多财富的人才富有，从心理学角度讲，担心损失某样东西而焦虑不安的守财奴--不管他拥有多少财产，都是穷困的、贫乏的。那位亲身体验了隐居生活的梭罗则把一种看起来阔绰的人视为"所有阶层中贫困得最可怕的"，因为"他们给自己铸造了一副金银的镣铐"。他并没有因为钱比别人少而自叹不幸，"他们因为他们的晚餐价昂而自傲；我因为我的晚餐价廉而自傲。"他是一个在精神上富足的人。当他这么说的时候，没有自卑，也不是自慰；而是真的，他比许多只知追逐金钱利益者活得更有味道，更像诗意的栖居。

　　清贫不是美德，但安守清贫并能自得其乐是美德。匮乏不值得称道，但在匮乏中仍能保持尊严并在进取的过程中体验快乐是值得称道的。我不想说教，因为尊崇何种价值是个人选择的事，我只想说，金钱收入不应该是衡量个人价值的惟一尺度，也不是最重要的尺度。当然它与幸福与否也不具有必然的正相关性。在我们这个社会的语境里，应该恢复一个人享受与金钱之类无关的精神愉悦的合法席位。当他说"我不是很有钱，但是我很充实、很快乐"时，应该是自信的，甚至带一点优越感。而装作很有生活智慧的讥讽者，可能恰恰是头脑狭隘的表现，他们值得怜悯。因为他们没有能力去体验真正的快乐，那种创造力奔涌的欣喜和愉悦，那种沉醉于诗性空间的适性得意，他们是真正沦陷于无聊和倦怠的贫困的人。

　　"不做欲望的奴隶，要做梦想的主人。"这是我经常说给自己听的一句话，也可以送给所有人。尽管在别人眼里境遇未必佳，但这么去想问题，会感觉眼前开阔许多，不会因为小小得失而心烦意乱。我至今还记得王小波在一篇随笔里说过的话："学生是穷人里最趾高气扬的一种，虽然穷，但是前程远大。"我想说，任何一位能让自己的视线越过某些世俗标尺的人，都有理由心怀骄傲。因为，遮蔽你未来的是欲望，而照亮你前程的，是梦想。

风来矣

七十五年前的"废除中医案"事件

　　实际上，一般的读者恐怕不甚了解，中医之争绝不是一个新的话题，早在约75年前，中医就掀起过一场轰轰烈烈的大风波，这就是1929年的"废除中医案"事件。
　　近年来，关于中医的生存和发展、中医科学化、中西医结合关注和讨论都很多，而且这种讨论不限于医学界内部，而是与现代与传统、科学与非科学等话题纠缠在一起。本报今年7月4日曾就这个话题做过报道。实际上，一般的读者恐怕不甚了解，中医之争绝不是一个新的话题，早在约75年前，中医就掀起过一场轰轰烈烈的大风波，这就是1929年的"废除中医案"事件。近日，社科院近代史所的左玉河先生对这一事件的前因后果、历史意义进行了全面的考证，本报特约请左先生撰成此文，以供关心中医问题的读者参考。

　　晚清时期，西方医学大规模输入中国。以解剖学、生理学、病理学、细菌学、临床诊断学为特征的西方医学，显然是以阴阳五行、五运六气、寸关尺为理论基础的中国医学无法抗衡的。西方医学作为"新学"重要科目纳入新式教育体制后，西医教育、西医理论及西医从业人数均呈迅速发展之势。到20年代初，西医队伍基本形成，西医势力迅速扩大，逐渐成为足以与中医相抗衡的力量。原本统一的医界，遂分为中医与西医两大"疆界"。

　　中西医学毕竟属于两种异质医学体系，并存局面必然导致两者间的对峙与冲突。在五四新旧思潮激烈冲突中，知识界批评中医愚昧落后之声日渐高涨，西医界也公开与中医界决裂，医药界形成了泾渭分明的两大对峙阵营。1916年，余岩（余云岫）撰写《灵学商兑》，率先对中医基础理论进行系统批评；1920年，余氏发表《科学的国产药物研究之第一步》，得到了杜亚泉、恽铁樵的回应，引发了1920年初关于中医理论之争。但无论是1920年的余杜之争，还是1922年之余恽之争，均局限于学理上的探讨，并没有扩散到学界之外。

　　1925年中医界谋求将中医纳入学校体制，却因受西医界抵制而流产。此事导致中西医界关系迅速恶化，两大阵营间水火之势渐成。西医界称中医为旧医，称自己是新医，将中西医之争视为是"新旧之争"，先进与落后之争；而中医界称自己为国医，称西医为西医，将中西医之争视为"中西之争"。中医界对西医的攻击难以冷静与客观，而西医界之激进人士对中医界之批评更近乎苛刻。双方讥讽之言与谩骂之词日趋激烈。故1925年以后，中西医界的争论，逐渐由学理讨论泛化为意识形态争论。在西医界看来，中医不管是其理论还是其实践，均不能成为科学研究的对象，而是科学的对立面。中医被等同于迷信与巫术，行医者是"依神道而敛财之辈"。中医成了阻碍进步、阻碍改革的罪魁祸首。而中医界对于西医界的反击之声也不绝于耳。双方难以忍受指责，难以再平等、公正、冷静地研讨学理。在中医界看来，中医理论上尽管有缺失，但却有治疗的实效，并非如西医指责的那样落后迷信。而在西医界看来，中医已经固步自封、不可救药，必须加以废止。在科学主义高扬的思想背景下，难以为近代科学所证明的中医，同样难以在科学上找到依据，因而也就不具备合法性。学理上不具有科学性，自然在现实中就缺乏生存合法性。于是乎废止中医，便成为合乎逻辑、合乎时代潮流之事。

　　1929年2月，国民政府卫生部召开第一届中央卫生委员会。围绕着"废止中医"问题，余岩、褚民谊等人先后提出了四项相关议案。其所列废止中医之具体办法，将目标锁定在根除中医之生存基础上：尽管不立即禁绝中医，但通过中医登记，听任年老中医其老死，不准办学而使中医界后继无人，以达到中医自然消亡之目的。这种釜底抽薪之策，真可谓老辣而阴狠。

　　考虑到余岩提案过于激进，中央卫生会议最后通过之废止中医案---《规定旧医登记案原则》，其实施办法则显得和缓许多。该议案规定了废止中医之三条原则："甲：旧医登记限至民国十九年为止；乙：禁止旧医学校；丙：其余如取缔新闻杂志等非科学医之宣传品及登报介绍旧医等事由，卫生部尽力相机进行。"这便是著名的"废止中医案"。

　　尽管如此，议案一旦实施，中医之废止便仅仅是时间问题了。也正因如此，中央卫生会议所通过的议案及余岩之提案公布后，立即遭到了以陈存仁、张赞臣为代表的上海中医界的强烈反抗，也引起社会各界的强烈反响。

　　中医界之抗议举动，得到了上海各大报馆的同情。从3月初开始，中医界开始在上海《新闻报》、《申报》上发表在上海召开全国医药团体大会之通告、通电。这些报社也陆续发表社评，给予舆论支持。上海其他社会团体也予以支持和声援，尤其是商联会及国货会之通电，对卫生部及中央卫生会议猛烈抨击，促其收回成命。

　　上海中医界之抗议、抗争举动，引起了社会各界之关注。废止中医问题，已经不是简单的"学理讨论"，而成为一种令人关注的"社会问题"；也不仅仅是医界内部之争论，而是社会上议论之话题。天津、杭州、苏州、南京等地中医界纷纷发表通电，支持上海中医界抗争举动，派人参加全国医药团体大会，并致电国民政府卫生部，请求取消决议案。

　　中医界反抗废止中医案，一开始便不与西医就中医优劣问题作学理上的讨论，而是逐条批驳余岩等人废止中医之理由，并将中医存废置于政治意识形态层面进行论辩。3月11日，上海医界春秋社等8团体发表通电，指责余岩利用卫生部和中央会议等行政手段，打压中医界，将其废止中医上升到"摧残国粹学术"的高度。他们一再申明，"中医自有中医诊断之法，勘定病别之类，"并非"巫祝谶纬之道"。针对余岩在提案中指责中医"反动"之语，中医界声称中医完全合乎三民主义，是"极端之极端的民生主义"，是"极端之民族主义"。这种驳难，显然已非学理争论，而是意识形态化之政治攻击，是将中医存废问题提升到是否拥护三民主义的政治层面，争取政治上之优势。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中医界反而指责西医界废止中医乃违背三民主义之举，并喊出了"打倒余汪提案，就是打倒帝国主义"等政治性口号。

　　与废止中医关系密切的还有药界的"饭碗问题"。故中药界与中医界始终统一行动、团结合作。同时，废止中医药，涉及到了全国各地数百万中医药从业人员的生计问题。中药材之销售额，每年数以亿元计，在经济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中医若废，全国中医药从业人员包括中医师、药商、药工、药农便失去生计，政府也失去大笔利税收入。同时，由于国产西药无法满足需要，只能大量依赖进口，增加贸易逆差，给中国经济带来沉重负担。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中医界明确打出了这样的旗帜："提倡中医，以防文化侵略；提倡中药，以防经济侵略"；公开宣告提倡中医中药之目的是："促进健康，强种强国，维护民权；职业自由，扫除障碍，张吾民权；发挥天产，推销中药，富裕民生。"

　　中医界对废止中医案所进行之规模宏大的抗争，同样"刺激了上海的西医界的反感"。西医界激烈主张废止中医之代表人物余岩、汪企张、胡定安等，纷纷在各大报刊上发表废止中医之言论，回应中医界的批评。中西医界围绕中医存废问题展开之论争，互相攻讦讥讽，互相指责警训，充满了火药味，并上升到政治意识形态的层面。

　　3月17日，上海中医界发起的全国医药团体代表大会如期举行。大会宣言对西医界操纵中央卫生委员会，藉其参政之势力摧残中医的做法进行了猛烈抨击，强调"中医之真价值，决不在西医之下"，并明确了此次抗争之具体目标："消极的据理请愿政府，迅撤消原案并惩戒提案人余岩；积极地努力书报刊物，广设医校医院以及一切求学术之改良进步，为民众之健康皆有具体计划，非孜孜为个人之生活计也。由此目标协力进行，不达目的誓不中止。"为了将抗争进行到底，大会推选谢利恒、随翰英、蒋文芳、陈存仁、张梅庵组成赴京请愿团，张赞臣、岑志良为随行秘书，分别向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国民政府、行政院、立法院、卫生部、教育部等单位请愿，要求撤销废止中医提案。当天晚上，请愿团在各地来沪代表的欢送下登车赴京。

　　至此，全国中医界为保存中医而进行的生存抗争，已经成为国民政府需要注意及应对的政治问题了。
　　由于废止中医案是南京国民政府卫生部主持召开的中央卫生会议讨论通过的，故中医界奋起抗争后，除了将矛头直接对准西医界并发生激烈论争外，自然也将抗议矛头指向了卫生部。面对全国中医界发起的强大舆论压力，卫生当局采取了息人宁事之法，以便平息纷争。

　　3月20日，中医请愿团从上海赴南京。21日到达南京后，请愿团向国民党三全大会、中央党部、行政院等处请愿。当时，国民政府内部对中医存废问题意见并不统一。以汪精卫、褚民谊为代表之部分政要主张废止中医，而以谭延闓、于右任、林森、陈果夫、焦易堂等国民党政要，则主张保存中医，并对褚民谊之举非常反感。而卫生部长薛笃弼，则作为冯玉祥的心腹，本身对中医存废并无定见。故中医请愿代表采取了相应策略：争取得到主张保存中医之国民党元老的支持，将工作重心放在国民政府五院院长和中央党部方面，而对卫生部则暂不理会。这一招果然奏效。谭延闓、张静江、李石曾、于右任、林森、戴季陶、陈果夫等国民党要员，均对中医有好感，对属于汪精卫一派的褚民谊倡议废止中医举动颇为反感。

　　中医界掀起的全国性抗争活动，引起了全社会的关注，也影响着社会安定与政府威信。刚刚统一全国之南京国民政府，不愿意因为一些无关紧要的事件而引起社会较大之动荡。故当中医界掀起大规模抗争后，国民党多数政要对西医界利用中央卫生会议废止中医案之举异常不满。处于风头浪尖上的薛笃弼，自知在国民政府中地位的尴尬，急于化解与中医界的冲突，将这场风波尽快平息。故他一再公开表示并无废止中医之意。他向请愿代表当面表态："我当一天部长，决不容许这个提案获得实行。"不久，请愿团收到国民政府文官处批示：撤消一切禁锢中医法令。

　　这次中医请愿活动之成功，除了中医界团结力争外并造成浩大声势外，显然与国民政府政治派系间的矛盾有一定关联。以谭延闓、于右任、林森、陈果夫等人为代表的国民政府元老派，不仅对汪精卫、褚民谊一派反感，而且对冯玉祥、薛笃弼等地方实力派同样反感。中医界利用其矛盾，依靠政府之元老派力量而攻击主张废止中医之汪派、冯派，从而使冯派控制之卫生部屈服。故中西医间的矛盾与论争，不仅从学理层面扩展到文化层面，进而扩展到社会层面，甚至还扩展到政治层面。不仅中西医争论逐渐意识形态化，而且中西医争论开始卷入了政府各政治派系间的矛盾及政治漩涡中。如果说这次中医存废之争开了医药界"依傍"政治势力互相攻讦之先河的话，那么此后中西医之间的争斗，都具有较为浓厚的政治化色彩，暗含着政治派别互相争斗的内涵。如此一来，中西医间之论争，更难为冷静客观之纯粹学理讨论。

　　中医界之抗争及请愿活动，迫使中央卫生会议通过之"废止中医案"取消，中医药重新获得了生存机会和空间。从表面上看，这似乎是中医界取得了重大胜利。但实际上，中医之生存危机并没有消除。不仅西医界及政府轻视、歧视、排斥、打击中医的政策并未根本改变，政府及西医界对中医的打压之势亦未根本减弱，而且中医界谋求10多年的将中医学校纳入学校课程体系的努力并未能实现。当中医请愿代表返回上海仅仅一个月，国民政府教育部便发出布告，通令中医学校一律改称传习所。不久，为西医把持之卫生部亦通令将中医医院改为医室，并禁止中医参用西法西药。故又引发了1929年12月的第二次抗争风潮。中医代表再次赴京请愿。随后，中医药界集会、抗议、请愿、游行、罢市、绝食，为中医药之生存延续而斗争风潮，不绝于耳。

　　余岩为代表的西医废止旧医之最重要理由，乃为中医不合近代科学。在科学主义高扬的时代洪流中，只要中医理论在科学上没有根据，中医理论不能以科学来解释，也就无法得到科学的承认。得不到科学承认的中医，其存在的合理性、合法性便会受到怀疑，中医的生存危机便难以得到根本消除。故此，在围绕中医存废之论争中，中医不合科学之特性已被充分揭示出来，政府及西医界以中医需要改良、中医需要科学化为由，向中医界施加强大压力，迫使中医向科学化迈进。即使是那些不赞同废止中医者，也多主张中医应该改良、整顿、革新，应该科学化。经历了此次生死抗争的中医界不少有识之士，也意识到中医革新、中医科学化的迫切性。

　　这样，在这次生存抗争中幸存下来的中医界，为了谋求自身之生存，不得不开始对中医理论进行革新和改良，不得不接受中医科学化主张，自觉地进行中医科学化尝试。同时，西医界在这次论争中尽管未能达到废止旧医之目的，但却迫使中医自身进行改良，并开始走上科学化道路，未尝不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胜利。

　　中医科学化的实质，就是用近代西方科学方法及科学原则整理中医理论，将中医纳入到近代科学体系中。因中西医学分属两个性质不同之知识体系，用西医方法和近代医学标准促使中医科学化，未必是中医的真正出路。故后人对中医科学化之得失褒贬不一。但在科学主义盛行之年代，中医为了寻求生存与发展，还有另外更好的道路可以选择吗？

来源：中华读书报

风来矣

那天217个中国人丢了中国的脸

　　说实话，这个故事真的不打算说出来，毕竟家丑不宜外扬啊。就在前几天，我整理柜子的时候又找出了那个沉甸甸的包裹，这次是真忍不住了，我觉得我没有权利隐瞒这些。
　　那还是2003年的10月3日，全国人民放大假，我猫在家里写一篇关于战争方面的东西。那天下午被一个MM拉着去天安门看花展。想想，去吧，没准今年的花展会有点新花样呢。

　　我们两个坐地铁，没多长时间就到了地铁天安门西。走上地面，豁然开朗，人头攒动，至少有个十几万人在天安门广场上。不过那天的花雕和模型还是很不错的，我们逛了一会，再看表，已经五点多了。

　　这时人越聚越多，很多人都等着看降旗，既然来了，就也看看吧。我们两个就伸长了脑袋也在人群里面等。不知过了多久，左脚支撑换成右脚支撑，再换成左脚支撑，然后仪仗队走了出来，降旗很简短，只看见前面黑鸦鸦的脑袋。

　　降旗结束了，我们两个打算向回走，突然地上醒目的颜色刺了我一下，地上被扔着的是一面游人手上经常拿的纸质国旗。那面国旗就那么躺在地上，无数的中国人从上面踩过去。已经不记得当时我是怎么想的了，只是觉得国旗就这么躺在地上，就这么被中国人自己踩，就这么躺在天安门广场上被中国人自己踩实在有点不妥当。

　　于是，我走过去，弯下腰，捡起了那面被中国人自己踩的有些残破的国旗，这是第一面……
　　紧接着，我在不足五米的地方发现了第二面被扔在地上的国旗，这面残破的更严重，于是我又捡了起来。
　　事情到这儿才刚刚开始，接下来的是，我和那个MM发现了第三面、第四面、第五、第六……残破的国旗、丢弃的国旗、被国人践踏的国旗。
　　有的国旗上面记了什么电话号码，有的被人摊在地上垫屁股，有的被踩的支离破碎，有的被……触目惊心和惊人的麻木。
　　有个小孩对我手上成把的红旗产生了兴趣，当我站在她傍边的时候问她的妈妈，我的手里是什么？那个年轻的母亲是这么告诉她的孩子的，那个人是捡破烂的民工，手里拿的是破烂。破烂？破烂！破烂……

　　我假装没有听见，因为我怕忍不住打女人。
　　在过去的一百年中，无数的中国人为了摆脱屈辱，为了这个民族可以坚强的站立而献出了生命，他们为什么？是为了这面红旗。在过去的一百年中，无数的中国士兵浴血奋战，出生入死，他们用意志和钢铁较量，他们用刺刀，用勇气，用冲锋，用坚强打败所有企图主宰我们的人。无数的中国人，用平型关嘹亮的冲锋号，用堵住地堡时胸膛弹孔喷射的热血，用朝鲜三八线踩过敌人头盔的草鞋，用金门决不低头轰鸣的炮声，用喜玛拉亚山脉印军绝望的惨呼，用刺进越军身体的刺刀告诉这个世界，那个中国人引颈待戮的年代已经过去了……

　　此刻这些阵亡的灵魂就这么盯着我，盯着我捡起那地上凝结着他们热血的一面面红旗，此刻那些尽职的中国人也在盯着我，盯着我捡起那地上浸透他们汗水的一面面红旗，此刻那些为国家付出艰辛的运动员也在盯着我，盯着我捡起那地上曾经飘扬在无数国家、无数体育场上的红旗……

　　那天，我共计捡起了217面红旗，那天在天安门，共计有217个中国人丢了中国的脸。

风来矣

"明君"之死：崇祯悲剧启示录


　　1644年3月19日晨，崇祯皇帝朱由检在遣散了三位皇子后含泪下诏，后宫众妃嫔统统自裁，随后他持剑巡视后宫，亲眼看着皇后和妃嫔们一一自杀，当他巡至寿宁宫时，他最疼爱的年仅16岁的长平公主向他求救，朱由检突然悲怆的大吼一声"你为什么会生在我家"，举剑刺死了"掌上明珠"，此时，李自成农民军的喊杀声由远及近，翻墨般的黑云重重地笼罩在紫禁城上空，朱由检踉踉跄跄的爬上媒山，吊死在寿皇殿旁的槐树上，时年仅34岁。

　　许多人都把崇祯的失败归结于农民起义和盘踞于满洲的后金势力，这点不假，它们的确是推动崇祯朝历史变迁的直接力量，但是，人们也知道，不管多儿衮和李自成存不存在，大明王朝的气数已是油尽灯枯了，多尔衮和李自成只不过是压在骆驼背上的最后两根稻草罢了，清朝康熙朝时的名相张廷玉在《明史.流贼传》中曾这样评价崇祯："呜呼！庄烈非亡国之君，而当亡国之运，又乏救亡之术，徒见其焦劳瞀乱，孑立于上十有七年。而帷幄不闻良、平之谋，行间未睹李、郭之将，卒致宗社颠覆，徒以身殉，悲夫！"，王朝更迭的不可违之命就这样像抓阄一样抓到了崇祯的头上，他的悲剧命运就在于他不仅无法以一身之躯来阻止社稷颠覆之势，而且历史所能给予他的时间和空间也注定他成为不了一位中兴之主。

　　崇祯17岁登基，从明熹宗的手上接过了千疮百孔的大明王朝，他并非昏庸无能之辈，亲政之初即采取韬光养晦，以守为攻，怀柔和麻痹权臣的策略，待政权根基稳固之后，步步为营，稳扎稳打，终以漂亮干练的手法解决了客魏（客氏和魏忠贤）集团，其政治手腕之娴熟，行政调动能力之强堪与清圣祖康熙扳倒权臣鳌拜之手法相提并论，他勤俭自律，清心寡欲，励精图治，勤勉和贤能超过了历朝历代的帝王（当然也有人说他生性多疑，刚愎自用，贪财小气以至于富而亡国），但是，无论如何，他是无法改变在他之前漫长的近乎荒唐的历史，277年的明朝历史，除了太祖朱元璋、成祖朱棣以及仁宣时代外，明朝的皇帝可以说是黄鼠狼下崽，一窝不如一窝，有好大喜功，被瓦刺俘虏差点亡国而又两度登基的明英宗朱祁镇，有经常溜出宫门调戏良家妇女，荒嬉无度，近乎变态的武宗朱厚照，有替自己父母争名份而与大臣誓不两立，打了多年口水仗的世宗朱厚熜，有几十年不理朝政，几十年不任免官吏的神宗朱翊钧，有为了荒淫无度而吞食红丸以致暴毙而亡的光宗朱常洛，有沉迷于作木匠，迷恋自己乳母而不问朝政的明熹宗朱由校，更为荒唐的是在位长达45年的嘉靖皇帝竟迷恋于用年轻貌美的宫女作其长生不老的丹药，以至于被忍无可忍的宫女们试图勒死于龙床之上，荒唐的历史同时还孳生出诸如王振、曹吉祥、刘瑾、江彬、钱宁、谷大用、严嵩、魏宗贤等几十位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奸佞之臣，若按奸臣数量排列，明朝当列诸王朝之首，一句话：整个二十五史，没有像明朝这么胡闹的朝代。

　　清末李鸿章曾有一句"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名言为时人之首肯，但是，依我之见，这个变局的序幕不是在咸丰、同治之年拉开，而应早在崇祯吊死媒山的1644年，在此五年之后，英国发生了以克伦威尔为领袖的资产阶级革命，率先拉开了宪政共和或者说准宪政共和的序幕，而沙俄也即将迎来"彼得大帝"亲近西方和学习西方的时代，这个曾被蒙古族统治达600年之久的国家也开始了雄心勃勃的扩张之路，向北要打开波罗的海出海口，向西南要打开地中海出海口，向南要向封建中国这块肥肉动刀。

　　崇祯朝无疑是中国历史的一个分水岭，破产的封建中国与涅磐的西方文明之间的分水岭，在它之后的中国没有迎来一个崭新的时代，迎来的却是一个既往封建王朝的拷贝件，而紧随其后的康乾盛世也不过是给我们演出了一场封建盛世的绝唱而已。

　　正如我们之前所指出的那样，崇祯皇帝亲政之初首先要办的一件事情是铲除客氏和魏忠贤集团，为巩固政权扫平障碍，但是，此法对励精图治的历代帝王而言，并不新鲜，一是前朝的功过是非总需要有人来承担责任，另外，从权术上而言，打倒一批旧的，再扶持一批新的，更利于控制，而更为重要的是，抑制豪强和土地兼并，确保皇家在物质利益上，也就是说在"国民动员"上处于绝对的优势地位。这种治国理念自汉高祖刘邦始，历代帝王纷纷效法，谓之"王霸二道"，很类似于近代政治和外交中"胡萝卜加大棒"的意思，后朝帝王总结前朝帝王的得失总是基于此种理念：乱政和亡国皆因帝王大权旁落，汉朝的一代明君汉宣帝就曾因太子的柔韧和善良发出如此感慨：乱我政者，必太子也，因此，与欧洲的封建集权制不断削弱相比，中国的封建中央集权制呈现着不断上升的趋势，明末思想家黄宗羲在《原君》一文中曾一针见血的指出：（帝王）"屠毒天下之肝脑，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博我一人之产业，曾不惨然！曰'我固为子孙创业也。'其既得之也，敲剥天下之骨髓，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奉我一人之淫乐，视为当然，曰'此我产业之花息也'"黄宗羲反帝王的思想并不仅仅流于情绪的宣泄，而是试图用制度设计来对君主的权力进行制衡，但是这种制衡理念还仅仅停留于用宰相和内阁六部来制约皇帝权力的初级设计之上，历史的局限性使他无法再往前跨出一步，事实上，明末东林党人与阉党之间的如火如荼的党争之势非但没能削弱帝王的权力，反而从客观上更加巩固了帝王的绝对权威。

　　对于明末江南的纺织业中是否已萌发一些带有资本主义性质的新的生产关系萌芽的结论，虽然史学家和经济学家们还存在着很大的争论，但是，不争的事实是，在地主与农民之间、官僚集团与工商业者之间业已存在着一种很类似于同期欧洲的复杂而微妙的互动关系，即使在北方的山西商人也得益于明王朝"开中制"和"开中折色制"而在边塞贸易中崛起起来，现代商业组织的雏形也已显现，明初的大移民更是极大的推动了这种商业网络的编织和形成，如果当权者真能顺应潮流，因势利导的话，新的商业文明的破茧而出应该是顺理成章的事。

　　于万历十年(1582)七月抵达中国的意大利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应该是西方科技世界与封建中国亲密接触的第一人，其所进献的自鸣钟、《万国图志》等方物，使明神宗朱翊钧龙颜大悦，西方天文、数学、地理等科学技术知识也伴随着他的到来而传至国内（欧几里德的几何原理便是由他口授，由徐光启编译的），当时的许多高官显要如士大夫沈一贯、叶向高、徐光启、李之藻、杨廷筠等精英人物都与其结交甚深，过从甚密，至于其他本土科学家们，也是成绩斐然，诸如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徐光启的《农政全书》，宋应星的《天工开物》，徐宏祖的《徐霞客游记》，方以智的《物理小识》等著作都反映了明末科技有了相当的进步，客观上来说，明末中国，官方及民间的科技创新能力还基本上与同期的世界潮流保持着一致的步伐，但是，遗憾的是，这种创新只局限于纯"智力"上的创新，僵化和封闭的"紫禁城"不愿也不敢让其与民间力量迅速结合起来，形成直接的强大的生产力，利玛窦只所以被封为钦天监，不是帝王们真想探索宇宙奥妙，纯粹是为了巩固其统治"求神问天，占卜命运"服务而已，所有科技成果的归宿最后都只有一条--束之高阁，昏庸自私的明神宗朱翊钧对于西方科技的兴趣仅仅局限于自鸣钟的"好玩"之上，而一旦利玛窦们开始涉足于传教事务中时，封建王朝的神经便开始绷紧了。

　　与崇祯同期的欧洲诸国也同样处于一个风雨飘摇和巨变的关口，与中国不同的是，在这个关口，一支新兴的力量开始在历史舞台上崭露头角，欧洲诸封建王朝已开始受制于基于跨国贸易之上而产生的新兴的财富阶层，各个海洋国家要想在强国林立的欧洲站稳脚跟，不得不一步步的依赖和鼓励这种阶层的存在和壮大，了解这一点，就不难理解为什么西班牙国王会支持意大利人哥伦布去寻找新大陆，并且屈尊与他签订了关于掠夺来的财宝按比例分成的契约，而中华帝国却会劳民伤财地派遣郑和去七下西洋，炫耀国威，终因耗费过大而不得不终止，从民间自发产生的先进西方一百年的造船和航海技术，也由于帝王惧怕"外通蛮夷"而被扼杀于襁褓之中，就在西方不知不觉为制度变迁进行铺垫地时候，中国的君主们包括勤勉的崇祯皇帝却殚思竭虑地巩固王权的统治，其它能对王权进行挑战的一切不稳定因素，诸如宗教、地方势力，工商阶层，海外贸易都牢牢掌控于王权之下，避免藩镇割据、尾大不掉，避免外通"异族"，避免权臣功高盖主一直都是历代君主治国方略中最紧要和最警惕的事情，在明朝之前，历朝历代还设有宰相之职，内阁六部以及宰相对皇权还有一些制约，而自朱元璋始，罢丞相一职，所有权力都集中于皇帝一人，甚至设立锦衣卫和东厂、西厂监视百官和江南士绅阶层，开特务政治和恐怖政治之先河，中央集权已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在这样的祖宗之法面前，勤勉有加的崇祯皇帝从其先辈那里所能继承的治国智慧也只能局限于宫廷政治上的翻手为云，覆手为雨，至于其他的经天纬地之才，便乏善可陈了，他本想与民休息，发展生产，但是，巨额的战争费用和臃肿官僚体制的耗费无度，都使任何"慈悲"政策转眼之间变为"苛政"，面对民不聊生，饿殍遍野的境况，崇祯虽然不止一次的下"罪己诏"，但是，这种"自我批评"的理想主义道德境界于国计民生毫无用处，现代经济学理论告诉我们，任何制度变迁都首先必须建立在一定的物质基础之上，而促进生产力发展的最根本的制度安排是对私有产权的保护，对民间创造力特别是制度创造力的充分尊重，引导和肯定，中国的历代帝王也包括崇祯在内当然不会"英明"到让臣民都富裕和强大到能与之分庭抗礼的地步，所以，任何所谓的"仁政"终究都是花花架子，隔靴搔痒而已。

　　说到崇祯的狼狈不堪，不能不让我想起前苏联的戈尔巴乔夫，之所以想到他，概因二者都具有"末代"的特征，这位同样具有浓重"理想主义"情结的政治家同样引发了一场最终把自己埋葬的"雪崩"，但他与崇祯殚思竭虑，攫取绝对权力不同，而是反其道行之，恨不得一夜之间完全赋予国民充分的"自由和民主"，将庞大的官僚机构转变为"高效廉洁"的"小政府"，但是他万万没有想到，短期内丧失"强势地位"的政府无异于突然崩塌的大坝，失去了把握变革方向的能力，而"突然觉醒"的国民们更是无所适从，他始料未及的结局却是这样的：财阀和旧官僚迅速结合起来填补了政府缺位的权力真空，俄罗斯经济在一夜之间蜕变为"财阀经济"，以至于其后与财阀投桃报李，藕断丝连的叶利钦也很难有所作为--1996年他击败咄咄逼人的共产党候选人久加诺夫而再次当选总统时，少不了俄罗斯七大财阀的鼎力支持，一个是试图牢牢地控制国民而丢掉了王朝，一个是试图彻底地解放国民而丢掉了国家，时代不一样，但是，结局却是一样的，对于任何想励精图治，建功立业的政治家来说，崇祯和戈尔巴乔夫的悲剧都殷鉴不远。由此，我们不得不庆幸多灾多难的中国能在历史的关键时刻拥有像邓小平这样的治世之才，同样是一个千疮百孔，行将崩溃的社会，在他的手上却"妙手回春"，他一面保持强势政府对变革的主导权，又充分尊重、引导和肯定民间的制度创造力，在二者之间保持一个均衡互动的关系，当苏东国家以西方经济学理论马首是瞻，将产权改革一夜之间进行到底时，而中国却是将所有权和经营权、收益权、转让权进行分离，既保持了制度的连贯性，又为未来的制度安排埋下了伏笔，正如伯克（Edwardburke）所言"激进变革的鼓吹者自以为他们了解现有制度的运作和缺失，以为用激烈的社会变革可以改进人们的福利，但是一种能运作的制度往往不是少数人能设计的，而是千万人交互作用而自发形成的，它包含了千万人的个别信息，而这个别信息只有当事人了解，因此，没有任何个人可能完全了解所有这些信息。如果任何个人妄称他了解整个制度的运作及其缺失，而想用激烈的社会运动来改造制度，则他一定会把那些他不了解的奇妙机制破坏掉"，而笔者认为，邓小平正是深谙其中道理的超级政治家。

　　崇祯的悲剧告诉我们，一个成熟的政治家不仅要拥有强势的权力地位，而且要充分的尊重民意，尊重民间的制度创造力，而戈尔巴乔夫的悲剧则告诉我们，一个成熟的政治家不仅要充分尊重民意，尊重民间的制度创造力，而且更需要拥有强势的权力地位，二者缺一不可。

　　当然，我们无论如何不能苛求崇祯具有现代治国理念，即使在明亡之后的第四个年头，也就是1648年，欧洲诸列强们才刚刚结束了席卷欧洲的30年战争，极不情愿的坐在了威斯特伐利亚的谈判桌前，签订了国际关系史上第一个多边安全条约，而乘坐五月花号的英国新教徒们也才在美洲大陆上生活了将近30年，这块所谓的新兴大陆离托克维尔所描绘的"美丽新世界"还相差近两百年，即使被历史学家和制度经济学家们所津津乐道的社会制度变迁的经典案例--英国光荣革命（1688年）也才在半个世纪之后登上历史舞台，看来，在那铁桶一样封闭的年代登基的崇祯--这位非亡国之君注定要背上亡国之运了，而我们老大中国的制度变迁也注定要经历一段漫长、曲折和备受屈辱的历程。

风来矣

面对历史的勇气

　　每一个民族，都有不同的历史伤痕。作为民族的一分子，个体与集体的伤痕往往交错在一起，纠缠不清。民族的悲剧制约着个人的命运，个体的无奈又构成了集体的记忆。文革于中国大陆，二二八于台湾，以至大屠杀于犹太人，都有着同样的震憾。而在太平洋彼岸，对许多美国退役军人而言，越战对其心灵的创伤，相信到今天仍未能抚平。

　　前阵子从电视英文台的时事节目中，看到一位美国退伍军人的故事，一直萦绕心间。这位军人在十八岁那年入伍，旋即派到越南服役。有一次，他在围剿敌军时，在丛林中与一名北越军人碰个正着。这位北越军人虽然手持步枪，但却只是盯着敌方。出于军人的本能，美军首先向对方开枪。这是他与敌人第一次面对面的接触，也是他有生之年第一次杀人。他在倒毙军人的皮包中，找到一张合照。主角是这位被击毙的北越人，身旁有一位大约七岁的女孩，相信就是他的女儿。两人的神情异常严肃，目光忧郁，满有离愁，也许是在父亲服役前所摄。父亲在上战场前舍不得女儿，一直带着这张照片。无情的战火，拆散了无数的家庭，这位北越人只是众多死难的军人之一，但对其女儿而言，却是独特而不可替代的父亲。

　　不晓得是甚么原因，这位美国军人无意识地把照片放在自己口袋中，然后继续向前推进。事隔多年，他已儿孙满堂，与妻偕老。但他一直没有忘记这段死亡边缘的经历，每当他掏出旧照时，便为到自己亲手杀死一位父亲而内咎。沉重的罪咎感如鬼魅般随着他，那位女孩的眼神，更像在发出无声的控诉般。他一想起自己的所作所为，便抱头痛哭！当年这张被他不经意地拿起的照片，却成为其内心深处久久不能卸下的沉重包袱。

　　有一次，他到华盛顿的越战纪念碑凭吊。那里树立了一堵低矮的长墙，上面刻有全体越战阵亡军人的姓名。许多幸存者，都会带同鲜花，或是一些纪念品来表达对死者的哀思。他把这张伴随身边多年的照片放在墙旁，并给那被枪杀的北越军人写了一封信，真诚地向死者及其家人致敬及道歉。他这样写道：

　　亲爱的您：二十二年来，我一直把您的照片放在银包内。那天当我们在越南相遇时，我只有十八岁。至今我仍不明白您为何不取走我的性命。您良久地盯着我，手持的ＡＫ-47步枪却没有开火。原谅我夺去您的生命，我只是按着我接受的训练来作出反应，要击杀越共……多少年来，我凝视着这张照片中人，那位相信是您的女儿。我的内心被罪咎的火燃烧。现在我有两名女儿……我认为您是捍卫国家的勇敢军人。最重要的，是我现在能够尊重您生命中最重要的东西。我认定这是今天我为甚么能够在此的原因……这是适当的时间，把我的痛苦与罪咎释放出来，并让我的生命延续下去。请您原谅我。

　　照片放下了，内心背负了多年的罪咎感好像得到释放。
　　情戏剧性地发展，另一位退役军人，在纪念墙前发现了这张照片及信札，深受感动。于是他决定将之收入其主编的一本题为OfferingsattheWall的图片集内。那位以为自己心灵已经得到抚平的退伍军人，在偶然间看到这张照片及自己的信札竟附于图片集内，刚止血的伤口再被撕裂。于是他找到这位编者取回照片，并决定到要把它归还给照片中的女孩。

　　他把整个故事告诉一位记者，并接受其访问。一位越南记者得悉后，予以转载。人海茫茫，没有人真个有信心可以找到相中人。报导刊登后，一切如常，没有半点回响。天晓得在越南，新闻纸另一个用途，就是在市场上用作包装之用，这则刊载了照片的报章亦不例外。皇天不负有心人，有一位乡间农民，收到其儿子从胡志明市寄回家的邮件，赫然发现包裹东西的新闻纸上的照片主角，竟是他认识的故人。于是他特地跑到另一条村落，找着故人的儿女。然后便设法与这位「杀父者」联络。

　　这边厢，退伍老兵得悉越南传来的消息后，毅然决定把照片亲自送给这位女士。他再次踏上曾经誓言不再回来的土地，也不晓得这位从少便失去父爱的女士，是否愿意原谅他。终于车子驶进女士居住的村落，他当下便认出照片中人，岁月无情，昔日的小女孩，如今已成为人母了。当他把照片物归原主时，用特别学习的一句越南语，向这位女士道歉。两人相拥而泣，教每一位目睹者都不禁流泪。民族的仇恨、个人的恩怨，就这样化解了！沉重得叫人透不过气的历史包袱，其实也可以轻省地卸下。

　　这个真实的故事，令我想起许多许多……对这位美国人而言，他没有把自己的「罪行」，完全推诿于那个时代。这张照片，不断提醒他，他摧毁了一个家庭，女孩失去了父亲。易境而处，每一个在枪林弹雨中偷生的军人，都会作出相同的反应。但是，他却受到良知的谴责。他曾经逃避，但最后仍勇敢地面对自己，也面对被他伤害的人。

　　回首祖国，多起政治运动对个人、社会以至整个民族，都构成创伤。曾读过一些文革回忆录，主角好像完全置身事外，把自己看成超然的旁观者，绝口不提自己的脚色。也有人视昔日的「进步」言行为忌讳，把个人历史完全抽离于集体历史。因此，当我读毕季羡林的《牛棚杂忆》，及周一良的《毕竟是书生》后，便为到作者可以把自己的亲身感受写出而感动。季老更呼吁那些曾经在运动中折磨别人者，为了自己的良知也好，为了民族教育也好，能够「秉笔直书」。

　　中国教会一直与身处的社会休戚与共。教会在历起政治运动中，均成为重灾区，历史在许多信徒生命中留下创伤。老实说，在那个时代，整人者与被整者都同样是受害者，也许更多人同时扮演着这两种角色。这些人今天都如深秋的树叶，无法逃避自然生死的规律。遗憾的是，除了《又四十年》一书中记述了王明道的晚年心境外，今天我们仍未看到一本「过来人」的文字记录。若果知识界中不少值得我们尊敬的老学者都可以不讳言自己的过去及失败，那么，中国教会的老牧者，为甚么又不可以这样做呢？我们不是常夸口基督信仰的忏悔精神吗？保罗不是说我们可以自夸自己的软弱的吗？

　　我不是鼓吹仇恨与报复，我仍相信，创伤是可以止血，甚至被抚平的。问题端在于我们是否有勇气去面对自己的历史。出于良知与信仰的真诚痛悔，肯定是不会受到历史谴责的。往事不堪回首，但却是一面镜子，照出真诚与虚伪，勇敢与懦弱。

风来矣

论民族主义愤青的真正诉求


作者：李方
　　由于浙江大学中外学生冲突事件，"民族主义愤青"终于登上正规媒体的大雅之堂。此前，这类词汇都因为政治正确或者安定团结的考虑而被屏蔽掉，只存在于网络世界。
　　相关评论以批判为主，至多肯定民族主义愤青们具有宪法保障的发表观点的权利。但是我个人判断，本次舆论讨伐只可能引起民间更大的反弹，因为批评者一贯标榜的所谓理性态度，无非是基于现实利益和未来预期的价值判断，而不曾关照民族主义愤青产生的深层心理根源。而我们知道，小至个人，大到国家，其采取行动，往往首先诉诸直觉，然后才进入考量利益得失的层面。举个例子，去年伊拉克战争期间，网上讨论美国未来与中国发生冲突的前景，很多人认为，以美国人算盘之精和害怕伤亡，这种可能性不大。但是立刻有人举出大量历史事实证明，一旦美国人决心打仗，他才不在乎什么伤亡和利益损失。

　　国家尚且如此，具体到个人更可能是这样。因此，如果你认为仅仅晓之以理诱之以利动之以害，就可以促使民族主义愤青们放弃其观点和言论，恐怕是对人性太缺乏了解了。
　　必须弄清楚民族主义愤青的心理根源。
　　关于这个课题，早在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中国可以说不》横空出世的时候，就曾经引起很多人的大惑不解：这些"30岁左右的知识分子"（说不准的自我归类），成长于改革开放年代，基本上没吃过苦头，受惠于西方思潮和物质文明，对西方特别是美国和日本哪来这么大的仇恨？

　　我以为，这种困惑同样适用于研究今天的所谓民族主义愤青。
　　批判者只看到愤青们的极端仇美仇日言论，陷于就事论事的层面而不能自拔，却不曾想到，在这些极端言论的背后，事实上隐藏着一种寻求心理认同的渴望。难道，当真有人信奉所谓"东京大屠杀"或者原子弹解决问题吗？我看，更大程度上只不过是"嘤嘤其鸣，求其友声"的另类版本。

　　西方现代主义各思潮的一个核心命题，是所谓"人的异化"的问题，要求找回被物质文明异化的自我，重新确认"我是谁"。自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这些西方思潮纷纷嫁接到中国，然而客观地讲，其影响范围恐怕不出知识分子群体。但是必须承认，很大程度上我们其实与西方面临同样的问题，即如何评估现代化，如何评估物质文明进步，如何在这个语境下重新评价自我。特别是，当我们几乎被西方物质文明及其规则淹没的时候，如何重塑我们独特的精神世界？

　　于是，吃麦当劳长大的一代人、使用日本电器长大的一代人，由他们构成的所谓民族主义愤青，发出了极端反美反日的声音。旁观者之不理解为什么他们不感恩反而仇恨，在于无法理解他们解决"我是谁"、"我们是谁"的心理需求。

　　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甚至可以说我们这个民族都将是不完整的。关于民族、民族国家，有一种所谓"想象的共同体"的说法，也即不是凭借血缘，而是依靠共同的历史、共同的心理诉求，从而构成了民族和民族国家的认同感。上个世纪初，中国从王朝社会走向民族国家的时候，也曾努力建造这种"想象的共同体"，例如史学界拼命把中华民族的历史远推到渺不可考的年代，而反对者则以"大禹是一条虫"来嘲讽之。但是无论如何，由于这种努力，中华民族的概念算是基本成型了，并且成为日后建国的心理基础。

　　然而今天情况又发生变化。我们曾经是谁，这没有问题了；那么，我们现在是谁？我们是否继续无条件地"西方化"下去？对此，官方自有一套解释；那么民间呢？如果拨开民族主义愤青种种极端言论的迷雾，是否可以这样认为：他们正在试图重新建立一种"想象的共同体"？而这个共同体，是依靠某种排外情绪为纽带联结起来的。

　　我们是谁？即便未来证明答案是错的，但是寻求答案的诱惑仍然不可抗拒吧！
　　另外，为什么要采取极端态度和极端言论呢？这个问题，仍然需要诉诸人性。
　　它其实可以置换为这样一个问题：究竟是什么，把人们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似乎有四种答案可以备选：利益、爱、理想、仇恨。经验告诉我们，利益和理想是不牢靠的；爱是一种伟大力量，但它相对温和，在动员效率方面不尽人意。相反，仇恨，只有仇恨（包括恐惧）可以在短时间内形成巨大的动员力量。于是，民族主义愤青们不自觉地选择了仇恨这种动员能力强大的手段。事实上已经有学者谈到，由于愤青们的强势存在，他们甚至不敢公开发表自己的观点。

　　从历史上看，仇恨的确是最有效率的动员手段，其经典例证是希特勒德国。因此，同时它也是对于自身反弹伤害最大的一种方式。仇恨可以使人迅速集合在同一面旗帜下，迅速形成心理认同，从而爆发出正常情况下无法想象的能量。

　　至此，我想我们应该可以对所谓民族主义愤青作一个相对全面的评价了。首先，有必要肯定他们寻求心理认同、重建某种"想象的共同体"的努力，因为它体现了一个民族（至少是某些成员）自我定位、寻求自我价值的意识。但是在另一方面，其以仇恨排外为特征的诉求方式，的确隐含着很大的危险成分。这一点，众多批判者已经所有触及。

　　在目前来讲，基于上述认识，是否可以这样判断：虽然他们在言论上极端仇外，但本质上却是向内的，是为了解决"我们是谁"这个根本问题。因此，所谓仇日仇美只是一种表象，可能并不具有一般想象的那种实质意义。

风来矣

鲁迅是如何被败坏的

　　时下的中国，提到现代的"文化英雄"，鲁迅仍是多数人心目中的首选。这是一个非常奇异的文化现象。鲁迅在"文革"中被尊为半个"神"--有人说是"圣"，当这场运动被彻底否定之后，大大小小的"神"们纷纷从他们虚妄的神坛上跌落下来，有的甚至开始接受唾骂。然而当鲁迅在一部分知识分子心目中被还原为"人间鲁迅"，他却赢得了更多由衷的尊敬。这个宁愿自己的文章"速朽"的老头，却总是被一再言说，他的文章至今读来，更是掷地有声，毫不过时。

　　然而，也有不少人从各种角度批评鲁迅，抱怨鲁迅难以接近。
　　一个对生命怀着那么强烈的爱，对尊严与自由表现出那么突出的敏感，对权力于奴役那么警惕，对苦难与悲哀怀着那么温情的悲悯的人，居然被各种彩衣、光环、头衔，乃至恶谥、口水环绕，以至于成为一个走不近的老头，这是为什么？

　　对年轻人而言，他们之所以无法走近鲁迅，缘于从小学、初中、高中一直到大学语文课本中的鲁迅形象。如果我们研究从小学到大学中的教科书里企图向学生们灌输的鲁迅的形象，那么可以看到，教科书对"鲁迅"这一符号的理解，和现在王朔先生在《我看鲁迅》中对鲁迅精神的理解几乎是一模一样："说到鲁迅精神，这个我是知道的，就是以笔为旗，以笔为投枪或匕首，吃的是草，挤的是奶，痛打落水狗，毫不妥协地向一切黑暗势力挑战。与之相联的形象便是孤愤、激昂、单枪匹马，永远翻着白眼，前面是一眼望不到头的明枪，身后是飞蝗一般放不完的冷箭，简言之，战士的一生。"事实上，教科书向学生们灌输的鲁迅精神，就是王朔描写的这样子的精神。研究鲁迅的学者，应该感谢王朔作为一个作家的妙笔，把教科书里的鲁迅描出来了。从这一形象引申出来，鲁迅的一切文章都得到解释：《一件小事》体现了作者对劳动人民的同情与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软弱与局限性；《祝福》体现了万恶的封建礼教对劳动人民的残害，地主阶级的鲁四老爷也是凶手；《药》表现出资产阶级革命的局限性，脱离了群众所以不能成功；《风波》表现出资产阶级革命的不彻底性。总之，"鲁迅"这一符号，是代表劳动人民向封建地主阶级、资产阶级进行不妥协的斗争的代名词，是弘扬革命精神的重要理论武器。对《故乡》中的少年闰土与中年闰土的前后对比的描写被一再放到试卷里考试，目的就在于让你回答，正是万恶的旧社会，"多子，饥荒，苛税，兵，匪，官，绅，"把闰土从一个活泼可爱的少年变成一个枯老、瑟索的可怜的农民。你只有这样回答才有分数，否则便是"错误"的。教科书对鲁迅文本的解释，和歌颂雷锋的歌曲"爱憎分明不忘本，立场坚定斗志强"是基本一样的。王朔之所以对"鲁迅精神"做出这样令真诚的鲁迅研究者大跌眼镜的解读，就是来自教科书的印象，或者说，来自接受教科书而没有深入读鲁迅原著的人们心目中的鲁迅形象。

　　在目前，败坏鲁迅的，更多是一批以鲁迅捍卫者自居的学者、准官僚。
　　鲁迅以他的全副生命践履了他早年提出的"精神界之战士"的呼吁。鲁迅的生命，是战斗的生命，而与书斋里的学者毫不相干。然而，颇具讽刺意味的是，今天言说鲁迅解读鲁迅的，大多数就是鲁迅当年所不屑甚至憎恶的学者文人、正人君子。并不是学者文人正人君子就研究不好鲁迅，而是他们往往不是真正的研究鲁迅。他们蛰伏在书斋之中，通过各种各样浅白可笑或玄乎其玄的手法，把鲁迅纳入各种各样的理论框架。他们从来没有把生命燃烧在鲁迅作品之中，把鲁迅当作一种生命存在，而是把鲁迅对象化之后纳入各种框架进行学术肢解，再用一篇篇一二三四甲乙丙丁的八股论文封存起来，拿出来换取头衔、职称。我在阅读鲁迅的时候，常常觉出那种文字有一股深沉的力量，挽动着心的和鸣，使我不禁时时赞叹，击节，恐惧，激动，而在这一切丰富无比的情感体验中重新认识自我与世界。而在阅读很多诠释鲁迅的小册子，则反而感到一种无名的压抑。大量貌似诠释鲁迅的学术论文，实际上只不过用晦涩、刻板、毫无活力的语言，制造一个阴森森的古堡--古堡的城头就挂着一面写着"鲁迅"的大旗。这些学术论文中的鲁迅，并不见教科书、政治领袖口中的鲁迅那样的
威权，但是同样显得晦涩无比，面目可憎。
　　在尊重言论自由的大前提下研究鲁迅，至多就是把鲁迅变成古堡。而真正在人们心目中败坏了鲁迅的，就是那些把鲁迅隔绝在正常的文艺讨论范围之外的行为。陈漱渝先生主编的《谁挑战鲁迅--新时期关于鲁迅的论争》中收录保存了一批这方面的材料。《青海湖》杂志1985年第八期登出了邢孔荣的文章《论鲁迅的创作生涯》，该文把鲁迅的创作生涯划分为"准备时期"、"创造时期"、"衰退时期"，认为鲁迅早期文学活动"仅仅是尝试与探索的准备阶段，而且它本身失败了"，创造时期，《狂人日记》的致命弱点在于模仿，《阿Q正传》中"漫画式的倾向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开创了一个危险的先例，即以所谓的本质代替形象"，杂文"不过是鲁迅先生创造力衰退的另一例证"。同时，作者也肯定《孔乙己》"充分显示了鲁迅先生艺术创作的成熟"，《故乡》"不仅在中国文学史上，而且在世界文学史上也是不可多得的佳作"。最后作者指出，"无论是中国文学史还是世界文学史，无疑都会记载着鲁迅先生的名字，但是与这名字联系在一起的将是一位作为人的艺术家，而不是一尊作为神的偶像。""重新认识鲁迅先生是历史的必然。"这篇文章写于1981年，发表于1985年，这时鲁迅在大多数人的心目中，特别是在一些沿袭着文革思维，认为领袖一句顶一万句，领袖的断语就是真理的人的眼里，鲁迅还是不能批评的。于是这篇文章遭到群起的攻击。对一些长期研究鲁迅的学者而言，他们能够看出邢孔荣的文章中的大量缺陷，从而为鲁迅辩护，在观念上进行争辩，这是无可厚非的。但是，如果超出言论自由之外的指责，那么就是很有问题的了。林默涵在1986年1月19日的《光明日报》发表文章《战士与苍蝇》，矛头不禁指向作者，而且直指编辑："登载那篇奇文的刊物编者说：'此文不代表本刊观点。'那末，可否请你们把'本刊观点'也亮出来看看呢？"一种刊物的意义，在于提供一个公共平台，公共平台意味着思想可以公开交流，观点可以平等争论。难道每发一篇文章都要亮出自己的"本刊观点"么？而且"本刊"一定要有自己的观点，不同的声音，就不能发出来么？《青海湖》于1986年第六期以"《青海湖》文学月刊编辑部"的名义登出了一篇《我们的教训--关于发表〈论鲁迅创作生涯〉的自我批评》，把他们发表一篇对鲁迅有所批评的文章的"错误"提升到了这样的高度："我们在刊物上公开发表贬损鲁迅的文章，显然是不符合人民的根本利益、民族的根本利益和社会主义事业的根本利益的。"批评鲁迅，就是违背"人民的根本利益、民族的根本利益和社会主义事业的根本利益"，这样的"鲁迅"是何等阴森可怖！《论鲁迅的创作生涯》是文艺评论，这是一个纯粹的文艺问题，不是政治问题，这是一个评论者独立评论一个名作家的问题，不是人民、民族的所谓"根本利益"问题。批评一下鲁迅，就损害了人民、民族的根本利益，损害了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根本利益，这难道不是最荒诞无稽，最充分的体现了某些人的想象力的事情！鲁迅终其一生，都仅仅能够代表他自己，而且他的"精神界之战士"的求索，更包含了使人成为他自己，树立主体意识与独立人格的意义。日本侵华的时候，鲁迅提出来的第一步却是"争取言论自由"，而在当代以捍卫鲁迅自居的文人政客手里，最珍视独立人格的鲁迅却变成一系列"根本利益"的代表，最憎恶言论压制的鲁迅却成了压制他人声音的工具。这是何等的讽刺！

　　文艺问题的讨论，必须在公共平台上展开平等的对话，而不付诸于权力和权力机关，更高的要求，是作者以独立人的身份发言。在一本刊物上登出某种观点，任何人可以对这种观点极尽赞美或嘲讽之能事，因为这是一个人的言论自由权利。但是，如果把批判的矛头指向刊物--公共平台本身，那就是对游戏规则的破坏。《收获》2000年第二期登出了王朔、冯骥才、林语堂三篇批评鲁迅的文字。引起了相当大的反响。其中只有不少健康的讨论，但是仍然有人以捍卫鲁迅的名义把矛头指向《收获》杂志。绍兴市作协主席朱振国先生著文《贬损鲁迅，意欲何为--致中国作家协会的一封公开信》，以"读者"的身份"迷惘"地发问："这次《收获》讨伐鲁迅，到底出于这样的考虑？作为我们协会主席和刊物主编的巴金知不知道这事？如果不知道，那么，这次'倒鲁'是谁策划又代表了谁的旨意？用意何在？"这样的责问实在令人莫名惊诧！难道《收获》主编巴金"崇敬鲁迅"，《收获》就不能登出批评鲁迅的文章？伏尔泰有句名言，"我虽然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是我誓死捍卫你表达观点的权利。"王朔们的文章写得好，而且代表了一部分人的真实想法，不知道这些想法有什么罪过，以至于不能在《收获》上发出来？难道"我们协会主席"、《收获》的主编是"崇敬鲁迅"的巴金，鲁迅就必须被供奉起来，顶礼膜拜，不能批评？--而且批评的不一定就是作为生命体的鲁迅，往往只是作为符号的鲁迅。朱先生的文章更恶劣的风格是下面对葛红兵的批评。葛红兵写出一篇《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写一份悼词》，这篇文章充分表现了这个所谓"新生代思想家"对鲁迅的隔膜，葛红兵的文章的一切观点，作为学术问题都是可以商榷、讨论也必须商榷、讨论的。然而，针对葛红兵在课堂上把巴金《家》中的一段话朗读给学生听，学生大笑不止，朱先生的批评却是："这位三十二岁的教师就这么狂妄地站在他占着的讲台上，这么刻薄地嘲讽着现代白话文学的拓荒者、先驱者，这是一位一边鞭笞前辈又一边啃着前辈骨肉的寄生者（他是现当代文学博士）。如果我们纵容这种无知和狂妄，纵容这种对前辈流氓式的戕害，是一种严重的失职！"我一样同意葛红兵的做法是一种无知和狂妄，是对前辈流氓式的戕害。但是，朱先生向作协申诉，"我们纵容"这种行为就是"严重失职"，那到底该怎么做才能避免"失职"，才能"尽职"！葛红兵站在"他占着的讲台上"的资格，不是靠写《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写一份悼词》一文得来，不是靠骂鲁迅得来，更不是"我们协会"给的，那么，这里的"我们"到底指什么人？为了不"失职"，是不是应该把他赶下"他占着的讲台"？--这已经是言论之外的"实际解决"了。鲁迅在著名的《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中，鲁迅引用徐懋庸给他的信中所言："对于他们（指胡风、黄源）的言行，打击本极易，但徒以有先生作着他们的盾牌，人谁不爱先生，所以在实际解决和文字斗争上都感到绝大的困难。"鲁迅直接指出其中的"实际解决"四字严厉质问："而且什么是'实际解决'？是充军，还是杀头呢？在'统一战线'这大题目下，是就可以这样锻炼人罪，戏弄威权的？"言论、观点上的不同，如果付诸"实际解决"，那就是对最起码的言论自由的破坏！动辄付诸言论之外的力量以期实际解决，是极其卑劣的。朱先生作为"我们"的一员，也没有真正做到不"失职"--《收获》也不至于公开写检讨，这也算是时代的进步罢。但是，评论家批评一下鲁迅立刻遭到各方面的攻击，杂志登载几篇批评鲁迅的文章立刻遭到攻击，在这个时代难道还要把鲁迅当作不能批评的圣物！

　　张闳有一篇文章叫《走不近的鲁迅》，文中说："这些'鲁学家'们埋伏在光芒四射的鲁学圈子四周，虎视眈眈，监视着任何企图接近鲁迅的人。人们如果不是心存顶礼膜拜之意的话，就大有可能属于妖精之类，自然也就无一例外地被阻挡在那些神秘的光圈之外了。"鲁迅为什么走不近？要不是自己不愿意走近，就是没能力走近。"走不近的鲁迅"仍然是一个没有深入阅读鲁迅原著，过多的阅读诠释鲁迅的小册子的人眼中的鲁迅。尽管张闳的话令人感到刺眼，但是，从八十年代《青海湖》发表一篇批评鲁迅的文章就要整个编辑部公开写检讨，《杂文报》发表一篇青年学生李不识的一篇非议鲁迅的文章便受到各种大人物的批判，到王朔、葛红兵批评、攻击鲁迅便有人建议实际解决，我们不得不承认，在某种意义上张闳道出了一个客观事实。败坏了鲁迅的人，不是骂鲁迅的人，而更多的是以鲁迅的捍卫者--有的甚至以捍卫鲁迅为捍卫"人民的根本利益，民族的根本利益和社会主义事业的根本利益"--自居并且时时准备攻击别人，甚至动辄就把矛头指向刊物，要求实际解决的人。他们眼中的"鲁迅"，与其说是一个伟大的生命存在，不如说是一个钦定的符号，一种御批的立场。在鲁迅逝世之后，经过各种政治运动，各种政治势力都企图依靠鲁迅，利用鲁迅达到目的，无论是批判孔子，还是批判冯雪峰、还是批判周扬，鲁迅都被当作理论大棒。在毛泽东的眼里，鲁迅成了党外的布尔什维克，在文革中的许广平笔下，鲁迅成了毛主席的一名战士、旗手，在红卫兵眼里，"打倒落水狗"可以现炒现卖为"打倒牛鬼蛇神"。总之，在数十年的历程中，鲁迅被蒙上了太多太多的光环、灰尘乃至口水，鲁迅成了一个符号，一个可以做大棒、旗手的符号。如果不把作为生命体的真正的鲁迅和作为符号的"鲁迅"区分、甄别开来，任何谈论鲁迅，不论是攻击鲁迅的，还是捍卫鲁迅的，都不得要领。王朔眼中的"鲁迅精神"，就完全是教科书里的鲁迅形象--而这种形象是从文革的语言体系中发展而来，所以王朔的批评"鲁迅精神"，与真正的鲁迅丝毫无关。而对那些认为批判鲁迅就"不符合人民的根本利益、民族的根本利益和社会主义事业的根本利益"的人而言，鲁迅完全是政治化、符号化的一种立场的象征，他们的捍卫鲁迅，更与鲁迅本人、鲁迅思想毫无关系。所以出现这样一种奇异的现象：无论是以批评鲁迅的姿态出现的一方还是以捍卫鲁迅的姿态出现的一方，都是架空了作为生命体的鲁迅，而在符号鲁迅之间作言辞争执--他们的争执与鲁迅毫无关系。许多捍卫鲁迅的姿态，与其说是捍卫一种理想、人格，不如说是捍卫一种符号、立场。这种捍卫恰恰是对鲁迅最大的伤害。因为他们按照固有的解释鲁迅的模式来解读鲁迅，不可避免的继续把鲁迅立场化，符号化。而且他们往往看到有人发出不同的意见，便以正统--政治中的文艺的正统自居进行反击。因此"鲁迅"便显得"走不近"了。

　　走近鲁迅的唯一办法，就是直接阅读鲁迅原著。王富仁先生早在写博士论文时就提出"首先回到鲁迅那里"的口号，突出的意义，就在于打破符号化的鲁迅而直接接近鲁迅生命本体。近几年，钱理群先生在讲座中一再号召阅读鲁迅原著。林贤治先生则开始以民间鲁迅专家的姿态注释鲁迅选集，为人们阅读鲁迅原著提供必要的知识辅助。鲁迅是极其深沉、博大、丰富的。鲁迅文章的魅力，在于其燃烧的激情与广博的爱。对今天的中国人特别是中国青年而言，只要关心现实，关注中国的进步及路向，你便能够从鲁迅的文字中感受强大的时代脉搏。郁达夫说："要了解中国前面的民族精神，除了读《鲁迅全集》以外，别无捷径。"林贤治先生说："一部《鲁迅全集》，恰如现代中国的普罗米修斯之火。周围的世界，从来未曾因它的蔓延而发生燎原大火；它是属于灵魂的，光和热直接转化为个体的实践性而非群体的事件性。"（见林贤治《鲁迅的最后10年》）认识鲁迅的意义，在于认识自我，认识中国。鲁迅的意义，就在于他把他认识到的所有无论如何残酷的真相赤裸裸的呈现在你的面前，逼得你无路可逃，让你不得不重新打量你自己，重新打量这个世界。鲁迅给予人的永远不是获得智慧之后的惬意，而是看到真实的缺陷而后产生的痛苦，不是跳出蒙昧而产生的救世主般的自足，而是陷入永远存在的矛盾而产生的焦虑，不是得到药方而产生的快意，而是无可疗救而激发的迷惘、徘徊。在一个陷于欺与瞒的大泽中并且常常不自知，反而从欺与瞒中挖掘出美与真实来的民族，只有充分体验痛苦感受焦虑，在迷惘与徘徊中挣扎，才能摧发一种充分正视现实的惨烈与缺陷，充分理解历史的残酷与现实的无奈，充分体味摆脱的艰辛与拯救的艰难的勇气和力量。这种勇气和力量的导向，就是诞生一种具有真正意义上的独立精神、自由品格的精神。

　　在这个时代，鲁迅同样必须接受自由的批评。例如王朔笔下的"鲁迅精神"与张闳笔下的"走不近的鲁迅"，都不是空穴来风。正是政治意识形态的歪曲与学者的肢解，以及把鲁迅当作一种立场、符号来捍卫的人，把鲁迅变成一个阴森的符号。而王朔、张闳们，不过是真实的说出那些没有阅读鲁迅原著或读而无所得，而主要依靠二手资料去接触鲁迅的人们心目中的鲁迅形象。因此，今天研究鲁迅的人们，面对鲁迅遭遇的各种批评，所应该注意的主要还不是在于他们怎么批评鲁迅，而在于他们批评的是哪个鲁迅，也就是"鲁迅"为什么会变成他们心目中的那种形象。鲁迅还走在我们的前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