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楼主 |
发表于 2010-6-29 19:30
|
显示全部楼层
小贴士:上传图片,每层楼请不要超过两张,以保证最佳访问速度!
四、对“南丝路”的一些新思考
《何君阁道碑》的重现为我们澄清了一些历史疑案,但同时也萌生出一些新的问题来。
首先说它解决的问题。
它的出现,以无可辩驳的事实证明了由司马相如开通的西夷道荥经段是从花滩向西,经泗坪—三合—大矿山—泸定,然后才折而向东到汉源的宜东,而不是长期以来被史学界认定的花滩—黄泥—大相岭—清溪一线。其次它还证明了这条官道至少在东汉还在维修使用,而不是如前些年有的学者断定的“东汉初就改走相岭”。这个前提确立之后,一系列小疑问也就迎刃而解。比如笔者就一直对“王阳畏途”不解,因为据笔者亲历,大相岭的路实在是相当平缓而安全的,并无什么险绝处,何以会吓得王阳连刺史也不干而回了马呢?现在我明白了,王阳走的是大矿山(谭其骧先生标为邛僰大山)。别说走到今三合的硝岩、九把锁这些“猿猱欲度愁攀援”的地段,他只须出城行20余里,走到“何君阁道”之前的李家岩、老王岗一带就够他胆寒了。我的母亲于民国时到康定师范读书曾行此道,其凶险令她老人家一辈子惊魂未定。我的一位堂兄也曾不怕凶险随背茶包子的脚夫抄近路走过此道,至今引以为豪。于是我们理解了东汉另一位杰出的刺史王尊,不惧险阻,打马而过,为什么能彪炳史册,为荥经人奉祀千年的道理了。
回头我们又可以此碑证一些典籍的正误。比如《墨宝》云:“此碑出于绍兴(宋高宗年号)辛未。在荥经通邛笮之路也”。《隶释·何君阁道碑》云:“邛崃九折板盖其地。”由现在看来皆千真万确,以往大家一直以大相岭为邛笮山,不知大矿山才是汉之邛笮山,这就难怪人们总在花滩至相岭之间追踪《何碑》的去向了。又还可以确证的是,不仅邛笮山是今之大矿山,汉时邛崃山也是今之大矿山。因为《汉书·地理志·蜀郡》明确记载:“严道,邛崃山,邛水所出。”邛水即今之荥河,并非相岭河。它之所出不是大矿山又是哪里呢?总之,无论邛崃、邛笮,都不是相岭,因为此时官道尚未开通,即令有道也是民间小道而不是官道。
这样,我们就可以重新审视汉以后有关邛崃山、邛笮山的记载是否有误,该坚持的就坚持,该改正的就改正。这也就是《何君阁道碑》出世的重大意义之所在。
现在说此碑重现带出的新问题。
既然东汉并未改道,那么,改道又在何时?对于这个问题,目前我们没有什么直接的证据,但根据《墨宝》说的“此碑出于绍兴(宋高宗年号)辛未。在荥经通邛笮之路也”来看,这条官道应当是宋朝都还在走,否则,如果已经改道,被发现的可能性就极小了。再者,就目前我们所能看见的对《何君阁道碑》的记载、论述,都在宋以后,所以,我认为官道改走相岭的历史恐怕不会早于宋。
笔者更感兴趣的是,为什么司马相如修官道通邛都(西昌)要选择向西绕道一两百里,翻越凶险遥远的大矿山,而不从花滩直接向南走既平又近的大相岭?为什么到了东汉还要动大工程维修此道?对这两个问题,笔者有些浅陋的推想,陈述于后,以就教于大方之家。
修路首先要考虑利用原有的路线,这是显而易见的道理,实在不能利用才考虑另辟新线。在司马相如来开官道之前,蜀布、邛竹杖早就流向世界。那么我们仍然要问同一个问题:为什么早期蜀人不走平易便捷的大相岭而要走险远的大矿山去转一圈呢?其中必然另有原因。
徐中舒先生在《试论岷山庄王和滇王庄蹻的关系》一文中,不厌其详地用了好几个专章,反复论证了一个重要问题:那就是春秋时期的严道(荥经),是楚国一个非常重要的黄金管理转运站。
徐先生用了大量文献和考古发掘资料证明,春秋时期,楚国的黄金之多,在世界史上都是空前的。而这些黄金来自两个地方,一是云南的楚雄,一是四川荥经。这是两个负责管理生产并转运来自广大丽水地区黄金的基地。丽水,就是现在的雅砻江流域。这里的金子不是水中的沙金,而是山中的金块,大的可达两三斤。异常丰富的黄金引得盗采之人蜂拥而至,以至被处死的人的尸体塞断了滚滚江水,仍不能禁止(详见《韩非子·内储说上》)。这条转运的路线正是雅江—康定—泸定—大矿山—荥经。
这才是这条道产生存在的最初理由。所以它的功能决定了是向西而不是向南,它绝对早于通往邛都(西昌)的西夷道,或者说开初通往康巴的路暂时还没有与邛都—南亚的大道沟通。至司马相如开官道,之所以没有另辟新道,可能运金子的功能还在发挥,还不能弃之不用。东汉还在维修,是否东汉也还有金子可运呢?此说如果成立,那么改道的理由,应当是丽水金源枯竭,无金可运了。
关于雅砻江流域多金的说法,任乃强先生在《四川上古史新探》中说得更加动人。他说,当四川盆地还是一片汪洋时,先民们从元谋溯横断山河谷而上,选择的理想之地是康巴。当时的气候良好,水草丰茂,而且“遍地是金块”。不过,这些金块仅用于放牧时放在投石索(皮风)里击打牛羊。因其金光灿烂,易于回收罢了。任先生以治学严谨著称于世,这一说法可作旁证。
当然,一条路除了运金子之外不是不能作其他用,商贾们运进去蜀布、漆器,运出来牛马、僰僮,这些都是《史记》以下史册大书特书的事实,兹不赘述。笔者在此想加上两样商品,那就是严道的铜和茶。
荥经素有“铜山”之称,汉以前,“严道金,朱提(云南昭通)银”即名满天下。金即铜,是国家战略物资。《史记》、《汉书》载汉文帝赐宠臣邓通严道铜山铸钱的事,中国人几乎个个耳熟能详。我看我县博物馆内上古文物,黄金一件也没有,但铜器却多多。秦灭蜀,严道最早建县,不为铜为啥?根据我的实地考察,我发现,现有的铜矿点,都是沿荥河(古邛水)布列,从天凤、宝峰一直摆到大矿山,而大相岭这边是一个也没有。据三合乡(大矿山脚)本地人讲,当地山中有不少不知道哪朝哪代废弃的“金洞子”都还存在。这就说明,这条路的兴,可能与开铜业的发达有关,而这条路的废,也可能与铜资源的枯竭有关。不是说三星堆的大量铜器找不到铜源吗?半径之内,铜山严道离它最近,这是我的猜测。
再说茶。按历史记载,大规模的,由官府组织与康藏进行“茶马互市”是在唐朝。但唐朝之前康藏氐羌民族就不喝茶吗?正如司马相如开西夷官道之前民间早有通商小路一样,氐羌对茶叶的消费必定是远远早于唐朝的。最近有甘孜的同志来电话询问《何君阁道碑》,并说他们藏史中有对该碑的记载,这倒是个值得进一步探讨的事情。
顾炎武《日知录》中说:“秦人灭蜀,中国始知有茗饮之事”。西汉,严道人吴理真已开始在蒙顶大规模种茶,作为“活民之行”(《杨慎记》)。这已是不争的结论。既作为拯救一方百姓的行业,可见严道茶业在西汉已成规模。严道的茶不仅最早,而且很好。司马相如的《凡将篇》和杨雄的《方言》中已有记载。这么多茶卖给谁呢?
王家祜先生在他的专著《漫话南路边茶》中收集了大量文献证据,详备地阐述了茶与康藏民族之间的生死关系:“以其腥肉之食,非茶不消;青稞之热,非茶不解”(《滴露浸露》)。“夷人不可一日无茶而生”(《续文献通考》)、“茶乃蕃人之命”。“如不得茶,则病且死”、“宁可三日无粮,不可一日无茶”、“一日无茶则滞,三日无茶则病”(藏族谚语)。这些引言都证明了古氐、羌人象我们依赖盐一样地依赖茶叶。倒是产茶之地的民族反而对茶可有可无。
据王先生考证:著名史诗《格萨尔王传》中描绘的格萨尔王童年生活的自然环境、地貌特征与今甘孜州邓柯县阿须区极其相似,诗中地名几乎全部沿用至今。诗中又提到这位民族英雄的首功是用巧计夺取了被藏人称为“茶库”的严道广大地区,使他的人民获得大量生活必需品——茶叶,以至他的岭国就建立在今甘孜州邓柯、石渠、德格一带。象这样为茶叶而发动战争的事,历史记录是颇多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