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 五十余篇有关生态、人文、历史、时评的文章

风来矣

海军361艇失事前后的情况

　　首先声名，以下我所要说的话是来源于与361艇事故有关系的人，具体不便细说。
　　其实，361艇的失事原因早在五月初就已经调查清楚了，子凌上一些有军内关系的朋友一定也都或多或少有所耳闻了，我很理解这些朋友对于此事的守口如瓶，因为实在是难堪之至。相信大多数网友看完这篇文章也会有这样的感觉。

　　首先我想先解答几个361艇失事后引起网上广泛猜测的问题：
　　1.潜艇上到底发生了什么事？网上普遍对于潜艇的失事原因的普遍认识是"潜艇在上浮充电时，柴油发电机启动后，进气阀因机械故障没有打开，导致艇内大量氧气燃烧，艇内气体含氧量在两分钟内即下降到零，全艇人员窒息身亡。"大致情况也是如此，但是重要的一点是，事后经过检查，361艇本身并没有任何故障，事故完全是由于人为*作的低级失误造成的。

　　2.潜艇是否承担科研任务？答案是否定。而且上面也说过，潜艇本身没有任何故障，拖回基地后发现，立刻就可以开走…但是奇怪的是潜艇在上浮/下潜过程中为何没有按规定关闭水密门（网上猜测是实验用电缆阻碍水密门关闭），目前的结论是艇上人员没有按规定执行程序。

　　3.潜艇上多出来的人是干吗的？我们都知道，361艇定员57人，但在本次事故中却有70人死亡，多出来得这13人一直是人们猜测的焦点，网上甚至国外的报道一般认为这些是科研人员或是担负秘密使命的军方人员，实情并非如此。事实上，北海舰队十二支队新提拔了一名副支队长，程福明大校，此次带队361艇出海训练是他新官上任第一次出航。程大校是湖北人，新官上任，旅顺基地的湖北老乡都来为他庆祝，一行的13人就这样上了艇………………事后统计失事阵亡的70人中，湖北籍官兵占了14名。我第一次听到这个消息时，几乎气的吐血，我不能想象，在北海舰队这样得王牌之师中，究竟还有没有组织纪律，究竟还有多少战斗力，我们还能不能指望这样的军队去收复台湾，对抗美帝？事实上，也有一种猜测，这13人的违规登艇也是导致水密门没有及时关闭的原因之一。

　　待续
　　稍后我会说一下潜艇被发现的大致过程。如果上面的事情已经让您大动肝火的话，那您就不要在望下看了。
　　续：潜艇被发现的大致过程
　　361艇是在4月10日――20日中的某一天失事的（具体时间人家没说我也没问，所以不敢瞎说），虽然潜艇失事前一直与基地保持联系，但在消声匿迹后却没有引起任何人得注意，反而首先被空军的飞机在几天后发现，被当作不明国籍的舰艇，经过层层上报，终于报至海军部。海军部曾问讯北海舰队该来历不明的潜艇是否为该部所属，但北海舰队没有经过仔细的查证便予以否认。

　　因为海军并未发现有潜艇失踪，所以失事的361艇被当作入侵领海的外国潜艇处理。这种事首先被怀疑上得就是美国，但是根据的侦察结果判断又不象，继而又怀疑是朝鲜潜艇。后来这件事被海军捅到了外交部，要求对×国严重警告，险些造成重大的外交丑闻。还要说外交部比较谨慎，他们要求海军务必要调查清楚，于是海军责成北海舰队确认潜艇身份。这个时候北海舰队已经发现有潜艇训练未归了，虽然联系不上，但被认为是进入无线电静默状态也并没有产生太大的怀疑。由于海军部得一再要求，北海舰队的司令员（还是政委我忘了）带着参谋还亲自乘坐直升机去失事地点看过，在潜艇上方仅盘旋一周后返航，后来北海舰队给海军得报告称：并非我部潜艇……………………………………（据我猜测，我们的海军舰艇极有可能没有装备任何的双向通讯定位系统，这种之前被广大网友认为理所当然已经装备的器材在之前的南海撞机中已被证明并未装备空军……）

　　因为调查毫无结果，这件事情竟然被暂时搁置下来了，直到渔民爬上潜艇，这次重大事故才大白于天下。其实军内本就派系重重，对于重大事故的责任处理也一直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这次之所以连续处理海军四位高官，一方面是由于SARS过后引发的政治透明化，另一方面也是由于这些人对事故实在负有直接责任。

　　从这次事故中我们可以看到多少北海舰队乃至整个军队的多少隐患，恐怕是很难计算了。人说亡羊补牢，为时未完，但是看看这些年在我国发生的事情，南海撞机，长江洪水，以及这次的SARS疫情，哪一个部不是暴露出重重黑幕？又有哪一次教训被我们真的吸取了。怕就怕三个月以后，依旧的歌舞升平。

风来矣

关于反美亲美的理性分析

　　一，反美派的主要观点
　　关于反美派的主要观点，笔者在"中国年青人为何反美"一文中已经做过一些介绍。总的来说，反美派的主张有如下的组成部份：
　　第一，反美派强烈怀疑美国对华政策的动机。他们指出，美国的对华政策(以及整个美国外交政策)都是以美国的自身利益为首要标准的。
　　第二，由于美国是自私的，所以就不会真心地希望其他国家发达兴旺。而且会采取各种手段来破坏他国的发展。
　　第三，美国把中国的强大看成是对美国利益的威胁。
　　第四，由于美国不愿意看到中国的强大，因此就必然会使用一切方法来压制中国。
　　以上四个部份都是怀疑美国对华政策的动机。反美派认为，由于美国存在敌视中国的态度，美国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打压中国，为了防止中国的崛起的。这不是幻想，而是有一系列事件来证明的。

　　第五，美国试图分裂中国的国土。为了防止中国的崛起，美国继续对台军售，干涉中国内政，防止中国的统一。一旦两岸接近，美国就会从后面拖后腿。台湾问题没有美国干扰，早就解决了。美国也曾经支持过西藏分裂运动。

　　第六，美国阻扰中国的军备建设。美国仍然禁止对中国的武器出口。高科技出口仍然实行严格的限制措施。美国不让以色列卖预警机给中国。美国也阻扰中国获得前苏联的航空母舰。这就说明，美国仍然把中国视为敌人。

　　第七，美国还试图在亚洲组织类似北约的针对中国的军事同盟。
　　第八，美国国内存在妖魔化中国的企图。包括把中国的留学生说成都是中国的间谍，诬赖中国盗窃美国的机密，用李文和事件向中国栽脏等等。
　　第九，美国还阻扰中国的正常发展。美国曾阻扰中国申办奥运会。
　　第十，美国甚至派飞机轰炸中国大使馆。反美派现在认为，轰炸事件是为了在"六四"十周年的时候，引发中国学生的抗争，从而制造一个动乱的新诱因。
　　如此等等。这些事件都说明了，美国并没有把中国当做朋友。美国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影响中国，控制中国。美国关心的不是中国人民的人权，而只是搞乱中国的借口。所以，反美派对美国的一切都怀着深深的戒心。

　　尽管反美派对美国如此反感，他们并不主张中国与美国对抗。他们的政策主张是要提醒中国决策层要对美国保持戒心，不可一厢情愿。反美派认为中国应该加强军备，防止动乱，并注意国内市场的建设，减少对外贸的倚赖。

　　二，亲美派的观点
　　所谓的"亲美派"也不见得是真的亲美。这个名称是"反美派"送给他们的。真正能代表这一派思想的应该说是"温和派"或者是"稳健派"。但是因为网络上普遍用"亲美派"这个词，本文也就随俗了。

　　亲美派并没有否认反美派的那些主要观点。但是，他们也强调另外一些因素。比如，亲美派强调美国的实力。他们指出：
　　第一，美国是唯一的超级大国。世界上没有国家可以与之抗衡。所以，多极世界暂时是难以实现的。
　　第二，美国在国际上尽管蛮横，但是当今的世界也不能没有领袖。他们指出，美国也做了一些好事，比如在二战中打败了日本。在1991年击败了伊拉克对科威特的侵略，等等。这些人认为，离开了美国，世界可能更不稳定。

　　第三，中国国力目前还无法与美国抗衡。
　　根据这些原因，亲美派认为中国不应该出面同美国抗衡，而是应该继续邓小平韬光养晦的政策。他们认为：
　　第四，中国应该继续注重经济的发展。把经济发展放在首位。只有经济实力强大，才能够在世界上发挥影响。
　　第五，由于要发展经济，中国应该避免加入军备竞赛。他们认为中国必须吸取前苏联的教训。军备竞赛对中国的发展不利。
　　第六，中国需要和平发展的环境。所以，中国必须放慢军备建设，以免落入"中国威胁论"的口实。
　　第七，由于中国没有同美国竞赛的实力，所以中国不应该在NMD，TMD等问题上同美国争执。中国甚至不应该采取任何行动来保持自己的核威慑力。
　　亲美派也强调中美关系的重要性(正因为如此，他们被称为亲美派)。他们指出：
　　第八，中国的经济发展离不开美国。他们认为中国需要美国的技术和资金，所以不应该在外交上对美国强硬。
　　第九，台湾问题的解决还要依赖美国的协助。
　　第十，美国的许多先进经验可以让中国学习。
　　总而言之，亲美派认为中美之间应该合作，而不是对抗。他们认为中国现在还不应该出头。而是应该继续在国际上保持低调。
　　反对情绪化的争论
　　第一，反美派也好，亲美派也好，两者的观点都基本是建立在事实基础上的。这些分析都是理性的，客观的。
　　第二，他们对中美两国关系的观察反映了这个问题的两个方面。所以，尽管观点不同，但是都反映了事实，都是合理的。
　　第三，无论是反美，还是亲美，他们的主观愿望还是为了中国的富强。所谓殊途同归，尽管走的路不一样，但是目的地都是一样的。
　　第四，这样的辩论是有益的。它能够把问题的方方面面都阐述得很清楚。把事情的好坏利弊都能够分析的一清二楚。这就有利于使得人们全面地认识这个问题，在决策上也就会更为理智。

　　第五，因此，反美派和亲美派观点虽然不同，但是成绩和贡献都是一样的。他们的观点都应该得到尊重。
　　可是，从目前两者之间辩论的言词交换之间，却发现一些不良倾向。一些辩论者已经出现情绪化的倾向。有的文章已经超出理性讨论的范畴，而进入大批判的层次，变成了人身攻击，恶毒漫骂，甚至出现鼓吹权力斗争的倾向。

　　标签化是不良倾向当中的一种。比如所谓"亲美"和"反美"这两分法就是用标签来划分辩论的观点。实际上，主张中美友好的不见得就是"亲美"的，指责美国对华政策的也不是"反美"的。这种亲美反美的划分既不科学，也容易误导。比如，亲美是不是意味者不亲中呢？目前确实有人骂亲美派是汉奸。这样的做法是不妥当的。

　　无限上纲是另一种不良倾向。比如，亲美派把反美派说成是"极端民族主义"，是顽固不化。而反美派则指责亲美派是投降主义，卖国主义。这两种做法都是大批判时代无限上纲的手法，既不合理，也毒化辩论气氛。这是不民主，不文明的表现。

风来矣

孤独的蔡元培

　　北大的校长走马灯似地轮转了多少人，但是只要一提起北大校长，让人首先想起的就是蔡元培校长。在北大昔日的历史传统和今日的格局气象中，蔡元培更内化为一种象征与启示。不减风神依旧，因为有后来者"以口为碑，以心为碑，以文为碑"。--余杰

　　在北大未名湖畔一个幽暗的角落里，有一尊半身的铜像屹立在青松之间。
　　这里是北大的一方净土。他守护着这方净土，一如他生前。他注视着这些孩子，一如他生前。他勉励着这群老师，一如他生前。
　　而他孤独的身影，在历史发黄的书页里，拖得很长很长。
　　他就是北大的老校长蔡元培。
　　在他之前之后，北大的校长走马灯似地轮转了多少人，个个是英才俊杰，但是只要一提起北大校长，让人首先想起的就是蔡元培校长。正如编辑《追忆蔡元培》一书的北大学子郑勇所说："未名湖畔丛树幽林间，蔡元培塑像谦和地独守一片净土，引领着每次瞻拜每次肃然起敬的目光，而在北大昔日的历史传统和今日的格局气象中，蔡元培更内化为一种象征与启示。无论岁月的尘埃如何起落飞扬，黯淡了多少偶像的色彩，无论时间的流水如何一去不返，动摇了多少权威的根基，既非权威、亦非偶像的蔡先生却不减风神依旧，因为有后来者'以口为碑，以心为碑，以文为碑'（林语堂《想念蔡元培先生》)。"

　　耐人寻味的是，北大校庆期间，几乎所有的纪念蔡元培的活动都由民间发起：北大纽约校友会郑重通过决议，建议将蔡元培先生暂居香港的陵墓迁回北大，也有校友建议将北大红楼的孑民纪念馆定为国家文物重点保护；有北大毕业生创办的北京国林风图书中心举办蔡元培专题讲座……而最隆重的则是北大师生自编自演的话剧《蔡元培》。

　　这是真正意义上的民间的活动。由几位退休的老教授发起，无数的同学汇聚起来。从一年以前他们就开始了艰辛的奔波，几经周折，终于上演了。最后一场表演，由于种种原因，礼堂的灯光道具都被迫撤除，本来演出就此终止，但是同学们还是坚持着演完了最后一场。那一场是所有演出中演得最成功的一场。而话剧中有一幕打动了无数人的心弦，那一幕是惊心动魄的一幕--在那最艰难的时刻，蔡元培先生身心交瘁，独自坐在黑暗中，自言自语说道："谁又理解我呢？"

　　是的，谁理解他呢？
　　北大校长向杂工鞠躬回礼
　　1917年1月4日，隆冬的北京，大雪纷飞，黄沙扑面。一辆四轮马车驶进北京大学的校门，徐徐穿过校园内的马路。这时，早有两排工友恭恭敬敬地站在两侧，向这位刚刚被任命为北大校长的传奇人物鞠躬致敬。新校长缓缓地走下马车，摘下他的礼帽，向这些杂工们鞠躬回礼。在场的许多人都惊呆了：这在北大是前所未有过的事情。北大是一所等级森严的官办大学，校长是内阁大臣的待遇，从来就不把工友放在眼里。今天的新校长怎么了？

　　像蔡元培这样地位崇高的人向身份卑微的工友行礼，在当时的北大乃至中国都是罕见的现象。这不是一件小事，北大的新生由此细节开始。蔡元培希望通过这一行为开风气之先，使得这所声名狼藉的国立大学焕发生机。此后，他每天进学校时，都要向站在大门旁边的工友们鞠躬致敬。久而久之，这成了他的习惯。他的这一行为，是对北大官气的一个反拨，是一面如何做人的旗帜。他首先从自己做起。

　　蔡元培办北大，将北大作为自己的孩子来看待，北大是他生命的一部分，北大是他的一个辉煌的文化理想。从此，北大与蔡元培如同血肉般联系在一起。
　　1917年12月17日，北大庆祝20周年校庆的时候，一位音乐家在校庆大会上唱出了一首热情洋溢的歌曲："春明起讲台，春风尽异才，沧海动风雷，弦诵无妨碍。到如今费多少桃李栽培，喜此时幸遇先生蔡，从头细算，匆匆岁月，已是廿年来。"上任不到一年的蔡元培，就已经将自己融化到了北大里面。他的继任者们，有许多人在追随他，但心有余而力不足；而更多的人不仅不是献身于北大，而是把办学校当作晋升的一个途径了。

　　蔡元培之前的北大，可以说是一片乌烟瘴气，"学生对于专任教员，不甚欢迎，较为认真的，且被反对；对于行政司法界官吏兼任的，特别欢迎。虽时时请假，年年发旧讲义，也不讨厌。因有师生关系，毕业时仍可为奥援。所以学生于讲堂上领受讲义及当学期学年考试时要求题目范围特别预备外，对于学术并没有何等兴会。"针对这样的情况，蔡元培首先确立北大的办学方针：究竟什么是"大学"？大学培养的是什么样的人才？他清醒地意识到，如果这两个问题不解决，其他细枝末节的问题就无从谈起。

　　大学的灵魂是"兼容并包"
　　什么是大学？蔡元培理想的大学是他在德国观察到的大学，即拥有独立地位的、追求纯粹学问的一个思想与知识的生产、交流和传播的机构。早在100年以前，德国著名教育家洪堡就提出："学术应该是自由的、纯粹的，是不应该包含任何功利主义思想的。"洪堡尤其反对大学教育的功能只是为了就业，他认为大学是"对各学科进行研究的机构"。蔡元培力图引进德国的教育理念，纠正中国自古以来就根深蒂固的"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的教育模式，他就像与风车作战的堂·吉诃德，怀着单纯的理想，无私的心灵和坚贞的信念出发了。他的梦想在北大只是得到了部分的实现，但一所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大学，在他捧起的双手中慢慢成形了。

　　大学的灵魂是"兼容并包"。蔡元培执掌北大的时代，差不多实现了"和而不同"。
　　蒋梦麟先生在《苦难与风流》中写道，蔡元培时代的北大"保守派、维新派和激进派，都同样有机会争一日之短长。背后拖着长辫，心里眷恋帝制的老先生与思想激进的新人物并坐讨论，同席笑谈。"

　　新潮社的骨干杨振声回忆说："可能有一些学生正埋头阅读《文选》中李善那些字体极小的评注，而窗外另一些学生却在大声地朗读拜伦的诗歌。在房间的某个角落，一些学生可能会因古典桐城学派的优美散文而不住点头称道，而在另一个角落，其他几个学生则可能正讨论娜拉离家后会怎样生活。"这种不同的生活方式和思想风格在同一个地方交错重叠的现象，在北大的历史上、甚至在中国的历史上都是空前绝后的。

　　当然，自由是有限定的，即："自由"是学术研究的自由。正如蔡元培先生所说："主张学术研究自由，可是并不主张假借学术的名义，作任何违背真理的宣传，不只是不主张，而且反对。"他在极其艰难的环境下，坚持认为，教育事业应当完全交给教育家，保有独立的资格。只有教育独立出来，才能使教育方针保持一贯而不会因政权的交替而屡屡变迁，这样的教育才可能有实效，学术才可能有发展，学者才可能成为独立的"知识分子"。

　　培养人格：大学教育的最终目的
　　"兼容并包"的前提是自身的独立，而独立的支撑点则是人格的完整。所以，蔡元培特别关注大学教育对人格的培养。1917年1月9日，他在北大的就职演说中谈到："诸君为大学生，地位甚高，肩负重任，责无旁贷，故诸君不唯思所以感己，更必有以励人。苟德之不修，学之不讲，同乎流俗，合乎污世，己且为人轻辱，更何足以感人。"大学是精英的圣地，是孜孜不倦地探求真理的人们的一个栖居在所。当时还是一名普通学生的罗家伦，后来回忆听到蔡元培先生讲话时的感觉说："那深邃、无畏而又强烈震撼人们心灵深处的声音驱散了北京上空密布的乌云，它不仅赋予了北京大学一个新的灵魂，而且激励了全国的青年。"

　　把人格的培养作为大学教育的最终目的，在当时的中国看起来有些迂阔，但这恰恰是大学的真义所在。蔡元培多次说："人言有良社会斯有良大学，吾谓有良大学斯有良社会。"

　　他把因果关系颠倒过来。中国社会面临的最大的问题是社会道德的沦丧，是人心的死灭，所以大学有责任去扭转这种趋向。培养健全的人格，甚至比第一流的研究成果还要重要。

　　在蔡元培先生看来，道德教育是国民教育之根本，一个民族的道德水平才是民族文化的核心内容。他指出："公民道德为中坚，旧世界观及美育皆所以完成道德，而军国民教育及实利主义，则必以道德为根本。"他呼唤一代新型的知识分子的诞生，这将是具备了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和纯洁的道德情操，具备了丰富的想象力和创造力以及敏锐的审美能力的一代人，他们就是社会进步的中坚力量。

　　蔡元培既是一个理想主义气质很浓重的人，又是一个实干家。他采取了种种措施，让自己的理念在北大得以贯彻下去。美国学者魏定熙特别注意到蔡元培支持创办《北京大学日刊》的意义。《北京大学日刊》定期报道关于评议会和教职工会议的情况，使校方负责的内部事务公开化，从而取得了学生的信任。顾颉刚回忆说："如果学生们的建议有助于学校的进步，而且这些建议又是可行的话，那么它们将登载在《北京大学日刊》上，这将是促成校方把这些建议付诸于实施。这样，学生与学校之间就不再有距离感，而且，长期以来他们所深恶痛绝的校方的官僚习气将不复存在。"这是一个利用舆论的力量进行监督的典型例子。这样的做法，对于一般的领导人来说，无疑是自找麻烦。而对于蔡元培先生而言，则是"泰山不让寸土，乃成其大"。

　　蔡元培先生既不幸又很幸运
　　蔡元培先生在北大的作为，真正能够领会其实质的，罕有人在。即使是陈独秀、胡适、沈兼士这些他的亲密朋友，也未能全面理解他的大学理念。他是孤独的，他的思想与时代相差太远，时代所给予他施展的余地只有方寸之大。他执掌北大期间，北大获得了崇高的地位，但是这只是昙花一现，随着他的离去，北大很快沉寂下来，正如鲁迅先生叹惜的那样，20年代中期以后的北大，"射一支响箭也没有一点回音"。这在中国是无可奈何的事情。

　　蔡元培先生既不幸又很幸运。说蔡先生幸运，是因为他在新旧政权交接的空档里出任北大校长，可谓把握了千钧一发的时机。蔡元培先生没能够建构起一整套制度平台，仅仅依靠自己的人格平台支撑北大的发展，这同样是一种"中国特色"。他凭借的是自己的声望和社会舆论的压力，以及南方军事力量对北洋政府的牵制。陈平原教授指出，"北伐成功，国民党统一中国，开始实行'党化教育'，教育界的情况于是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不只是'教育独立'的口号被禁止，连大学课程的设置也都必须接受检查，教授治校的有效性受到了严峻的挑战，自由表达政见的文化空间也岌岌可危。不识时务的胡适之，继续'妄谈人权'、'批评党国'，受到了政府的严重警告，险些儿被'肉体解决'。蔡元培名气更大，地位也更高，可照样无法挽狂澜于既倒。"于是，蔡元培的北大成了一个永恒的神话，被一代一代表达人追忆和讲述。

　　说蔡先生不幸，是因为环顾世界各大名校，没有哪位校长对他所供职的大学产生过如此深刻的影响，也没有哪所大学像北大一样如此深刻地依赖一位校长。校以人名，这本身并非正常的情况。正常的情况是应当创设一套完整的制度，让它在创始人离开之后依然能够按部就班地运转。但是，中国的环境没有为蔡元培提供这么一个条件。北大离不开蔡元培，是蔡元培的骄傲，也是北大的悲哀。

　　1949年以后的北大，能够架构人格平台的校长恐怕只有马寅初一人--而马寅初的人格已经不再受到有关方面的尊重，所以，他更不能够完成蔡元培先生的使命。在后半个世纪里，北大既缺乏人格平台，又没有制度平台来保障，其状况就可想而知了。到了世纪之交，我们才发现我们最需要的还是蔡元培。而需要蔡元培的北大是可怜的北大。一百年了，北大依然只有蔡元培先生的精神资源可以吸取，这难道不是一种遗憾吗？

　　"从明天起照常上课"
　　蔡元培先生在北大期间，北大学生运动开始萌芽。他与学生运动的关系，一直被后人所误解。许多人把他描述成学生运动的积极支持者，这是对历史的改写。蔡元培本人并不支持学生运动，从"五四"运动一开始，他就对群众的运动的负面作用有清醒的认识，对过度参与政治活动伤害学术研究和大学独立有清醒的认识。

　　当时的一名北大学生曹建对"五四"时蔡元培先生的言行有生动的回忆：学生被捕之后，大家聚集在三院礼堂里，束手无策。忽然听见脚步声从外面传来，众人仰首张望，原来是蔡元培校长。一群学生害怕受到先生的斥责，另一些学生则欢呼，有的甚至放声大哭。先生从容走上讲台，怡言温词地对大家说："你们今天所做的事情我全都知道了。我寄以相当的同情。"还没有说完，全场呼声雷动。先生接着说："我是全校之主，我自当尽营救学生之责。关于善后处理事宜也由我办理，只希望你们听我一句话就好了。"这句话是什么呢？

　　就是"从明天起照常上课"。
　　而蔡元培先生自己在《我在北京大学的经历》一文中也写到："我对于学生运动，素有一种成见，以为学生在学校里面，应以求学为第一目的，不应有何等政治的组织。其有年在20岁以上者，对于组织有特殊兴趣者，可以个人资格参加政治团体，不必牵涉学校。所以民国七年夏间，北京各校学生，曾为外交问题，结队游行，向总统府请愿。当北大学生出发时，我曾阻止他们，他们一定要参与。我因此引咎辞职，经慰留而罢。"在蔡元培的辞职信中，他批评了北京的政治文化，认为它是一种毒素，会伤害接触它的每一个人。北大在这种毒素的包围之下，生存是困难的。

　　同样，蒋梦麟先生在《西潮》里也详细写到蔡元培校长的态度："他说，他从来无意鼓励学生闹学潮，但是学生们示威游行，反对接受凡尔赛和约有关山东问题的条款，那是出乎爱国热情，实在无可厚非。至于北京大学，他认为今后将不易维持纪律，因为学生们很可能为胜利而陶醉。他们既然尝到权力的滋味，以后他们的欲望恐怕难以满足了。这就是他对学生运动的态度。有人说他随时准备鼓励学生闹风潮，那是太歪曲事实了。"蔡元培有一句名言"救国不忘读书，读书不忘救国"。然而，两者之间存在着一定的裂隙，这一裂隙有时小、有时大，随着中国政治局势的变化而变化，而并非先生所想象中的理想状态。两者孰重孰轻呢？

　　学生运动与自由主义、个人主义以及为学术而学术的理念之间有相当的矛盾之处。蔡元培先生自己也并没有完全找到一条真正的中庸之道来。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学生中掀起了反对日本军阀侵略的怒潮。当国民党中央正在南京开会时，学生拥到中央党部前面。蔡元培先生挺身而出，向群众宣讲读书与救国两不忘的道理，首先得使自己成为抗日建国的有用人才。不料因人声嘈杂，先生的声音又不很宏大，再加上许多学生并不认识先生，先生差点被莽撞的学生殴打。先生因此深感学生运动领导权的失堕，为之极其惋惜。

　　现代大学精神的内在冲突
　　其实，这就是现代大学精神的内在冲突：大学处在社会当中，怎样做到既独立于社会，又影响和引导社会？大学不是一个桃花源，大学与社会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尤其在近现代中国社会里，现实环境相当恶劣，空谈学术中立无异于缘木求鱼。蔡元培提倡的是一种超功利的关怀，这种关怀超乎于任何党派、团体的利益之上，具有形而上的味道，是由人的与生俱来的对自由的渴望驱动的。这种关怀的实施却是相当困难的，像蔡元培先生这样崇高人格的人才可能实践它，因此，它的操作性就停留在一个很低的层面上。其他的大学中人，都自觉不自觉地把介入现实与个我利益结合起来，使大学参与社会这一行为本身趋向于功利化。

　　蔡元培的心目中考虑的问题是：学生怎样担当公民义务？不是应不应该参加学生运动，而是以怎样的心态参加学生运动。
　　1918年，蔡元培为学生刊物《国民杂志》撰稿时写道："让学生们承担国民的义务是《国民杂志》宣扬的观点。但是如果学生的职责仅仅是读书的话，他们又怎能牺牲用于学习的时间和精力去承担平民百姓应有的义务呢？答案是：学生是被他们自己拳拳的爱国热忱所驱动。这个国家的大部分民众对国家的命运漠不关心，似乎国家的前途与他们毫无关系，但还是有一部分社会中坚把为国家服务视为己任。理解这种爱国情操并真诚地为国家强大而努力奋斗的人毕竟只占少数。如果学生不能帮助这少数爱国志士去唤醒麻木的民众，那又有谁能行呢？学生们宁愿牺牲自己的学习时间和精力来办好这个志在救国的杂志，他们的诚挚不能不令人钦佩。"显然，他肯定了学生的参与精神，并意识到在现代中国这一特定时空中，再来当隐士是不可能的了。他看到了学生身上的朝气和活力，而且被其深深地感动。

　　在1920年所作的一次题为《学生的责任和快乐》的演讲中，蔡元培则从另一个角度阐明自己的观点："我再回溯到五四运动以后，我们一般学子受了这种感触，其中由自觉到觉人的很不少，至若学生去岁干预政治问题，本是不对的事情，不过当此一发千钧的时候，我们一般有智识的人，如果不肯牺牲自己的光阴，去唤醒一般民众，那么，中国更无振兴的希望了。但是现在各位的牺牲，是偶然的，不得已的。若是习以为常，永荒学业，那就错了。还有一层，现在各位为社会服务，这也算分内的事情，不一定要人家知道，只要求其如何能尽自己的责任，并且不要以此为出风头，沽名誉的器具。……对于读书和做事，都要有一种诚心，凡事只要求其尽责在我，不可过于责人。"对企图通过学生运动获取名利的人，先生是不以为然的。

　　20年代以后，中国政局风云变幻，蔡元培先生永远地离开了北大，他知道自己已经无能为力。1940年3月5日，蔡元培先生病故于香港九龙，那是抗战最艰苦的岁月。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夕的孤岛上，千名北大弟子为老校长执绋。

　　死后的世界，更不是先生所能左右的。此后，蔡元培的教育思想被束之高阁。50、60年代对教育领域的若干次批判，均对蔡元培的教育思想有所冲击。直到近年，竟然还有人将蔡元培教育思想看作是"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重要表现，一时之间，在蔡元培为之耗尽心血的地方，甚至谈"蔡"色变。有人企图创造出一个彻底清除了蔡元培及其精神的"新北大"。这当然是不可能成功的。而蔡元培先生仍然安息在遥远的南国，在香港仔的"华人永远坟场"。先生的墓依山而建，山青而水秀。

　　但是，学子们还是忘不了老校长。近年来，一直有将蔡元培墓迁回北大，让老校长安息在未名湖畔的建议。然而，偌大一个校园，至今依然没有蔡元培先生的墓。
　　先生不回来也好，省得他回来看到那么多让他伤心的事情。
　　蔡元培先生依然是孤独的。

风来矣

告诉你一个真实的西部农村

　　在号称华夏第一穷的宁夏"西海固"地区，有我的家。然而，在这赤贫级的地方，我们是幸运的。因为我的家，就坐落在这"西海固"地区的龙头老大西吉县的一个"小康乡"。当然了，这"小康乡"是我们的乡长为大家伙儿争取的。

　　我在那片黄土地上，生活了十八年。然而真正认识这片养育自己的土地的，却是进入大学后与一位老教授的闲谈中。老教授听说"西海固"的第一反应那个地方由于干旱而不适合人类生存或许，这是我目前所得最为权威的认识。这位教授，是一位老地质工作者。

　　然而，遥望这片热土，回想那些常年累月在贫困线上苦苦挣扎的淳朴善良的父老乡亲，一个个残破的院落，一双双枯枝般的粗手。。。。。。。。这里，我将要告诉你的，并非从地方政府文件里摘录的，一个活生生的西部农村。

　　一干旱：人为的灾难
　　家乡有条小河，弯弯曲曲流过，流了不知几百几千年。在我的童年与少年的记忆里，葫芦河四季流水清清，河边草木葱葱，沿河分布着大大小小的鱼塘。仿佛……这就是传说中的塞上江南。童年的我们，每逢盛夏，便跟伙伴去河里嬉戏，在河畔林中游玩。然而，现在这一切都只能是我残存记忆里的美丽天堂。

　　第一次巨变，发生于1997年。那年县里决定加固加高葫芦河上游的水库。从那以后，碧波荡漾的湖水，不复存在，库里的水，干干净净地排放。百姓们盼着，盼着这保证生存与生活的水库早日修好，早日蓄水。然而，难熬的1997年过去了，工程没有任何动静，只有干涸龟裂的湖底，有气无力地横亘在山间。宝贵的水田，没了水的浇灌，其结果可想而知。在我的记忆里，原来丰满的谷仓，第一次变的那么矮小。1998年，工程好不容易有点动静，堤坝的确加高也加宽。然而，正如人类历史上的一切伟大工程一样，她是那么的持久。老百姓怀着一点点希望，在苦难中走过了又一年。公元1999年，完工的堤坝，被拦腰切断，说是新修水闸。同样，又是一个漫长的历程。竣工后，水库旁，公路边的最显眼处，矗立了一块由上级领导亲自揭幕的漂亮的工程纪念碑。

　　新世纪的第一年，并未给当地的老百姓带来一丝一毫的福音。雨季到来，水库照样闸口洞开。由于施工者人为的原因，闸门无法关闭。。。。。。又是一个似水流年。2001年，技术专家姗姗来迟，故障终获排除。

　　整整五年，这项国家先期投资600万的跨世纪工程，终于以给我们留下了一个空前绝后的记录而体面地完工。有谁能告诉我，我们的三峡主体工程实施了多久？
　　如果说，这五年是这场人造灾难的第一阶段的话，那么随后的岁月，该是前者的变相持续。不变的，是老百姓一年又一年的希望，如同一串又一串的肥皂泡，破碎，破碎，还是继续破碎。。。。。。

　　面貌一新的水库，以昂扬的雄姿矗立在盆地的北端。最简单的逻辑告诉我们，新的水库比旧的更能抗风险。然而，现实中，她宛如久居深宫的娇子，从不轻易在理所当然的工作中，使自己的嫩肤，得到哪怕一点点的轻微的触动。或许，因为频频在报纸电视上报道，这座好不容易完工的水库，倒忘记了自己的本职所在。暑往寒来，最终，当雨季不再来的时候，懒洋洋的水闸，才缓缓关闭。储存最低限度的雨水，象征性地表明，她还在尽心尽力地，正如旁边纪念碑上所写的为民服务。

　　读高中时，在校门外的餐馆外，时不时见到过一辆豪华考究的越野车，车身那"防汛抗旱指挥部"几个大字至今清晰依旧。或许你很少听说宁夏闹什么洪灾，或许，该归功于这辆车的主人功德无量吧。但是，每当干涸的水库出现在我的眼前，总有这么一幅在高中政治课本上出现的漫画盘旋在我的脑海画面上，一位领导躺在沙发上给电话那头发布抗旱的命令，电话的那端，大雨倾盆，接电话者趴在摇摇欲坠的屋脊，望着漫上屋顶的洪水，满脸茫然，心惊胆战，不知所措。可是，在我们的西部，一切恰恰相反。

　　2004年春节回家，曾就此请教在乡政府供职的一位亲属。答曰，上下都怕担责任，万一，哪怕百万分之一的可能，雨水冲了水库，那么工资，奖金可要玩完。
　　至此，关于水的故事，以及围绕着水发生的一系列匪夷所思的现象，也就不足为奇。于是，前面所叙述的，终于有了答案。确保安全的最佳办法，就是闸门洞开。
　　于是乎，不管真旱还是假旱，我的报告中就说十年九旱，寸草难生。。。。。。地方经济不得发展，也就有了充分的理由；于是乎，在如此恶劣的环境下保持了稳定，上面已经南无阿弥陀佛了；于是乎，源源不断的财政补贴，供养了一批又一批的脑满肠肥，一辆辆高档轿车在这赤贫的大地一日千里，一幢幢别墅小区拔地而起，在这荒凉的西部，营造着一个又一个的繁华的神话。

　　二植树造林
　　――报纸创造的丰功伟绩
　　2001年，我在当地的一家报纸上读到这么一则消息去年我县植树造林30万亩。
　　在这片土地上生活了18年，家乡的一山一水，早以深深地印在了我的脑海之中――孩童时代，周围的山林，无疑是我们心驰神往的快乐天堂。那时，跟大人去山上植柳，当然了，为此还可以享受到联合国为此特供的牛肉罐头。少年时，常跟伙伴林间游玩，有时爬上山腰远远地可以望到北边水库碧水接天，空中雄鹰舒翅，四周野花遍地，山下麦田油油。。。。。。

　　然而，同这里的一切美好的事物一样，仿佛造化释然总是南逃厄运。现在，她们只能成为残存记忆中的些许慰藉。
　　回家，本是生命中最为快慰一段航程。然而，我的回家，的总免不了一路风尘，两眼酸楚。濯濯童山，连绵不断，骄傲地跟你展露她的荒芜与贫瘠，干涸的河床，雄浑壮观的沙尘暴中重温夕日曾经拥有过的青山绿水的辉煌。

　　曾经去看望过一位山里的同学远远望去，山坳里哪个冬日下的小村干净而安详干净的是整个村子没有一株树木；安详的，是在这死亡一般孤寂的村落，我无法察觉哪怕一丝一毫的生命的气息所在。

　　或许你根本无法相信，因为这本身就难以置信除非你亲自，手脚并用地爬上那近乎五，六十度的斜坡上开垦出的田地，此刻，或许你会为拓荒者的勇气所折服。无疑，我们的是这场斗争的胜利者。但是，当沙尘暴最终挣脱长城的桎梏，阔步于大江南北――悄然而坚定地成为我们生活中一个不可或缺的因素，这才发现，新的黄土高原已在我们的手中茁壮成长，新的沙漠正在疯狂地围歼我们的家园。短短几年竟有如沧海桑田碧水青山的塞上江南，刹那间变成了教科书上的又一个生态灾难的示范。

　　30万亩是个什么概念，我不清楚。几年间，我的眼睛告诉我的，是山上，河谷，路边，树干被砍伐，树根被悉数挖光。那条纵贯南北上百公里的公路边，种植于民国时期，经历了风风雨雨大树，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消失的干干净净，留在路边数以万记的一个个直径三，四米的大坑，一个个，见证着这里发生过的壮举。

　　三志愿者，你到底在为谁付出？
　　听复旦志愿者报告有感
　　2001年的某天，当时我所在的宁夏西吉中学，迎来了一批年轻人，他们是首批来西部支教的研究生志愿者。那天下午，在空旷的校园，他们讲述外面世界的丰富多彩；三年后，在清华的礼堂，同样是这么一批青年，给首都学子描述他们所经历的西部干旱，贫瘠，落后，愚昧……

　　无疑，这些志愿者给我们更深刻地了解西部，提供了机会；无疑，志愿者活动本身值得我们的绝对肯定。然而，接下来的这个故事，恐怕又要在各位脑海中划个问号――
　　2002年暑假回家，听说不久前当地师范学校的一批毕业生围攻了西吉县政府――原来，这批师范毕业生是政府包分配的最后一批，但是，和历届毕业生一样，分配的道路总是那么漫长，还是漫长……等待的日子总是无数，还是无数……

　　这里，不知你意识到什么没有志愿者去西部支教，给人一种感觉当地教师肯定相当缺乏。但这批师范生为求一份教师的工作而围攻政府，好像说明情况恰恰相反如果说这两者是一对矛盾，那么，我难以理解这对矛盾，在这里怎么得以如此完美地统一？

　　当地师范生分配工作，和所有其他工作的安排一样，总要经历一个极其复杂的过程接纳的学校会卡你，上级教育部门会跟你提条件，人事部门会"照顾"你，等等……有如翻山越岭，从一个大学校另一个小学校，从事人类灵魂工程师的路程竟是如此曲折。这些土生土长的大学生，几年来，家庭无一例外地债台高筑，难怪这些赤贫级地方走出的赤贫级学子，落魄到上天无路，入地无门时，只能群起而围攻之。

　　如果说卡他们是为了提高教学质量，那么，在宁夏南部一个响当当的高中，为什么教我们的，却也有好几个比我们大不了几岁，刚毕业的师范生？退一步，客观地讲，相当多的山区小学，师资力量极差，但是，难以理解的是，大量的师范生却找不到工作……

　　外来的志愿者，绝大多数被派往最穷，最落后，最偏远的山区小学：一方面，你们不是来体验生活么，嘿嘿，这下让你们找到感觉过足瘾；另一方面，你们走南闯北的，回去后，不正好把这里赤贫的童话，带到祖国的大江南北？于是，全国上下，只要提及西部某某地，千篇一律那儿穷，那儿真穷，那儿太穷――那是个饿死耗子的鬼地方！好！既然这么个鬼地方，那么经济持续不得发展便有了理直气壮的借口；既然这么个鬼地方，那么，伸手跟国家要钱也就冠冕堂皇……悲哀啊贫穷已不再是一种耻辱，反而摇身一变成为一大卖点，成为一株神奇的摇钱树！于是乎，老爷们一个个躺在政府对面的桑拿浴池里，成天成天地等着国家的救济，救济款来了，大把大把往口袋里捞。这也难怪，外地人来县城，发现挺牛气啊!豪华别墅桑拿浴，三菱越野巡洋舰，俨然富康嘛！

　　……
　　我，由衷敬佩我们的志愿者，你们用青春与激情，给着片阴霾的天空带来一缕缕希望的阳光，你们用心血与忠诚浇灌这片沉寂的土地……然而，谁能告诉你，谁能告诉我无私的付出给这片土地换来了什么无助的农民继续破产，可怜的孩子继续失学，孤苦的病人继续死亡……老爷们的财富继续暴增……

风来矣

（接上篇）
……
　　那么，请允许我问你志愿者，你到底在为谁付出？
　　……
　　代表西部家乡父老和孩子道一声"谢谢，辛苦了！"
　　四如此"小康乡"――
　　2003年春节回家，父亲问看出家里有些什么变化，我说道路更窄，更颠簸，村子的院落更加残破。父亲又问我是否知道小康的标准，我笑答不知道。后来，父亲苦笑着跟我说，我们的乡长给我们乡争取了个"小康乡"的称号！在家乡，类似的笑话多了，但这次，怎么说也远远超出了笑话的范围。不知道乡里怎么凑的数据，拿到县府，竟获得通过，说是率先跨了小康。

　　这里，我想跟你介绍的是将台乡的大致地理状况宁夏南部山区，这里可以说是一块风水宝地。她坐落于群山环抱的一个南北约二十公里，东西宽三公里的盆地中。在西吉的诸乡中，将台乡有着辉煌的历史。宋朝著名的杨家将曾在此扎营抗金，因其调将台设置在此，从此得名"将台"。在中国的革命史中，将台也留有浓墨重彩的一笔，1936年10月22日至23日，由贺龙、任弼时、关向应率领的红二方面军与左权、聂荣臻、邓小平等率领的红一方面军主力会师将台堡，完成了震惊中外的长征壮举。1996年，经报请中央批准，建成了由江泽民题写碑名的"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将台堡会师纪念碑"。

　　跟大部分的落后地区一样，这里农业人口占绝对的多数。就我所熟知的我家所在的村子为例，平均每户六人，拥有水浇地十亩。在理想状态下，即风调雨顺时，平均每亩产小麦350公斤。投入种子每亩30公斤；春，冬的浇水合计每亩70元（水库由于前面所说的原因，无法保障使用，而井水花费太高）；化肥，农药每亩投入50元；农业税，教育附加税以及别的不知名目的税费共计450元。现在我们来算这笔帐：小麦以每公斤1元计，平均每户人家种地纯收入为1550元人民币，人均不足300。

　　诸位，我不知道在我们国家，所谓小康是否意味着人均年纯收入300元人民币；我也不明白这300元人民币除了保障最基本的生存外，还能干点什么；我所亲历的，只是每年秋收后，父亲不得不拿出相当一部分的小麦，去街道换回我们兄弟姐妹上学所需的学费；我看到的，只是无数的孩子，等不到小学毕业便早早加入中国原本就已庞大的就业大军；我所听说的，正如我们共同所听说的那个关于去西部支教的志愿者与放养娃的对话。

　　听到的，看到的，亲历的，已使我的神经几近麻木。
　　太多的不公平，已将无数的生命驯化为毫无思想的顺民。正如那冬日下，躺在山坳里享受着暖洋洋的阳光，安详宁静的村落所体现的最高境界听天由命无奈地充当着是这里的生活主题。社会，生活的变化与发展有如自然的演化历程，不焦不燥，安步当车所有的一切都那么顺其自然。于是，各种版本的现代神话便出现在了年度的总结报告中，出现在了各色的报纸中，在无聊中扮演着文化生活的主角。打开为数不多的电视，发现翻来覆去不知重播了多少遍的影视剧，稳如泰山般占据了那硕果仅存的一个电视频道。于是，除夕之夜看一看央视晚会的希望，也如同其他所有的肥皂泡一样，毫无悬念的破裂，尽管不远处的政府大院里矗立着高高的电视转播塔。

　　2004年春节回家，跟那位在乡政府供职的亲属闲谈。我们共同来看看他们的日常安排所谓的工作，不过接接电话，送送文件；所谓的重点工作，天经地义，毫无疑问地当属征收各种税费；所谓的工作形式，乃沿袭了不知多少年的"大锅饭"有事均摊，全体人员分成A，B，C。。。。。。，A去杨村，B去李庄。。。。。。干完工作，大家伙儿又恢复往日的一份报纸一杯茶所营造的舒适与安逸。

　　到此，睿智的你，不知从中得到了什么结论？
　　政府的无作为，在这里被体现的淋漓尽致；政府的无作为，在这里达到你所能想象的最高境界；政府的无作为，在这里被发挥的只让你感到荡气回肠；
　　这里的百姓，不知道乡长姓什名谁；这里的百姓，不知道县委书记为何方神圣；这里的百姓，也不可能知道政府大院里的主人，究竟在干些什么。
　　前几天在网上看到中国南方某地出了位"三光"书记。这倒使我联想起了某年回家，我的邻居，也就是我初中时的政治老师告诉我的一则故事，说大伙都亲切地称我们的书记为"钱书记"，怎么个"钱"法呢？其一，县里能卖的官职统统卖光；其二，有条不成文的规矩逢年过节登门拜访的，少于3000的一律谢绝。或许您看了，嘴角挤出这么几个字"毛毛雨"。当然，这不是我告诉你这个故事的初衷，也不是告诉你这里可能存在一个蛀虫书记。

　　常看新闻的都知道，去年，前伊拉克总统萨达姆搞了一次总统大选，结果他以百分之百的选票当选，山姆大叔对此很是不满意。这里我要告诉你一则类似的滑稽故事几年前，我们县搞过一次县长选举，这倒不是说提前宣布过或老百姓有意去关注它。村里给每户人家两张选票。无意中，我发现，选票上早已印好了现任县长的姓名，大大的毛笔字。或许，这是我生平第一次观念大转变。哦，原来我们的领导关心百姓如此细致入微！知道他所管辖的百姓中，识文断字的没几个，于是，为了不给大家带来麻烦起见，提前做好了一切工作。自个儿大笔一挥，代劳了。

　　。。。。。。
　　至此，我的故事，将要告一段落；然而，同一切善良的灵魂一样，故事的终结，并不意味着心神的复归平静；同一切笃信真理与正义，追求和谐与美好的生灵一样我，幻想着，我幻想着这故事里发生的一切如同一切故事本身一样，就此终结；或者，我幻想着，故事里的一切，都如同故事的杜撰根本就不曾存在。

　　然而，当我重返千里之外的故土当你注视偶然谋面的一张张照片无际的荒山，干涸的河床，呜咽的枯枝，崎岖的小路，残破的庄园，可怜的孩子。。。。。。
　　我们，未曾幻过想沧海重新变为桑田；我们，也未曾幻想那里再成为塞上江南因为那本身就是春风不度玉门关。可怜的人们，在这现代文明的社会，只保留着最为低级，最为基本的生存奢望但愿这人为的灾难不要继续上演。

　　后记一
　　作此文之原由：
　　2002年春节后，在返校的火车上，碰到一位山东籍的，在宁夏大学读哲学的研究生。一路上，他谈到他在宁夏南部做调查报告的一些感想。作为在这片土地上生活了18年的我，对他的某些观点不是很赞同，但是，在政府不作为以及由此导致的地方社会无政府的混乱，散漫状态这点上，我们感触颇深。

　　2004年春节回家，看到的，一年比一年的破败。出乎所料，本来对家乡的现状早有一个相当保守的估计，但难以相信的是，现实与我最低的期望，差距竟是那么的大。回到学校，任不时梦回故乡。一幕幕，在眼前重现。

　　破产的农户，越来越多。稍大点，能走远路的十四，五岁的孩子，一批又一批地加入到民工的行列。更小的，理所当然地投入到地方砖厂的童工大军。饲养的牛，没了……饲养的羊群，没了农村不再象往日的农村；庭院，破败不堪。地下水过度地抽取导致水位急剧下降，使得吃水的水井几乎全部干涸。

　　然而，变化之快，难以置信。不爱怀旧的我，却忍不住回想过去的田园，秀水绿山，回想残留记忆中的那个"塞外江南"。
　　自然的严酷，我们可以理解。但政府所表现的顽劣的不作为，令人心痛。一切的匪夷所思，在那里却是那么的正常。在诸多的不合理面前，大家的心志早已麻木，供选择的，除了沉默还是沉默。无以言表的沉默，不由使我想起了鲁迅先生的那句关于沉默的名句。

　　我，无意于夸大这种严重性，真诚地告诉你，以上所涉及的，只不过这个地方现实的冰山一角而已。但是，以上所涉及的各个方面的任意一处，足以作为"焦点访谈"谈展开报道的范例。

　　数年前湖北的一位书记给国务院领导写了《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这里，我要说的是农民真苦，农民真穷，但是农民不危险。为什么？因为他们永远是那么的忠厚老实，哪怕在几乎无法生活下去，还是坚持着那份与生俱来的善良与沉默。他们希求的，只是那种"能吃饱饭就算幸福"的境界。

　　2004年三月，在网上读到一篇报道，说中国的专家们正在准备一项远比南水北调更为宏伟的计划，把渤海的水引到西部去治理干旱的荒漠。西部干旱，这是不争的事实。但是，难道西部缺少的仅仅只是水的问题吗？我们花费巨资大动干戈地修坝蓄水，可是有了水，我们却任其自流西部的血液啊……

　　繁华的都市，喧闹的校园，距离家乡是那么的遥远。一天晚上，梦见父亲问我为什么不打算考研，我说，尽管有了助学贷款，这三年本科已使得家里债台高筑父亲眼角渗出了浊泪，我，深深地感恩于慈父的关怀，享受了普天下同样的家的温暖。但，与此同时，在他的浊泪中我看到了天下农民共同的悲苦的宿命所在。良知使得我无法沉默，我不知道在广袤的西部，在更为广袤的华夏大地，有多少孱弱的相似的身影在辛劳忙碌中迎送着一个又一个日出与日落。。。。。。都市的天空，我们找不到童话中的月亮星星，或许她们只存在与960万国土中的广大农村披星戴月，原来圣贤的古人早已断言她们属于孤单的农民。

　　醉人的暖风中，告诉你一个似曾相识的农村。
　　后记之二
　　出路的思考：
　　如今，在众多的农村问题报道与研究中，我们的好多学者，从事的，只是办公室里数据与资料的排列组合。的确，从这些报道中，我们学会许多新鲜的专业术语。但其中有几个深入地走访过农村，正如陈桂棣、春桃夫妇历时3年才完成《中国农民调查》那样？

　　看到胡鞍钢先生写的一篇文章，提出了解决农村问题的思路"解放农民、投资农民、转移农民、减少农民、富裕农民"。然而正如其他所有的学术成果，知道报告报道一样，只停留在深奥的理论的层面，忽略了最为关键的一点谁去执行，怎么确保执行？正如中国的法律体系，尽管法律不少，但这些法律到底有多少能够得到严格执行？所以呢，中央一号文件尽管出台，但是反应冷淡。于是，便出现了所报道的领导指着上面的红头文件说"狗屁文件！"

　　不可否认，作为著名的学者专家，他们分析问题的原由，从宏观上指出解决问题的出路。但在农村的角度，从农民的角度，文件永远是文件，听着诱人，但是不能当馒头来用。于是，尽管中央斥巨资用以扶持农民，但是正如大家共同所担心的，正如事实中无可非议的，经过层层堵截，层层盘剥，这些资金不到县，乡一级已经所剩无几。原因很简单，现有的官员体系根本不足信，因为他们早就失信于民。可是，悲哀的是我们只能无奈地寄希望这样的官僚体系。我们幻想着他们通过自身学习，洁身自好。但，正如许多有识之士所大声疾呼的如今的下级体系已经是病入膏肓，无力回天。

　　如今，我们所面临着这么两大问题。其一，占全国人口绝大部分的农村地区，迟迟得不到发展；其二，庞大的大学生队伍面临着"毕业也即失业"的可怕局面；去年提出的西部支援者活动，给我们开辟了一条崭新的思路。但是仅凭寥寥可数的几个志愿者，就是去了西部，到了基层，也只能发挥一种象征性的作用。因为在那种坚如磐石的地方体系中，地方习气过与浓厚，根本无法独立自主地发挥作用正如东部干部到西部根本无法展开工作的尴尬一样，鹤立群鸡，最后鹤也成鸡。

　　新世纪我们要建设全面的小康社会，任务紧迫，局面困难。传统的思路屡屡碰壁，我们何不采用另一种思路与其零星的派遣志愿者，不如认认真真地制定一套完整科学的农村振兴计划，把农村发展与大学生就业紧密结合。建立一种开创性的制度，组成县-乡-村-组四级独立性的大学生工作队伍，给他们充分的自主权，在政策上予以积极的支持与保障，调动大家责任感与事业心，以期工作中的成就感，争取相当部分的才志兼备的青年扎根于此。

　　特定时期，让我们的大学生投入这场伟大的战斗中，依靠他们杀出一条血路。作为国家农村政策监督者，首先在农村展开宣传活动，监督基层政府的工作，确保中央政策的畅通执行，并如实反映农村存在的问题；同时保证大学生队伍的独立性，给予一定的权限，放手实施植树造林、村村公路、水利、教育等利民工程。时机成熟，组织基层选举，依靠独立的大学生队伍重新夺得失去已久的农村阵地，遍地开花。替换松散无力的村，乡级组织。如此，通过大规模的手术，来一次彻底的大换血。该剔除的坚决剔除，该割掉的毒瘤坚决割掉。全新的血液，结实的骨骼，健康的肌肤或许才能拯救腐烂不堪的躯体。

　　确保农村振兴计划实施的关键，在于我们走出以往的死胡同。首先由中央组织相应的强有力的中心统筹机构，直接指挥各个县级工作队伍，负责政策制定，与地方的协调；先期的工作队伍只能定位于县-乡-村-组级别。中央的政策专款由驻县组织直接调度，在工程规划中及实施中，责成地方相应部门给予相关的技术协助；同时展开宣传工作，并汇总乡级报告，直接向中央专门机构请示工作并反馈信息。时机成熟，在更大成就，群众以及经验的基础上，以民主选举为手段，全面、彻底、坚决替换无所作为而又在这无作为体系中占据核心地位的县级机构。

　　作为农业大国，没有农村的现代化，国家的现代化将无从谈起。但长期以来，我们忽略农村太多，从大大小小的报道中，我们已不可否认地归咎于一个痛心的结论体制问题。但是如果我们继续姑息迁就，希冀于这本已无药可救的病体出现起死回生的奇迹，那么，我们的西部农村将永远被圈在黄宗羲老先生所画的那个怪圈里而永远不得脱身。

风来矣

腐败的境界
童大焕

　　2003年年末的最后几天里，我一直在纳闷，伊拉克的"民族英雄"、"反美斗士"、前总统萨达姆先生怎么那么快就对"美国鬼子"承认了自己在世界各国的银行里有400多亿美元的私产呢？他落入美军之手也不过半个月时间吧。

　　这富可敌国的私人财富搜括自伊拉克的民脂民膏是毫无疑问的。但是作为伊拉克的天下都是他萨达姆的天下的小国之君，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兵，莫非王臣，他萨达姆先生又有什么不安心的，还要挖空心思地干一些卖国的勾当，将国有资产窃为己有，并且对着国人瞒天过海，将其悄悄转移国外呢？

　　虽然萨达姆在美国人面前嘴硬，说如果允许他回去参加总统选举，他还是一如既往地（100%）当选总统，云云。但此间普遍的国际舆论都认为，如果萨达姆交由伊拉克人来审判，则必死无疑。看来不管萨达姆怎样地在国内推行高压统治，人们的服从也并不是发自内心的。因此，萨达姆不惜卖国转移资产以给自己留后路，其实也算是颇有"自知之明"了。

　　这么一来，我就想到了一个"腐败的层次"或曰"腐败的境界"问题。
　　余光中有一散文名篇，叫做《借钱的境界》，其中的"最高境界"是"简直有一点天人之际的意味。善借者不是向私人，而是向国家借。借的藉口不再是一根胡萝卜，而是好几根烟囱。借的对象不再是一个人，而是千百万人。债主的人数等于人口的总数，反而不像欠任何人的钱了。至于怎么还法，甚至要不要还，岂是胡萝卜的境界所能了解的。此之谓'大借若还'。"

　　同样的，腐败的第一境界与此有异曲同工之妙。腐败的借口可以是国家形象，可以是国家安全，也可以是为了什么什么高尚的目的，腐败的结果可以是无数的人当炮灰或饿殍，但都没有人说谁腐败，反而要感恩戴德地说，若没有大救星人民将要水深火热。

　　这么说可能还不够清晰。因为上面这种腐败的特征第二第三境界里也有。第一境界的腐败确切地说是政治腐败经济腐败和文化腐败的高度合一，是物质控制和精神控制两根绳子合力拧成一股绞索将人的身体和精神双重捆绑，是政治资源高度垄断了经济资源和文化资源。通过政治控制人的一切生存条件，达到控制人的精神和意志的境界。社会没有政治自由，没有经济自由，也没有文化自由，除了表态文化，就是告密文化和恳求文化。这种腐败一定要伴随着计划经济来进行，即使暂时的计划也好，像希特勒他们的战时共产主义。通过物质的控制进而全面控制人的精神，颇有点邪什么什么的意味。现在的邪什么什么是过街老鼠，但20世纪中叶在不少国家里是国家行为，现在世界上只有少数几个小国寡民的"流氓政权"国度里还在苟延残喘。

　　在这个境界里，腐败是以特权的方式存在着的。但那是为了"国家的需要"。可以专门建一个工厂为国家元首一个人生产雪茄，建N个工厂集中一切专家智慧不惜一切代价专门为一个人生产"主席用瓷"。你说他生活俭朴与百姓同甘苦不吃红烧肉吃的是芋头，但你也许不知那芋头却是千里迢迢派人专送的"荔浦芋头"，当年刘罗锅就说那芋头从广西专送到京城，一个芋头就值一锭银子！"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几颗荔枝，从福建到西安，三天内不到就坏了，知道中间要死多少马匹，耗多少银两？

　　这些都是小儿科。一个人撑死了也是一张床一张嘴。最可怕的是可以不经法律程序随意剥夺个人的财产和生命；领袖说为了民族的生存，必须实行侵略扩张主义，于是整个德国陷入万劫不复的深渊；领袖自己没有安全感每一个别墅都要修富丽堂皇的地宫，于是号召全民族都修地道或者防空洞，或者两三百万人口的国家修一百五十万座地堡――这些钱比一般的经济腐败如何？它们可全都是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耗尽了国力民财破坏了山川河流最后是国在山河破；领袖要是发扬一下革命的浪漫主义精神，来他一两个大跃进文革什么的，接踵而至的可能就是几千万饿殍……

　　第二境界的腐败是经济获得了相对的自由，社会采取了市场经济的价值取向，但政治自由文化自由仍然不足，政府仍然通过行政审批和直接控制等手段控制着社会的绝大部分资源。于是，权贵资本主义盛行，"腐败型投资"和"审批型信息型腐败"成为这种腐败的最主要特征。"审批型信息型腐败"就是审批经济导致一大批信息官倒，所谓"腐败型投资"就是利用公共资源为官僚个人或小集团谋私利，为了个人升迁或捞取私利，这种投资往往极其慷慨，动辄让地方百姓和地方财政背上几十年债务而在所不惜，烂摊子留给后人，自己却异地升官发财。这就是我们通常说的"形象工程"、"政绩工程"，如最近刚刚披露的深圳四大工程腐败即是。每个工程都在八九亿、十几亿以上人民币。投资的理由冠冕堂皇，但真实的意图无一例外是官僚个人或小集团利益。这种腐败点多，面广，其危害比官僚个人的贪污受贿严重得多。这种腐败除了捞取升官的"政绩资本"以外，绝大多数都还兼带着直接的从工程中捞取经济利益。要想富，先修路；要想富，动干部；要想富，政绩工程别止步。

　　要命的是，只要钱没有进入私人口袋，政绩工程形象工程的始作俑者一般不会受到任何党纪政纪处分，反而是异地升官节节高。但是这种危害，比起个人的贪污受贿来说，不知要大几百倍。

　　第三境界的腐败就是一般的贪污受贿生活作风等问题。不必多写。这种腐败危害最轻，也最容易被发现，最容易成为众矢之的。所谓窃钩者诛窃国者侯，腐败也是层次越高越受到人们拥护，被腐败者耍了还帮着他们数钱。所以说腐败也有境界之别呢。

　　孟德斯鳩在论罗马的兴衰时大意说过，当腐败和特权只局限于一个王族时，一切都还有救；但当腐败遍及每一级官僚时，一切便都无可挽回。这话有一定道理。但当我们从现实的历史来考察，就会发现，单纯的"王家的天下"并不比"众官僚的天下"腐败更轻，一个人的形象工程政绩工程，危害也丝毫不比无数人的形象工程政绩工程轻。倒是像希特勒式的腐败境界最高，最深得当时民众的拥护，危害也最大。而在人类历史上，萨达姆式的腐败，充其量在第一、第二境界之间。

　　所以一国之腐败，首推政治腐败，其次是政治腐败和经济腐败的结合，再次才是经济腐败。所以当我看到网络上有"毛时代为什么没有腐败"的伪命题时，我只感到莫名的悲哀。

风来矣

"丁玲现象"启示

　　文学武
　　丁玲现象是20世纪中国现代文化史重要的精神事件之一，它的悲剧和深刻内涵也许可以和胡风现象、周扬现象相提并论。丁玲本身是一个悲剧人物，她的巨大文学才能终究被巨大的政治惯性所吞噬。

　　作为作家来说，丁玲本身是分裂的两个作家，从她的身上可以明显感受到个性主义与集体主义的交替。当丁玲刚从文坛崛起的时候，她的《莎菲女士的日记》、《梦珂》等作品张扬的是个性解放、人的觉醒的旗帜。在延安时期创作的《在医院中》、《我在霞村的时候》等优秀作品可以看作是五四精神的复活。20世纪30年代，丁玲思想转向革命，从此她自觉或不自觉地把文学视为革命事业这部巨大政治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我的生命、我的心，不是属于我自己的，而是属于党的。"丁玲在创作中消解了个性主义，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描写工农群众的群像方法。她的这类创作大多充斥着公式化和概念化倾向，如《水》、《韦护》、《在严寒的日子里》。直到"文革"结束、丁玲复出后，她还固执地坚持着陈旧的文学理念，还在把文学视为政治的附庸。不断的政治运动和思想改造已经把丁玲的创作活力和敏锐思想消解殆尽。

　　丁玲在人格上也是矛盾的。她一方面呈现出叛逆的个性，在历次政治和文艺运动中常成为被伤害的对象。然而，她也曾在一次次政治运动中迷失过自己，伤害过别人。如40年代揭发王实味是"'善于纵横捭阖'阴谋诡计破坏革命的流氓"，50年代批胡风是"一个披着马克思主义外衣装饰着革命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她也批过萧军、萧也牧。尤其是晚年，丁玲仍然对沈从文、周扬等人耿耿于怀，以致失去了不少人的同情，这不能不让人深思。

　　我们反思丁玲现象，并不是要苛责作家，而是要推究背后所蕴藏的社会、文化、体制因素，避免类似悲剧的发生。

　　（《社会科学报》

风来矣

大师之隙
--苏轼与王安石恩怨录
戴庆华

　　对于热爱中国文化的读书人而言，同盛唐一样，北宋也是一个令人神往的时代。苏轼、苏洵、苏辙、欧阳修、王安石、司马光……那么多光照千秋的名字竟然如此集中的出现在那么短短数十年间。北宋文化一时的繁荣当然与社会相对较长时间的安定和统治集团对士大夫的优容密不可分，但是如此众多的顶尖级文化大师们能在流淌数千年的历史长河中狭路相逢，不能不说是某种神秘的缘分在起作用。生在那个时代的文化大师们是不会感到孤独的。但是，应当算是命运的捉弄吧，他们相互之间又因为朝廷的党争而长期陷于不和。以王安石为代表的新党与以司马光为代表的旧党之间长期争斗，而同是杰出文学家的苏轼与王安石之间的恩怨更是一个长期受人关注的话题。许多仇视王安石的文人也借二人之间的恩怨大做文章，似乎二人是不共戴天的死敌，以此证明王安石之大奸大恶与人神共愤。就连苏轼代拟的高度评价王安石学识人品的敕书《王安石赠太傅》也被有些人说成是用曲笔"寓贬于褒"。而实际上，这两位北宋时期最伟大的诗人尽管政见不和，却从未成为任何意义上的私敌，相反，他们之间在政治上的相互宽容和在文学上的互相倾慕永远都应当成为惯于"文人相轻"、动辄互相倾轧到欲置对方于死地的文人们警省的楷模。

　　苏轼与王安石都是那个时代最有才华的诗人和散文家，两人不仅在诗文上互为劲敌，政治上的争端尤其令人关注。王安石年长苏轼十六岁，在苏轼到京师任职之前，就以文章学识和卓然的政绩名闻天下。两人都是少年得志。王安石于宋仁宗庆历二年(1042)考中进士第四名，时年二十二岁，而苏轼则于十五年后的嘉祐二年(1057)考中进士第二名，时年二十三岁。有趣的是两人都曾一度被视为朝廷的栋梁之材。王安石在地方官任上，治绩斐然，他不仅"起堤堰，决陂塘，为水陆之利"，而且"贷谷与民，出息偿之，俾新陈相易，邑人便之"。这些都可以说是王安石后来的新法之预演。而苏轼呢，在他参加完殿试以后，由于欧阳修的极力举荐，也几乎是一夜成名，以至于皇帝也得意洋洋地说："吾为子孙得两宰相。"(另一个钦定"宰相"是苏轼的弟弟苏辙)。至于两人的文章诗词更是那个时代的顶尖水平。苏轼被视为宋代最伟大的诗人和散文家自然不需多言，王安石则即使在身后饱受攻击成为众矢之的之时，文章诗词仍是读书人的不传之秘，正如近代历史学家孟森所言："其集皆在人袖笼内，心摹手追而口不敢道。"南宋时将靖康之耻推到王安石的身上，出现"不管砲石，只管安石"的风气时，《王荆公文集》仍是书坊间的畅销品。

　　两人的首次会面相互印象如何无从考证。可以肯定的是，在他们相会之前，他们就已经熟知了对方的大名，读过对方的诗词文章，只会相互倾慕决不会相互轻视。如果不同朝共事的话，以苏轼之豁达，以及两人相似的经历和共同的爱好，两人一定能成为难得的文朋诗友。但是，既然同朝共事，各自的独特个性和截然不同的政见就注定了两位大师的相处不会是欢洽的。两人的隔阂是有渊源的，那就是苏轼的父亲苏洵对王安石的反感。被选入《古文观止》的那一篇《辨奸论》就是明证。虽然后世有人怀疑其真伪，但是，王安石的母亲去世后受到邀请的人中只有苏洵拒绝前往却是事实。苏洵对王安石的最初印象可能来自其好友张方平。张方平曾说王安石小时候"衣短褐布，身疮疥，役洒扫事，一苍头耳"，这种以貌取人的思路无疑是片面的。当然，如果《辨奸论》确为苏洵所作，则可以断言至少这篇文章的文风是不够端正的，如说王安石"衣臣虏之衣，食犬彘之食"之类的，是纯粹的人身攻击。而且，从一个人的生活习惯就推知此人将来必是"大奸慝"好像也太有些牵强。苏轼对王安石的看法当然不会同苏洵完全相同，但多少受了父亲的影响则是完全可以断言的。在个性上，王安石执拗，苏轼豁达；在政见上，王安石激进，苏轼温和；在生活习惯上，王安石怪僻，苏轼随和……总之，这两颗巨星的"激情碰撞"是命中注定了的。

　　还在王安石变法前的仁宗皇帝时期，王安石就向仁宗皇帝上了那份著名的万言书，陈述自己对时事的看法，说明变法的必要性。但是，这封信并未引起仁宗皇帝的重视。王安石知道变革的时机尚未到来，于是多次谢绝了朝廷的任命（神宗即位前王只担任过较短时间的京官），继续在地方官任上韬光养晦。他的谢绝任用不能不说是真诚的。王安石绝不是那种一味贪恋权势的政客，相反，他在某种意义上是个不可救药的理想主义者，在朝廷尚不能有效地支持变法的情况下，与其做一名碌碌无为的京官，还不如做一名有作为的地方官。直到支持变法的神宗即帝位的英宗治平四年(1067)，他才接受朝廷的任命，先任参知政事（副宰相），再任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宰相），开始大力推行新法。

　　就在王安石开始准备推行变法之时，苏轼兄弟也于神宗熙宁二年(1069)服完父丧回到京师，苏轼随即被任命为直史馆、权开封府推事。于是，苏轼与王安石终于走到了一起。苏轼的职位不高，王安石却已经是权倾一时的当朝宰相。王安石是主张变法的新党领袖，而苏轼则是站在反对新法的旧党一边。作为文人，他们是相互尊重相互倾慕的，但在政治上，两人的治国方略却相去甚远。

　　平心而论，苏轼只是反对激进的变法，并不反对渐进式的改革。朱熹甚至认为："熙宁变法，亦是势当如此，凡荆公所变更者，东坡亦欲为之。及见荆公做得纷扰狼狈，遂不复言，却去攻他。"(《朱子语类》)实际上，当旧党重新获得权力之后，苏轼还反对过对新法的全面否定，因此又开罪了旧党，有些左右不是人的味道。王安石的变法是一个历史学家们至今仍争论不休的话题，对其进行全面评述显然超出了本文的篇幅和笔者的学力，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王安石推行变法是看到了当时社会中正在酝酿着的深刻危机，目的在于富国强兵。然而，一场深刻的变革必然牵动众多的利益集团，有时甚至会触动社会的根基，稍有偏差，就会给全社会带来创巨痛深的灾难。王安石的新法就是如此。例如他在地方官任上颇受农民欢迎的青苗法，在全国范围实施时就异化成了官僚集团盘剥农民的工具，一时怨声载道。

　　新法的实施在一开始就引起激烈的争论，而且这场争论发生在王安石、司马光和苏轼这样一些重量级人物之间。由于王安石此时出任宰相，反对新法的旧官员纷纷去职，朝廷一时间甚至出现了权力真空，一大批资历甚浅的新官员仅仅因为赞成新法而被迅速提拔。这些人中有不少是人品败坏的野心家，品德才能都甚逊王安石，因此新法的实施产生了很大的负面影响。

　　其实，反对新法的领衔人物是著名的历史学家司马光而非苏轼。而且他同苏轼一样，与王安石原本私交不错。尤其让人一时是非莫辨的是，对立双方的领袖都不仅是那个时代最杰出的文人，也都是高风亮节的忠志之士。比如王安石，即使最仇恨新法的旧党人物也不能不承认他的个人品格是高尚的。但是，由于争论的日趋激烈，新党的日益得势，以及旧党人物的不断被清洗，双方的论辩也越来越变得意气用事。如王安石反对皇帝任用司马光，说他"外托劘上之名，内怀附下之实，所言尽害政之事，所与尽害政之人……"而旧党人物监察御史张戬则上书称"今大恶未去，横敛未除，不正之司尚存，无名之使方忧……"云云。苏轼任直史馆职，应当并不在政治漩涡的中心，但他也是一个不会轻易放弃自己的主张的有良知的读书人，看不惯的事不发议论会觉得如鲠在喉，不吐不快。王安石在致力于实施新法的同时也同时从事学术研究，著有《三经新义》和语言学著作《字说》。应当承认，王安石是杰出的学者，却不是一个好的语言学家，例如他的《字说》就对汉字作了许多牵强附会的解释，如说"波"的来源是"波者水之皮"，爱开玩笑的苏轼则来了个滑稽的类比："滑者水之骨。"这当然只是玩笑，但缺少幽默感的王安石一定会因此觉得苏轼的此类玩笑过于刻薄。熙宁二年(1069)，苏轼上了著名的《上神宗皇帝书》，主张"结人心、厚风俗、存纲纪"，几乎与王安石激进的变法主张针锋相对，使得雄心勃勃的王安石十分恼怒。但实际上，两人的分歧还远不止此。王安石为推行新法，改革科举制度，请求兴办学校，在科举考试中罢诗赋、明经诸科，专以经义、论、策试进士。但是，对这项措施连皇帝都疑虑重重，而苏轼随即上书，反对此项措施，得到神宗的首肯。随即苏轼得到皇帝召见，苏轼直言不讳地说："陛下求治太急，听言太广，进人太锐。"皇帝有些震惊地表示会认真考虑苏轼的建议。王安石听说后很不高兴。在皇帝想让苏轼编修中书条例时，王安石表示反对："轼与臣所学及议论皆异，别试以事可也。"单从改科举一事而言，不能不说是苏轼更有远见，王安石在晚年也认识到自己改科举的片面性："本欲变学究为秀才，不谓变秀才为学究也。"王安石赞扬神宗的独断专任，而苏轼则在试进士时出题《晋武平吴，独断而克；苻坚伐晋，独断而亡；齐桓专任管仲而霸，燕哙专任子之而败；事同功异》，明显同王安石的观点相悖。这一次王安石真正被激怒了，他于是下令调查传言中苏轼兄弟运父灵回乡的过程中偷运私盐的问题，并拘捕了篙工水师鞫问。虽然后来查明此为子虚乌有，但显然，经过了一次又一次的冲突，苏轼自己感觉到已无法同王安石同朝共事了，于是请求外放，担任杭州太守。
　　其实，离开朝廷这一是非之地到达风景秀美的杭州任职，对于乐观豁达、以诗酒自娱的苏轼倒不是什么坏事，他的心情反而一时开朗起来。但是，他这一离开京城就是十多年，远离权力中心对于一个被公认有宰相之才的读书人而言，就未必是那般惬意了。在外任期间，他写了不少优美的抒情诗篇，也不乏愤怒谴责当权者的政策造成黎民百姓痛苦的诗歌，这些诗篇后来终于给他带来几乎是致命的灾难。苏轼是诗人，他关注民生，同情民间疾苦，用诗歌表达自己的善良愿望；但是，他不是政治家，对治国安邦的方略在思想高度上远逊于王安石。他看到的民间疾苦有些是新法实施不当的恶果，有些则是自然灾害和官僚豪门的剥削造成的，不能简单归咎于新法，就像在今天不能把中国社会出现的所有矛盾和问题都归咎于改革一样。任何深刻的社会变革都不可能是没有副作用的，而且在那个生产力极其落后的封建专制时代，无论谁当宰相，并不是每个农民都能真正免于饥寒的。

　　在苏轼外任期间，王安石的新政实施得并不顺利，反对的声音越来越大。但是，他在政治上的真正敌人倒不是来自旧党，而是来自他一手培植起来的新党。在他全力推行新法的时候，熙宁六年(1073)出现山崩，而从此年夏季到次年春季一直大旱。在那个时代，自然灾害被看成是上天对统治者政策不当的警告。王安石是从不相信天命的，他有一段名言："人言不足恤，祖宗不足法，天变不足畏。"但是，政敌却充分利用"天变"攻击他。王安石从前的门生吕惠卿为了扳倒王安石从而自己独掌大权，企图诬陷王安石参与谋反，但这个罪名太荒谬，很快证明王安石同谋反一案毫无关系，王安石在罢相之后旋即又恢复了相位。对王安石的另外致命一击还是来自吕惠卿。他把保存的王安石的一些私人信件交给了皇帝，有几封信中有"无使上知"的字样，在那时这可以算是欺君之罪了。王安石知道无法再在京城呆下去，加之痛失爱子，心灰意冷，于是请求辞官归隐，得到皇帝允准，于熙宁九年(1076)回到金陵，政治生命从此永远结束了。在退居金陵期间，他除了潜心学术、醉心山水，还对自己的政治生涯进行了认真的反思，写下了数十册记录他心路历程的日记。

　　苏轼的命运是注定了会同王安石联系在一起的。元丰二年(1079)发生了文学史上著名的"乌台诗案"，当朝新党一帮人诬陷苏轼写诗攻击朝廷，于是苏轼被逮捕入狱。这时，王安石已经罢相，因此对乌台诗案没有直接的责任，但苏轼毕竟是因为反对新法而罹祸的，特别是，迫害苏轼的这伙人如李定和舒蚮都是王安石一手提拔起来的新党人物,因而，王安石对这件诗案不能不给予相当的关注。当时加在苏轼身上的这些罪名是荒谬的，例如硬说苏轼诗中咏古桧的诗句"根到九泉无曲处，世间惟有蛰龙知"中的"蛰龙"是影射皇帝，苏东坡有谋反之心。还有人说他的咏钱塘潮的诗句"东海若知明主意，应叫斥卤变桑田"是攻击皇帝的水利政策的。随着这伙人对苏轼诗作的上纲上线的解释，加之苏轼在严刑拷打之下一一承认了强加给自己的罪名，他的处境越来越危险。此时，苏轼的许多亲戚朋友都噤若寒蝉，当朝官员更是鲜有站出来说公道话的。这时候仗义直言的人不多，其中就有时任直舍人院的王安石的弟弟王安礼，他对皇帝说："自古大度之君，不以语言罪人。轼本以才自奋，今一旦致于法，恐后世谓不能容才。"更难能可贵的是，苏轼的政敌、已经辞官的王安石此时也出来说了公道话，他给皇帝上书："岂有圣世而杀才士乎？"我们无法确知王安石的上书对苏轼的获救起了多大作用，但王安石在这种关键时刻对于政敌的宽谅是一种值得珍视的宝贵品格，因为从古到今，我们无数次耳闻目睹的都是落井下石。正是因为两位政治上的对头都有崇高的人格，他们之间才能最终达成谅解。朝廷的新党是欲置苏轼于死地的，但在各方面的营救之下，特别是最后太后也出面说情，苏轼终于保住了性命，但被降职为黄州团练副使。

　　王安石对政敌的清洗一直为后人所诟病。但是，说句公道话，比起东汉、晚唐以及后来的晚明阉党与东林党人之间刀光剑影血肉横飞的党争，王安石时期的朝廷党争无疑算是温和的，王安石对待政敌的态度也无疑是足够宽容的，最高的惩罚也只是外放和降职，从不罗织罪名用阴谋去陷害对手，特别是，从未企图置对手于死地。因此，即使当时旧党的领袖如司马光，也不能不肯定王安石的人格："介甫文章节义，过人处甚多。"后来司马光在王安石死后，虽卧病在床，仍建议朝廷厚加赠恤："介甫无他，但执拗耳，赠恤之典，宜厚大哉。"

　　除开政治上的对立不谈，王安石与苏轼相互对对方的文学成就都是惺惺相惜的。两人在诗作上有一共同的特点，就是爱用险韵。苏轼有两首著名的《赋雪》使用了极险的韵脚"尖"和"叉"，王安石读到后极为佩服，因"爱其雪诗能用韵"而一再次韵，达六首之多。元祐元年(1086)，苏轼在奉敕祭西太一坛时，读到王安石的旧作，抚今感昔，次韵二首。这是苏轼集中不多见的六言诗，表达了他对王安石这位昔日的政敌兼诗友的深切同情和思念："从此归耕剑外，何人送我池南？"苏轼在读到王安石的词作《桂枝香·金陵怀古》后，更是由衷佩服，赞叹"此老乃野狐精也"。

　　神宗元丰七年(1084)，苏轼刚从黄州谪所被召回，便前往金陵同王安石相会。这时的王安石正赋闲在家，身体多病，爱子痛丧，神宗皇帝也已经对他失去了热情，新党内部的吕惠卿之流又肆行反噬，因此情绪十分感伤。在他是红极一时的宰相时，颇为清高的苏轼很少登他的门，现在苏轼的到访让他极为感动。他亲往迎接，"野服乘驴，谒于舟次"，二人同游蒋山（钟山），诗酒唱和，相处甚欢。当然，他们还是谈到了政治，但是没有再去过多的纠缠昔日的恩怨。而在文学上，他们是真正的知音。也许他们都知道，尽管有过去的那么多恩怨，他们的名字是会一同流芳千古的。他们都懂得，在历史的长河中，官场的那么点荣辱得失是一朵浪花都激不起的，而他们杰出的诗词文章会永放异彩。王安石还邀请苏轼也搬到金陵居住，以便两人成为邻居。当然，此时的苏轼还远未看破红尘，他委婉地拒绝了王安石的邀请。赋闲金陵后的王安石写过一首表达闲适心情的诗作：

　　北山输绿涨横陂，直堑回塘滟滟时。
　　细数落花因坐久，缓寻芳草得归迟。
　　苏轼的和韵之作更为出名，他表达了同这位政敌兼诗友彻底和解的诚意，体现了这位伟大诗人宽容和仁爱的情怀：
　　骑驴渺渺入荒陂，想见先生未病时。
　　劝我试求三亩宅，从公已觉十年迟。
　　两年后(1086)，王安石去世。而早在他去世之前，朝廷旧党就已经复辟，新法全盘被废。此时，苏轼因主张对新法区别对待而与昔日同党--此时重登相位的司马光发生严重冲突。宋哲宗追赠王安石太傅之位，苏轼代拟了一份敕书，高度评价了他的这位政敌兼诗友："瑰玮之文，足以藻饰万物；卓绝之行，足以风动四方。"这个给予王安石的评价，苏轼自己也是当之无愧的。

风来矣

丑陋的中国文人

　　长期以来我对自己可能会成为一个文化人怀着莫名的恐惧。虽然文字的事我也乐意做一些，但总想找个文字之外的职业，以便逃避这种恐惧。这种恐惧的主要根据就是我对於中国文人的极度憎恶。在我和朋友们的交谈中，用为指代最丑恶最下流的物事的概念便常常是"中国文人"。这是因为中国文化中最丑恶的东西总是在文人身上得到集中表现，而我们所做的文字之事又多少与文人有点干系，作为自我批判精神强一点的人，自然要把最无情的批判指向自己及与自己相近一点的人。这种恐惧和批判中暗含着我对另一种人格形象的追求。需加说明的是，我这"中国文人"，并不是指所有的"中国的文人"，而是指全面地继承了中国旧文化，而没有在西方文化熏陶下更新自我人格的那种文化人（不管他是中国人还是外籍华人）。至於那些虽是中国的文化人，却较多地抛弃了中国旧文化的价值观，接受了西方现代意识并敢於坚持自我的人，则多多少少总会受到我的尊敬。当然，这种人在中国极少极少。

　　遥远的古人姑且不论，先说说虽已作古却并不遥远的郭沫若先生。他是有着较多文化成果的人。这成果是其追求真理的足迹，是其生命激情和生命意义的证明。稍有尊严和独立人格的人都会尽力捍卫这成果。可在文革阴风还没吹进他的院门时，他却来个先下手为强，主动宣称自己的作品全是毒草，你们可以全部烧掉。在那种非常时期说出那种话，对於中国人来说是很自然的，好汉不吃眼前亏嘛。

　　可是西方的一个着名故事却是另一种结局和意义。在宗教裁判所的铁窗里，布鲁诺对於自己的眼前亏看得十分清楚，可他却不想放弃自己的真理去做一个所谓好汉。火舌终於舔上他的身体，他却骄傲地向那些罪恶者最後一次重申那个真理："当你们烧死了我时，地球照样在旋转。"这实在是科学的胜利和宣言。在科学胜利的背後，我们看到了光辉人格的胜利。将这两个故事中的主角对比一下，究竟谁洒脱谁卑鄙，谁智慧谁丑陋，谁好汉谁痞子，谁维护了自己谁丧失了自己？

　　也许有人说这个对比不能说明问题，因为郭沫若为越来越多的人所鄙弃。其实无论拿哪一个中国的文化人跟布鲁诺相比，或跟别的甚麽西方人相比，何尝不可得出类似的结论呢。

　　艾青和丁玲是饱经患难备受尊敬的人。可当中国文坛刚刚输进一点新的艺术方法时，他们扮演了甚麽角色呢？当他们无力将其剿灭时，竟然玩起了政治手腕，企图借当权者来惩恶除邪，一旦精神污染扫除净尽，他们便可欣欣然地照当名作家，照当权威泰斗。这也不是艾青的发明，而是中国文人的老传统，不过是古已有之，於今尤烈。为了自己能做最受宠的走狗，不惜张开狼一样的獠牙，将别的狗们一概咬死，40年来这样的丑剧哪一天停演过？又有几个中国文人不是在争媚夺宠的倾轧中被咬死或咬伤的呢！

　　艾青的故事使我想起了一个巴黎的故事。当印象派画家们新的艺术主张和艺术实践得不到官方认可和民众理解时，似乎并没有同行来乘机起哄或威压，倒是有不少文化人首先予以支持和尊敬。着名的左拉特地写出长篇评论，举荐印象派首领马奈的作品，另一些作家如阿斯特吕克、丢朗提等人，也像左拉一样经常叁加画家们的讨论活动。他们一面相信自己是天才，一面十分尊敬别人的天才。倘若觉到自己并非天才，便忠诚地做天才们的泥土，共同培植人类精神的大树，而不是做那千方百计蒙住天才灵光的无赖似的"灰尘"（鲁迅语）。艾青在巴黎留学几年，而且是为学习美术而去的，难道竟然连这则左拉与马奈的故事都没听说过吗？

　　听过了又能怎麽样呵，这些可怜的中国文人！西方世界那麽多崇高的人和事，哪样不为中国人所知呢。在课堂上滔滔不绝讲着它们的，把它们译成汉字编成书的，将它们一本一本买回家来的，以及拿了人民的钱远涉重洋去将它们写成博士论文的，不都是我们的中国文人麽？这一切又能怎麽样呢？

　　再讲一个巴金与契诃夫的故事。几十年来中国社会的一切丑恶都在巴金心上留下了深深的刻痕，但愿我的文字不会在任何意义上对这位老人再剌伤一点点。当许多人都用恶意攻击和诬陷（也就是"咬"）以置胡风於死地时，巴金的文章是那麽温和，完全是为了敷衍过关。在人人都要表态的威压下，写点这样的文字算不上甚麽罪过，事後也很少有人引为自愧。可是在俄国，当沙皇因了高尔基的进步倾向而不批准他进入国家科学院时，契诃夫等人愤然宣布退出科学院，以示对政府的抗议。高尔基进不了科学院，只是少享受一项荣誉，契诃夫们却如此怒不可遏。胡风的被打倒，乃是关於一种文学理论和个人的（其实何止是一个人的）生命的大事，中国文人们却如此随和，连最正直最纯洁的巴金也听任他人指使，去干落井下石的勾当，这种对比是何等鲜明。顺便说明一句，在俄罗斯和欧洲，契诃夫远不是猛鸷的英雄。可就是他这种较平和的人，也总是手握长剑，时刻守护在自由女神之前，一旦有罪恶前来进犯，他就不顾一切地挥剑而上，显出斗士的雄姿。

　　中国文人呵，你已经完全没有了正义感，完全没有了自我意识麽？连你的最优秀分子，也已经找不出一丝光辉来了麽？
　　最最可悲的例子也许是那名噪一时，为整整30年的中国文坛提供了完美无缺的散文模式（至今仍占统治地位）的杨朔。这个人把中国文人的丑陋和中国文体的丑陋都发展到了极致。那样地不敢正视现实，在尸骨遍野的一片死气中，竟一次又一次地看到了胜过天堂的蓬莱仙岛。文风上是那样矫揉造作，那样地充满八股气，那样地干燥，那样地无病呻吟，牵强附会，拿腔拿调，那样地千篇一律。每一个文字都充满了叭儿狗的媚笑和媚笑後的沾沾自喜。这几年来，每一次不得不在中学讲坛上大讲杨朔们的散文时，我就像进了地狱一样充满恐惧和绝望。这样罪恶的文字仍在流行，仍在腐蚀下一代的心灵，这是怎样难以容忍的罪恶，可是我不但容忍它，还帮助他们完成这样的罪恶，目的不过是求一囗饭吃，我实在不能原谅自己的卑鄙和下流。至今想来还如此恶心，真想到卫生间去吐个三天三夜，真想到不沾中国空气的外国温泉去认真清洗自己。逃避那种卑鄙和下流的勾当，正是我现在弃职流浪的主要原因之一。

　　据说，杨朔是个很有诗人气质的人，是个十分真诚的人。我完全相信这种说法。但正是这种说法的成立，使得他的悲剧更加深刻。如果纯碎是为了谋求私利，睁着眼儿求宠，我们呸他一囗即可了事。偏偏他不是这样。他是不自觉地充当奴才的，他觉得为主子唱赞歌是一个文人无需怀疑无需论证的使命。既然是以唱赞歌为先人之见，他当然就不需要自己的眼光，不需要面对真实，不需要为苦难和尸骨和罪恶和丑陋动一丝一毫感情，而只需要去看蓬莱仙境，只需要去看海蜃楼，只需要动用化腐朽为神奇的中国文人的老伎俩，编出一篇篇粉饰现实的文字。即使是那些无法点化的纯自然景物，比如"香山红叶"，"童子面茶花"，出於那种需要，也不得不勉为其难，强令他们像自己一样承担起歌功颂德的使命。连如此真诚的人都完全陶醉在罪恶之中自丑不觉，这个世界还有甚麽正直和良知可言。

　　中国文化中最致命的罪恶因素不是别的而是奴道主义。当西方畅行所谓神道主义时，他们的人性只是被神威所压，一旦解放出来即有光辉闪烁。而奴道主义则是一种内在的变质。人性的一切内容都已彻底腐烂。奴隶精神成了灵魂中唯一的内容。即使外部压力消失，即使主子死去，奴道主义的阴魂依然不散。何况那奴隶主的空缺，及时可以递补。因为我们是全民皆奴。广大的奴隶队伍乃是产生奴隶主的最好资源。每个奴隶都可在一夜之间成为当之无愧的奴隶主，正如每个农民都可在一夜之间成为忠於职守的皇帝一样。像杨朔的所作所为，不应解释为迫於外部压力，实是出於奴才的本性。这种人一旦晋升为奴隶主，他所制造的悲剧和罪恶，决不会逊色於我们已经认清了面目的那些奴隶主们。中国大地只有丑陋的奴格像死狗的腐尸一样遍野横陈，而绝对没有人格可言。

　　所有奴格的典型代表，无疑就是中国文人。让自己去做这样的典型，岂能不感到恐惧。如果我一生的努力只不过是把自己的名字写到郭沫若杨朔们的尾巴後边，这是我无法接受的奇耻大辱。

　　现在我终於知道，做一个文化人乃是我不可逃脱的命运，也是我别无选择的选择结果。选择的同时我抱定了一个原则，那就是必须坚持自我。我可以没有恩宠没有地位，可以没有名气没有桂冠，但我决不可以没有自我，决不可以没有独立的人格。我一定要把自己与中国文人区别开来，与一切中国奴格区别开来。倘若他们自视为救主，我就甘为叛神，倘若他们自视为圣灵，我就甘为邪念，倘若人们自视为人，我就只有做魔鬼。1986年我为自己取名为摩罗时，便是这番寓意。同时我知道，我的灵魂早被奴隶的气息所浸透，要完全摒弃奴性哪是一个中国人所能轻易做到的？我只有怀着战战兢兢的虔敬之心，按着自己的要求尽力去做。

　　最後再谈几句巴金先生。在十年文革以後，谁曾站起来承担过一丝责任？中国文人固然没有，他们重新出山以後，除了哭诉奴才的委屈外，根本不懂得反剩那些非文人呢？那些直接的责任者呢？又有谁反省过？我不是不懂得文革作为一种社会现象，没法一点一点地追究个人责任，可是，如果谁都以此为自己开脱，那麽，社会运动中人的主体性又作何解释呢？而且，那些应该由组织由民族所承担的集体责任，又有过真正的自审没有？倒是那个正直善良的巴金，在作着那样痛心疾首的反思和自审。他对於自己灵魂的苛刻，他对於生命和生活的真诚，他对於人的尊严的虔敬的竭望和追求，使他高居於一切文人和非文人之上，成了鲁迅以後中国仅有的一颗良心。这个民族在经历了如此丑恶悲惨的历史以後，竟然毫不愿意拿出一丝勇气来作一份集体反思，却让这麽一位颤颤巍巍的龙锺老人，独自背负着如此深重的忏悔，我常常因此而感到极度的窒息和悲哀。

风来矣

陈独秀的希望与绝望

　　在中国现代史上，陈独秀应该是一个石破天惊领袖一代的人物。他那炯炯发光，烛照幽微的眸子不仅看穿了几千年专制社会的弊端，而且洞察了在他那一时代活动着的魑魅魍魉嘴脸；他那渊博精深的学识，锋芒毕露的文章，曾经是启聋振馈的号角，是驱除阴霾的闪电。号召着人们去迎接民主与科学的曙光；去直捣孔家店这座封建势力的最后的巢穴；去摆脱那陈腐僵死的语文外壳，代之以刚健清新的文学形式。而从一九一五年九月第一期《新青年》杂志问世迄今，中国的有志有识之士，一直在他所指出的方向和他们开拓的道路上曲折前行。这使我们感到骄傲，也感到悲哀。因此，这就愈发使我们产生一种对他睿智思想和高尚人格的怀念和崇敬之情。

　　以民主始，以民主终
　　陈独秀的人生道路是以民主始，也以民主终。这是一个"否定之否定"的"之"形的发展过程，而这一过程的轴心是"民主"二字。而他的民主思想妊娠于对封建八股的叛逆，得营养于法国民权论的思想，成长于对封建专制和斯大林专制主义的批判。早在他髫龄发蒙读书，在家庭的逼迫下走上科举士进的道路时，他就以"选学"妖孽造了八股文的反；在那令人窒息的考棚里，他以从《昭明文选》得来的词调堆砌成了一篇应试的八股文，却得到了考官的青睐，得中秀才，这个事实本身，就是他对八股取士的揶揄和嘲弄。及至在日本留学期间，他阅读了卢梭的《民约论》，盂德斯鸠的《万法精理》，约翰·穆勒的《自由原理》，斯宾塞的《代议政体》等著作后，就毅然参加了中国青年会和一九零三年风靡一时的"拒俄"运动。同时，在同年六月在上海创刊的《国民日日报》上，他首先废除皇帝年号，使用干支纪年，为国内报刊开创了先例。而他在安庆藏书楼所作的慷慨激昂的演说，在安徽成立的岳王会等组织并任会长，策划以实际行动推翻清王朝的封建统治，更说明了他兼有激进的民主主义的宣传家和实行家的双重身分。

　　唤起了整整一代青年人
　　一九一五年九月《新青年》杂志的创刊，尤其是作为主将的陈独秀在这个刊物上所发表的一系列文章，更是将辛亥革命前后在中国人民内心里所郁积的民主主义的渴求喷发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他义正辞严地疾呼："凡违反科学与民主，哪怕是祖宗之所遗留，圣贤之所垂教，政府之所提倡，社会之所崇尚，皆一文不值也。"他堂堂正正的提出新青年的六义："自主的而非奴隶的"，"进步的而非保守的"，"进取的而非退隐的"，"世界的而非锁国的"，"实行的而非虚文的"，"科学的而非想像的"。他提出青年应具有政治的和伦理的觉悟，政治的觉悟即是：第一步，知国家为人民公产；第二步，顺立宪制之潮流，弃数千年之官僚专制，而另以自由的自治国民政治；第三步，多数国民自居于主人的主动地位，进而建设政府。伦理上的觉悟则是"弃伦理上保守纲常阶级制"，实行心理上除旧布新的大革命。而为了迎接民主与科学的新世纪，为了巩固新诞生的共和政体，杜绝袁世凯、张勋之类的封建帝制的复辟，就必须打倒帝制的文、武两个守护神--武为新旧军阀，文的就是孔教。因此，以陈独秀为主将的《新青年》，聚集了高一涵、吴虞、鲁迅等一批"打倒孔家店"的著名人士，向孔教发起了凌厉的攻势；一时之间，孔教成了一切罪恶的渊薮，成了举国共讨的矢的，而在这一声势浩大思想解放运动中就培养起了整整一代矢志为民族独立，为民主政治而奋斗的青年斗士。陈独秀的历史功绩就在于他和他的同事们唤起了这整整一代的青年人。

　　建立共产党，保持民主信念
　　应该承认，无论是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或是陈独秀成为中共最初的领袖。都是在历史条件并不成熟的情况下由外力的输入而产生的历史事件。因为，就当时的情况而论，以陈独秀为代表的中国知识分子中的激进派，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研究还是比较肤浅的，他们仅仅是通过在日本留学时从日文转译，介绍马克思主义的入门读物中来理解共产主义理论的。根据李大钊一九二零年五月的想法是，"认为自己和独秀先生等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还不够深刻，对于俄国的情况知道的也还嫌少。"因此，他主张此时首先应该致力于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而陈独秀的想法则是："我们不必做中国的马克思和恩格斯……我们只要做边学边干的马克思主义的学生……"（张国焘《我的回忆》）而在具体的组织原则方面，陈独秀毅然否定了孙中山在国民党内所实行的党魁制，而应用了较民主的委员制，书记仅负联络之责，遇事公决，以确立党内民主作风，杜绝个人独裁及官僚作风。可见，即使在建立共产党时，他仍然保持着民主的信念。

　　共产国际指挥棒下的无奈
　　俄国人是在"首先在一个国家中建设社会主义"这一理论的指导下进行革命的。为了确保社会主义在一个国家的胜利，他们需要分散外国的压力，需要在远东寻找同盟者；而此时的中国，列强正各自支持着力量较强大的直奉军阀，使缺乏实力的孙中山陷于势寡力单的窘境。于是，正如共产国际代表马林所说，俄国人要让中国共产党人去做国民党的苦力，以国民党作为阶级联合的组织形式和实行国共两党的党内联合，以壮大国民党。陈独秀在建党初期对于共产国际的名义来指挥中共的行动是颇为反感的。他提出："中国革命靠中国人自己干"，并主张："所有党员都应无报酬地为党工作""对于工作人员还要规定薪给，等于雇佣革命。"从而否定了职业革命家的存在，并在经济上拒绝了共产国际的津贴。然而，他紧接着于一九二一年十月和一九二二年八月第三、第四次在上海法租界被捕，而这两次的被捕和被释都是共产国际的代表马林用大量的金钱贿赂了租界当局才使得他得以迅速获释的。于是，在内部外部的现实压力下，正如他自己所说，他是"不自觉的做了斯大林小组织的工具。"

　　然而，即使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仍然在中国革命的一系列问题上坚持他独特的见解。他提出：中共最好用民主主义的口号，就是"为召开国民会议而奋斗！"。他重复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农民战争的传统观念："农民战争如无城市无产阶级政府的领导，一定会堕落或被消灭。"就是因为这样一些言论和主张，他被戴上了右倾机会主义的帽子并负起了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的历史罪责。然而，历史的真相却是，在一九二七年上海工人举行第三次武装起义取得胜利后，面临蒋介石、白崇禧的大军压境，是共产国际的一纸电报，命令数千名工人纠察队将武器隐藏起来，从而自动解除了武装，招致了"四·一二"的清党大屠杀；在同年的宁汉分裂之后，是斯大林亲自发表演讲，指出："武汉是中国革命运动的中心……共产党人必须参加武汉国民党及革命政府"，从而给汪精卫"七·一五"清共留下了缓冲的时机；而在湖南的农军包围了长沙之后，仍然是共产国际的代表鲍罗廷迫使中共中央下达了停止进攻的命令，从而招致了百馀工农和中共党员被杀的"马日事件"。而在所有这些退却的命令之后，斯大林又下令中共在二十四小时内实行土地革命，于是又发生了中共"八·七"会议之后的盲动主义。而在这些忽左忽右，忽进忽退，忽联合忽斗争的共产国际的命令的背后，隐藏着苏共党内反对派与斯大林派的斗争。为了适应这种斗争的需要，为了辩护自己政策的"正确性"，于是就下达了这样那样完全不同的命令。陈独秀在这样一种残酷的斗争面前厌倦了，于是就自动离开了中共中央。而在临离开武汉时，他沉痛地总结了一句话："中国革命应该由中国人自己来领导！"

　　何等卓越的预见
　　陈独秀于一九三二年十月第五次被捕，并在南京的监狱里被羁押了五年之久；获释后，又辗转到了川东江津县城郊的一个山庄里过了五年的幽居生活，于一九四二年五月病逝于乡间。而他的民主思想，在这十年囚居和幽居生活的磨炼和砺砥中不是愈发趋于消沉和萎缩，而是愈益变得成熟而臻于升华。

　　提纲挈领地说来，陈独秀晚年的民主思想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民主的基本的真实的内容："法院以外机关无捕人权，无参政权不纳税，非议会通过政府无纳税权。政府之反对党有组织、言论、出版自由。工人有罢工权、农民有耕种土地权，思想、宗教自由"等等。

　　二、民主的必要性："没有民主就没有进步，也没有革命。没有科学就不能生存，就要亡国。""有民主才能有科学，有科学才能保民主。"
　　三、民主的历史性："原始社会就是共产主义和民主主义两大支柱。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推倒和埋葬了这两大支柱。资本主义社会发掘了民主，发展了科学，人类大踏步前进。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民主与科学无限发展，走向人类大同。""民主主义是自从人类发生政治组织，以至政治消灭之间，各时代(希腊、罗马、近代以至将来)多数阶级的人民反抗少数特权之旗帜。"

　　四、民主的阶级性："大有利于多数人民利益，就是最好的阶级立场。""民主与科学大有利于中国人民，当然也有利于无产阶级。""无产阶级民主不是一个空洞的名词，其具体内容也和资产阶级民主同样要求一切公民都有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罢工之自由。特别重要的是反对党派之自由，没有这些，议会或苏维埃同样一文不值。""政治上的民主主义和经济上的社会主义是相成而非相反的东西。民主主义并非和资本主义及资产阶级是不可分离的。无产阶级政党若因反对资本主义，而没有民主制做官僚制之消毒素，也只是世界上出现了一些斯大林式的官僚政权，残暴、贪污、虚伪、欺骗、腐化、堕落，决不能创造甚么社会主义，所谓'无产阶级独裁'，根本没有这样的东西，即党的独裁，结果也只能是领袖独裁。任何独裁都和残暴、蒙骗、欺骗、贪污、腐化的官僚政治是不能分离的。""应该毫无成见的领悟苏俄二十馀年的教训，科学的而非宗教的重新估计在布尔雪维克的理论及其领袖之价值，不能一切归罪于斯大林．例如无产阶级政权之下民主制的问题。""如果说斯大林的罪恶与无产阶级独裁制无关，即是说，斯大林的罪恶由于十月以来苏联制度之违反了民主制之基本内容(这些违反民主的制度，都非创于斯大林)而是由于斯大林的心术特别坏，这完全是唯心派的见解。斯大林的一切罪恶，乃是无级（即无产阶级之简称)独裁制之逻辑发展，试问斯大林一切罪恶，那一样不是凭藉着苏联自十月以来秘密的政治警察大权，党外无党，党内无派，不容许思想、出版、罢工、选举之自由，这一串反民主的独裁制而发生的呢?若不恢复这些民主制，继斯大林而起的，谁也不免是一个'专制魔王'，所以把苏联的一切坏事，都归罪于斯大林，而不是推源于苏联独裁制度之不良，仿佛只要去掉斯大林，苏联样样都是好的，这样迷信个人轻视制度的偏见，公平的政治家是不应该有的。苏联二十年的经验，尤其是后十年的苦经验，应该使我们反省。我们若不从制度上寻求缺点，得到教训，只是闭起眼睛反对斯大林，将永远没有觉悟。一个斯大林倒了，会有无数斯大林在俄国及别的国家产生出来。在十月后的苏俄，明明是独裁制产生了斯大林，而不是有斯大林才产生了独裁制。如果认为资产阶级民主制已至其社会动力已经耗尽之时，不必为民主斗争，即等于说无产阶级政权不需要民主，这一观点将误尽天下后世！""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后，有国有工业、军队、警察、法院、苏维埃选举法这些利器在手，足够镇压资产阶级的反革命，用不着拿独裁来代替民主，独裁制是-把利刃，今天用之杀别人，明天会用之杀自己。列宁当时也曾经警觉到'民主是对于官僚制的抗毒素'，而未曾认真使用民主制，如取消秘密政治警察，容许反对派公开存在，思想出版罢工选举自由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