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 五十余篇有关生态、人文、历史、时评的文章

风来矣

（接上篇）

　　五、民主与世界大势及其未来："一班无知的布尔什维克党人，更加把独裁制抬到天上，把民主骂得狗屎不如，这种荒谬的观点，随着十月革命的权威．征服了全世界，第一个用这个观点的便是墨索里尼，第二个便是希特勒。首倡独裁本土--苏联，更是变本加厉，无恶不为，从此崇拜独裁的徒子徒孙普遍了全世界。特别是欧洲，五大强国就有三个是独裁。第一个是莫斯科，第二个是柏林，第三个是罗马，如果我们认为目前推翻这三大反动堡垒为首要斗争，第一必须承认英法美不彻底的民主制也有保护的价值……"

　　"如果革命胜利，我设想要建立一个民有、民治、民享的人民政府，实行名副其实的自由、平等、博爱。"
　　"现在并不是最后斗争时代，不但在落后国家，即在欧美先进国家。如果有人武断地说，资产阶级已经没有一点进步作用，已经完全走到反动的营垒，这只是种下将来资产阶级表现进步作用时向之仓皇投降之后果?"

　　何等睿智的思想，何等卓越的预见！战后这半个世纪的发展，尤其近一、二十年中，美英法等民主国家在科技领域中的突飞猛进，已经治愈了当年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所指摘的种种社会创伤，使人类社会步入了一个安和乐利，普遍繁荣的新时代，使苏联和东欧等鄙弃西方民主的共产国家为之瞠目结舌，只有解除禁制，改弦更张，这或者正是五十年前陈独秀所预言的那种"仓皇"的"后果"吧!

　　"终身反对派"终身受迫害
　　"终身的反对派"，这是陈独秀的同乡兼挚友胡适之给他的评语；陈独秀本人也说："实是如此。"［18］的确。从十六、七岁反科举，到二十多岁反清廷驻日学监，到返国后在藏书楼演说。成立反清组织岳王会，再到一九一五年创办《新青年》杂志，反军阀、反孔教，反旧文学，反国家主义派和无政府主义，再到一九二一年以后，在共产党内反共产国际和苏俄代表吴廷康、马林、鲍罗廷的肆意干涉，反斯大林的独裁官僚体制，反中共党内的左倾盲动主义等等。至于反国民党的独裁、专制和对革命人民的迫害、镇压，以及抗日战争中的妥协、退让、不抵抗主义等等，更是不在话下。而在家庭内部，他反对包办婚姻，终生不愿意继承他继父的万贯家产；在朋友之间，他在法庭上严词拒绝章士钊为他提出的出于善意的辩护词；在孤独中，他蔑视从延安脱逃的张国焘不愿与之合组另一共产党；在困厄中．拒绝了张国焘从国民党当局那里转来五万元巨款的恩赐，以及他学生中的新贵罗家伦等人的救济。在共产党内，他也绝不写任何承认错误的"检讨"，拒绝了一次次"回到党内"的召唤，在监狱和法庭上，他从来就是拼辩到底，绝不屈服。甚至在两次死刑的威胁面前，他也表现得毫无惧色。

　　陈独秀的"终身反对派"的品格首先来自他那与生俱来的刚毅性格和逆反心理。早在六、七岁的童年时期这个不愿死读经书的孩子就以在狂怒的板子毒打下从不哭叫而使老祖父十分讶异；及到思想成熟以后，他常说："我决计不顾忌偏左偏右，绝对力求偏颇，绝对厌弃中庸之道，不说人云亦云、豆腐白菜、不痛不痒的话，我愿意说极正确的话，也愿意说极错误的话，绝对不愿说不错又不对的话。"；"我不迁就任何人的意见""我不受任何人的命令指使，自作主张，自负责任，我绝对不怕孤立。"而他的这种貌似偏激，狂狷不羁的性格，却使他在混浊的社会中，永远保持了做人的良知良能和敏锐到近乎直觉的洞察力去穿透历史的翳蔽，去摆脱利害的纠缠，使自己永远立于一种既高远又纯正的境地，成为一切污浊和罪恶的对立面。

　　与此相联系的，就是陈独秀从后天的学养中得来的强烈的正义感，对国家、社会的责任感，为真理而献身的道德感，配合上他那在渊博学识基础上形成的真知灼见，使他对一切来自上下左右内外的大大小小之谬误和阴谋，威迫和利诱绝不妥协和退让。他在一九一九年的《每周评论》上曾有过《研究室与监狱》的名论。他说："世界文明发源地有二：一是科学研究室，一是监狱。我们青年要立志出了研究室就入监狱。出了监狱就入研究室，这才是人生最高尚最优美的生活。从这两处发生的文明，才是真文明，才是有生命有价值的文明。"而这些话，并非他徒逞一时之快的豪言壮语，而是身体力行的自箴之词。一九三二年他第五次被捕，在解往南京的火车上，他呼呼酣睡，了不在意。在国民党军政部长何应钦向他求字时，他率尔而应，提笔就写了"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几个大宇。在狱中，他听到有可能处死的消息，却毫不畏惧地说："我脑筋惨痛已极，极盼政府早日提我下狱处死，不欲生在此恶浊社会。"可见他对于社会人生已达到了何等的生死以之的大彻大悟的境界。

　　在贫困潦倒面前，在以喝粥度日，仅有一件衬衣的艰难岁月中，他仍慷慨激昂以论天下事的气度，更是完整地表现了他那种中国知识分子"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的优良传统。

　　当然，如前所述，形成陈独秀作为"终身反对派"形象的第三个因素乃是他的环境和遭际对他摆脱不掉、纠缠不休的迫害。第一、二次在芜湖和北京的被捕，促使他在一九一五年创办《新青年》杂志以后坚决反军阀的政治倾向；第三、四次在上海法阻界的被捕及共产国际的营救，则促成了他在那一段时间接受了他们政治上的领导和经济上的援助；第五次被国民党逮捕并判刑，则决定了他终身与国民政府毫不妥协的态度；而在出狱之后，王明、康生诬陷他是"日本汉奸"，则使中共召唤他回到党内的一切努力成为徒劳；而他的两个儿子--延年(曾任中共广东省委书记)乔年(曾任中共湖北省委书记)均遭国民党杀害，更增添了他与国民党不共戴天之仇。因此，我们可以说，他的"终身反对派"的性格招致了他终身受迫害，而他的终身受迫害的身世，也增强了他反对派的性格。这是一种"互为因果"的关系。

　　中国不允许第三势力、反对派存在
　　从社会现实的层面来看，中国现代史上有一个普遍的现象，这就是，有相当一部分知识分子，他们既反对过国民党的腐朽黑暗，也不满于共产党的……专制；他们在一九四九年以前曾经因追求民主和光明坐过监狱，而在一九四九年以后，又因仗义执言而成为专政对象。他们被称为"社会的良心"。在这一大群人中，我们看到了章伯钧、罗隆基、王造时、马寅初等等一系列人物的身影，而他们的前躯就是陈独秀。这说明，直到现在的中国现代史上政党政治本身就是专制政治的延续，他们容不得社会民主精英来为中国的民主政治做出真正的贡献；也说明中国现代社会落后的经济条件还没有孕育出一个经济上、政治上都能独立的中产阶级来形成一种社会的中坚力量，来支撑社会的民主改革。在中国现代史上，许多人都曾经企图在国、共两党之外形成第三势力，早年的邓演达，后来的李宗仁，台湾的雷震，都被销解于无形，胎死于腹中。陈独秀在第五次被捕出狱后，避居武汉时期，曾经遇到过一个西北军的一七九师师长何基沣，对他的政治主张颇为倾心，并答应陈的两位同志去师部任秘书长，做政治工作，然后徐图发展。然而，尚未来得及实现，这位师长即被解职。此后，他也曾企图把一些抗日、反蒋而又不容于共产党的人士组织起来，成为一个政治力量，但也是应者寥寥，无疾而终。因此．陈独秀当年曾经有过的想法；"一方面以自由及民主的宽广政纲去团结反国而不阿共的政治流派，另一方面则积极跑进抗日的武装队伍中去，为未来任何变化预先取得有利于革命的可靠保证"，在当时的中国，也都是不切实际的空想。最后，连托派组织也由于纷争不断，两派组织内哄不已，也只剩下屈指可数的五十馀人，在内战的战火中被冲得七零八落流落港台，有的入狱大陆，成为渺然无踪的孤魂。而斯大林在一九二八年十一月为处理陈独秀问题时与张国焘、瞿秋白的谈话中曾问及："陈独秀是否能找到必需的钱和获得其他的支持去办一张报纸?"当斯大林听张国焘回答："陈独秀办不起一张有力量的报纸"时，曾经"颇为满意"。从这也可以看出．中外独裁者对待反对派在赶尽杀绝，不留馀地方面是如出一辙，毫无二致的。然而，反对派却总是不绝如缕，不断出现，这也是历史发展的逻辑所决定的，由不得独裁者们的个人旨意的。

　　一号政治人物不一定掌握真理
　　从哲学理沦上来说，陈独秀所持的"终身反对派"的态度，与本世纪二十年代迄今的新马克思主义学派的观点是不谋而合的。勃起于二次世界大战前后的法兰克福学派，他们在《开放的辩证法》或《否定的辩证法》中提出：主体与客体，就是在一种永无止境的相互矛盾中发展的；人们的认识和人类社会，就是在不断的否定中达到无限的发展；肯定就是为了否定，否定就是希望之所在；自由并不仅限于对必然的认识，而是对于一切阻碍建立个人之间新关系的力量和因素的不间断的否定；一切关于物质与精神、客体与认识之间"同一性"的论证，都是为了建立一种终极的超科学的绝对的真理，而这个"绝对的真理"又是为现实的"公理性"服务的，否定的辩证法则是一切现实公理性的条条框框的批判的武器；实践对于真理的检验是在它不断否定的发展之中，而并不等于获胜的一方就有真理；因此，用政治上的权威来树立理论权威，又用"理论权威"来加强政治权威，让政治上获胜的领导人来为理论上的争论下结论，政治上的一号人物就是理论上的一号人物，这种状况，只能导致理论上的窒息，思想上的僵化，政治上的独裁。而陈独秀的"终身反对派"的人生历程，正是这种"否定的辩证法"在中国现代社会的具体运用，他就是要用理沦来决定政治，而不是让政治来决定理论。因为，正如陈独秀本人所说："在政治上毁灭民主制，回复到中世纪的黑暗，即使不很长久，也是人类可怕的灾难和不可计算的损失"。

　　"行无愧怍心常坦，身处艰难气若虹。""海底飞尘终有日，山头化石岂无时。"这是陈独秀在南京监狱中为求字者所撰的两副对联。这两付对联正好道尽了他生前在艰难中坚忍奋进和昂然的期待。预言了他生后久久被埋没在时代的烟雾中而不能显现光彩的无奈，以及历史终将还他以公道的确信。我们今天纪念他，讨沦他，重温《独秀文存》中那些被胡适之先生誉为"中国现代政治思想史上稀有的重要文献"，正是要呼唤他那永不疲惫的亡灵，来做当代民主政治中不可缺少的反对派，从永远直到永远！

风来矣

蔡永飞：江湖，中国社会的真相

　　香港电影《东方不败之风云再起》有这样一个镜头：一个外国人问当地中国人"江湖在什么地方"，要求把他带到江湖去。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有谁能告诉我们江湖在哪里吗？

　　我查了一下《现代汉语词典》，它解释江湖泛指四方各地。这是一个似是而非的回答，根本不能让不了解"江湖"的人得其要领：你到了四方各地就到了江湖上了？
　　"江湖"是一个非常微妙的概念，它是一个客观存在，但只有懂得"江湖"的人才能感觉到它，不懂江湖，即使人在江湖也不知道怎么会"身不由己"。
　　人们用不同于官方规则的规则相互联系，就形成了"江湖"
　　只要深入到中国人中间，我们就可以发现，在这里一直存在着两个"社会"，一个是由国家制定规则的社会，由官方颁布的法律和官方倡导的道德规范着人们的行为方式，另一个则是民间自发形成某些不一定系统规范的规则的社会。后者不一定总是和官方规则相冲突，但它们肯定是不一样的，而且常常是很不相同的。咱们的"江湖"就在这个民间社会里--广义的江湖就是指民间，如范仲淹的"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就是把庙堂之外由官方统辖的范围统称为江湖了。而狭义的"江湖"只是民间的一部分，二者并不等同，但民间与江湖一样倾向于与官方对立。

　　官方社会往往是一种"表面"的社会，在这里，人们的行为似乎都是符合官方的规则的。而江湖则是中国"内里"的社会，在这里，人们是按照自己"圈子"里的规则办事，而并不完全走官方规定的路线。在中国社会有两种"圈子"。一是人们由于血缘、亲缘关系形成的以亲情为纽带的圈子。第二种稍有特殊。在中国社会的任何人群中，都可能有一些能够率性而为的人，他们以自己特殊的思想感情、特殊的表达方式，形成一种特殊的个人魅力，并在人群中形成其一种凝聚力，进而就有可能形成一些有着他们的特殊利益的群体或团体，是另一种"圈子"。这些圈子本质上是完全一致致的，它们以不同于官方规则的规则相互联系，就形成了"江湖"。

　　江湖既与官方对立，又是官方规则的必要补充
　　江湖在本质上与正统的官方规则是对立的。官方的法律等等是刚性的、僵硬的，社会成员必须服从。作为约束和规范社会成员的思想和行为的规范，官方规则难免有压抑人性的层面。而江湖的规则则是对官方规则的反动，因为有官方规则与人性的对立，江湖规则才会存在和发展。为了反抗和破坏不合实际和压抑人性的官方规则，一些人被迫创造了江湖。"江湖"的字面意义表明，人们已经逃离了官方社会，躲到了官方难以管到的江湖或绿林中，在那里靠猎食野生动植物或违法经营为生。在许多地方，江湖人士的生活陷入困境或者企图不劳而获的时候，他们就会堕落为"黑社会"，即靠完全违法的手段谋生或敛财。

　　但是，江湖并不只是躲在野外，实际上它渗透到了几乎全部的中国社会之中。比如，在官场里，如果一个领导者特别僵硬，说话做事总是从原则出发，完全按照官方规则办事，很可能使官方规则受到普遍抵制。如果领导者懂得江湖规则，具有大哥一样的魅力，那么他就会实行两手政策：先用感情笼络人心，再来推行政策，就可以事半功倍。这样的领导者常常装着在破坏官方规则，并且也常常真的破坏官方规则，使僵硬的官方规则变得柔和而富有人情味，就容易为人们所接受。在这样的地方，既是官方社会，肯定又弥漫着浓厚的江湖气息。而且在官场里，确实存在着江湖式的圈子，其成员也都是像在江湖上一样称兄道弟。甚至贵为皇帝有时也不免要用江湖方式处理问题。在这个意义上，江湖又是为了弥补官方规则的不足、适应这种需要而产生、为官方规则服务的。在许多地方、许多时候，没有江湖的规则，官方规则就难以甚至无法运行；官方规则只好沦落为表面文章，而江湖才是中国社会的真相。

　　江湖的语言特征：黑话或暗号
　　"江湖"上的圈子除了其他一些可以用来相互区别的特征以外，他们常常自己特设一套语言，虽然用的还是汉语，但是他们赋予某些词汇、词组或句子以特定的含义，使圈子以外的人无法理解，这些语言就是"黑话"或"暗号"。你学会使用这些语言，你就是"自己人"；要进入这样的圈子，你就得学会这些独特的语言；如果你进入了这个圈子的活动范围却不懂这些语言，那么很可能你的处境已经十分危险了，因为这些不同的圈子之间常常存在着利益冲突，相互仇杀、火并是经常发生的。

　　由于种种原因，有些黑话也会流传到正统社会中，或者因为某些圈子被打破或自动解散了，其中的一些黑话和暗号作为密码解了密，也可能融入大众语言而被广泛使用。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当时思想文化领域在颂扬中国革命的时候，对革命战士利用江湖方式、习气、语言等等的革命事迹往往不加区别地予以宣扬，许多人都会在各种不同场合脱口而出说一些诸如小说《林海雪原》里边的"黑话"：

　　甲：天王盖地虎。
　　乙：宝塔镇河妖。
　　甲：脸红什么？
　　乙：精神焕发。
　　甲：怎么又黄了？
　　乙：防冷涂的腊。
　　还有革命现代京剧《红灯记》里边的"暗号"：
　　甲：你是干什么的？
　　乙：卖木梳的。
　　甲：有桃木的吗？
　　乙：有，要现钱！
　　最近一些年来，由于大量描写黑社会的港台影视作品在大陆上映，更多黑社会中流行的黑话也在大众语言中出现了。总的说来，黑话和暗号反映的是中国社会某些非正统的边缘地带的或者是社会底层人们的思想观念，往往也是不正常、甚至是不健康的思想认识。了解这些黑话和暗号，是"行走江湖"的重要条件，对于我们深入了解和认识中国社会也是很有作用的。

　　黑话流行的实质，表明官方语言已经远离了现实生活，已经不足以表达人们思想感情，它已经沦落为表演和掩饰真相的道具，表明这个社会正在处于异化、转型乃至分裂之中，最重要的，它是官方社会正在衰落的明显标志。

　　江湖的最大魅力是无法无天、张扬人性
　　江湖的最大魅力就是挑战束缚人性的官方规则，张扬人性。蔑视和破坏官方规则使我们产生强烈的快感。小说《水浒传》（"水浒"的本意就是江湖）是描述和颂扬江湖的最典型的作品，所有在中国文化哺育下成长起来的中国人都会在这里找到最痛快淋漓的感觉。兄弟们像不受任何约束的旋风，他们常常刻意破坏官方规则，他们恣意张狂的个性像他们每个人的绰号一样，好像都可以任意发挥到极限。他们在一起"大块吃肉、大碗喝酒"，一个"大"字，对他们的自由天性进行了着意渲染，似乎他们可以任意挥霍他们的自由，简直就是天底下最快乐的人。所以，像毛泽东这样的革命家也深受吸引，他在评论《水浒传》时说：水浒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就是说，如果不投降，梁山社会还是一个不错的社会。他不止一次提及小说中的人物如武松、石秀、鲁智深等，并对他们大加赞赏。特别是，他本人对破坏官方性的规则有一种癖好，正如他自己说的，他是"秃子打伞，无法无天"，到了晚年，甚至扬言要把像"文化大革命"这样的破坏官方规则的运动过几年就搞一次，根本不打算让它们有立足之地，简直好像他自己不是官方领导人似的。

　　实际上，中国人从本性上说更适应和需要江湖社会，我们的血管里流淌着中国江湖文化的血。如果说中国文化的天人合一观念是农耕社会中国人崇尚自然的本性的描述，那么，小农经济确实也不需要交往因而也不需要什么规则、秩序，江湖式的"无法无天"更符合中国人的天性和需要。所以，自古以来，凡有中国人的地方，就有"江湖"存在，就是他们到了海外，"江湖"也就带到了海外。

　　江湖社会的基本特征是小圈子林立
　　与"无法无天"相适应的，就是"小圈子"。在小农经济中，在以家庭或家族为生产和消费单位的经济生活中，只有自己家人才是相互需要的，只有和家人在一起才有安全感。要把由血缘关系形成的亲情扩展开去，也就只有江湖这种形式了。实际上江湖的组织结构本身就是家庭或家族的放大，江湖上的老大就是家长或族长，不同等级的兄弟就是子孙。

　　不仅仅是心理上安全需要的问题，中国人总是以家庭、家族或江湖这样的单位作为利益主体的，每个人的利益都是与家庭家族或某种江湖式小圈子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中国人的家庭、家族利益或小圈子，似乎并不都是极度追求利益最大化，虽然这些利益圈子中的成员被鼓励不择手段去追求他们的利益，不惜与官方规则相冲突，更不惜与别的圈子相冲突，但在这些不同利益主体之间，常常相安无事，也可以因为共同利益而合作。实际上，中国人似乎只有在小圈子里更快乐一些，而无法走进大社会，建立起像西方社会的那种稳定的和平竞争秩序。而如果发生了利益冲突，或者，某些一圈子里的一些人已经不再满足小圈子的利益而"胸怀天下"时，我们的利益争夺更多采取的是你死我活的武力手段，以致于中国社会自有文字记载以来从来都是用武力手段更替政权的，像毛泽东说的"枪杆子里边出政权"--所以我们看到江湖上的不择手段的争斗乃至仇杀，那正是它的常态。总之，江湖社会的基本特征就是小圈子林立，不同的利益群体为了各自的狭隘利益而互相争夺和斗争；江湖的存在总是与一个社会的内耗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人在江湖，身不由己
　　江湖是一个主要由血缘或"准血缘"关系的感情纽带联系起来的社会。到了江湖上，是圈子的人即自己人，就是兄弟；不是自己人，就可能是敌人；是敌人就势不两立，甚至要置其于死地。

　　当然，"兄弟"之间实际上是不平等的，因为兄弟中必有"大哥"，这个大哥是领导兄弟们的"老大"。"老大"都是富有个人魅力的人。他们或者靠"仗义疏财"，或者靠武力打出威望，或者靠权力地位的庇荫。总之，通过一系列似乎不要求回报的手段感召、凝聚人心，就可以形成富于号召力的个人魅力。在必要的时候，他就可以成为"大哥"，成为江湖上的头面人物。

　　作为江湖上的一条重要规则，大哥在兄弟中享有绝对权威，他是圈子利益的代表和象征。圈子里事务当然会有"民主协商"，但在许多情况下，兄弟们的利益和生死都由大哥一锤定音，有谁持不同意见，往往要引起血腥的火并。而大哥要维护自己的地位，往往需要在圈子中建立更小一些的核心圈子，由核心圈子成员再去层层组织扩大的圈子，而所有进入圈子的兄弟都以服从大哥为前提。

　　江湖上的游戏规则，除了要共同谋求和维护兄弟们的利益，最重要的就是不可以伤害和背叛兄弟之间的感情。为了兄弟的感情，江湖人士可以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像拚命三郎石秀那样。行走江湖必须重承诺，说过的话一定要兑现，能够践履诺言，就可能在江湖上立足，就能够赢得普遍的尊敬，乃至赢得广大的追随者，否则就会被江湖所抛弃，甚至惹出杀身之祸。兄弟的情分高于个人的价值，江湖中人都要受其左右，这就是"人在江湖，身不由己"。

　　实际上，就像在最亲切的家庭和家族中也没有个人自由一样，江湖中的人虽然是"天地人三不管"的，但他们互相之间的感情纽带恰恰又成了扼杀他们的自由和个性的绳索，官方规则的束缚换成了一道可能更有杀伤力的紧箍咒，江湖上森严的等级更加压抑个性，而残忍的仇杀更不能使他们得到安全感。没有官方规则的江湖在庆祝自己获得自由的同时，又套上了新的锁链。而在为了谋求和维护各自群体和团体利益时无规则地彼此伤害，更是对大家整体利益的破坏。

　　江湖观念不利于建立一个健康的良性运行的社会秩序
　　在当今中国社会转型时期，官方规则和江湖规则并行的现象非常普遍，几乎让人觉得，中国就是一个江湖。一个社会，两套语言，许多官方人士在官方说官方语言，出了官方的会场，开口就是江湖语言，而且，当今许多中国人对官方规则的轻蔑并不亚于其对江湖的亲近。据一些知识分子供称，他们"渴望堕落"，也确有自称流氓的人红极一时，描写江湖的文学作品成为赚钱最多的商品。在当今中国，无论是在商界、官场甚至情场，没有一点江湖习气、流氓作风，而完全按照官方规则办，要想做成点事情那几乎是不可能的。我听到一位官员说："公事不要找我！你有什么私事，尽管跟我说！"很明显，这是我们的社会病态的标志。

　　江湖观念不利于社会的发展进步，不利于建立一个健康的良性运行的社会秩序，是中国文化中的最大糟粕之一。任何社会的发展进步都必须以人与人之间的合作为前提，都必须建立有合作有竞争的规范秩序，我们要发展的市场经济更是一种规则经济、法制经济，因为市场经济要求人们在经济生活中进行最广泛深入的交往，并在交往中形成为最广大的人群的共同利益所需要的、所有的人都必须遵守的规则，它和江湖观念、江湖方式无疑是尖锐对立的。

　　人类社会有没有更好的规则让我们既有个性张扬，又有秩序规范呢？有人说西方式市场经济制度就是这样的一种迄今人类历史上"最不坏"的制度文明。现在，这套东西正在移植到中国来。有人说在这个过程中中国人将创造一个全新的制度，它既有中国传统的温馨亲情，又有西方式的法律规范，就是说，既保留江湖的魅力，又享有西方的文明。甚至有些预言家认为西方人还将到中国文化、中国江湖中寻找寄托呢。习惯于蔑视和破坏规则的中国人将怎样接受这份礼物，且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风来矣

被平均的大多数

　　王小波先生有篇文章叫《沉默的大多数》，流布很广，文章标题似乎已概念化，具备了某种社会学意义。我一直琢磨着一个问题，经济学意义上的；可我又不懂经济，不知该怎么表达；猛然想到王小波先生的妙文，便把这个问题用"被平均的大多数"以概括之。

　　我说自己不懂经济，原话是想说自己不是经济学家；但怕经济学家说我不自量，便改口说自己不懂经济。经济学家，我是敬而畏之的。我认为当经济学家，首先只怕数学要好，而我在小学时代数学是吃过零分的。我说自己不懂经济，总不至于招来攻讦吧？不懂在中国多少还算是美德：知之为知之，不知之为不知，是为知之。

　　绕口令似的闹了半天，我还没有说出自己琢磨的是个什么问题。不是故弄玄虚，而是我有些胆怯。这牵涉到命题或定义，又是我不能面对的难事儿。什么叫做"被平均的大多数"呢？我不善于用学理性语言来抽象出某种概念，只好用文学性语言来形象地描述。比方说，当我们说中国人均绿化面积达到了多少时，东南部的中国人在葱茏的树荫下惬意地纳凉，西北部的中国人照例只能在沙漠和戈壁里艰难地生存。假如决策者满意了这样的平均数，觉得中国的植被比撒哈拉大沙漠好多了，绿化工作不要搞了，要腾出手来干更重要的事情，那么，西北部的中国人就是"被平均的大多数"，因为从版图上看，中国植被恶劣的地方远远多于植被良好的地方。

　　我的所谓"被平均的大多数"，只是为了表述起来不至于太拗口；其实要使概念周延些，还应加上些修饰："被平均概念忽略和损害的大多数"。我前面举出绿化的例子，仅仅只是为了描述概念时不流于干巴。事实上，中国的大多数人，他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包括经济收入、存款、住房、汽车、粮食等等，都被各种公报、统计、讲话、学术文章平均着。大多数人被平均了，他们就幸福了，就美好了，就离小康社会不远了，就哑巴吃黄连有苦难言了。谁敢说出苦来，退回去二十年，罪为诉社会主义苦；现在说是可以说，说了也白说。也许平均的概念，在经济学上有大义存焉，但对于被平均的大多数，毫无意义。倘若有意义，我们何不跳出狭隘的爱国主义圈子，进入国际主义大家庭呢？放眼世界，我们就可以把比尔.盖茨的财富也拿来平均，我们不更幸福了？有资料表明，世界上二百二十五位首富的财产加起来，几乎等于全球五十亿穷人年收入总和的一半。这五十亿穷人，中国占多少？我没法弄清楚。我可以断定的是把这些富人的财富都拿来平均，中国人均财富必然高出一大节。如此如此，中国的大多数更幸福了。

　　中国农民应是被平均的大多数中的大多数。中国权威的理论家、政治家都指出，农民身上的致命弱点就是平均主义。我不知道这种说法的理论源泉在哪里，却可以明确地正告这类人：他们在胡说八道！农民们的很多诉求，其实只是最低限度地要求公平与公正，却被扣上平均主义的帽子，翻身不得。我们这个社会几乎形成一种恶俗而市侩的思维定势：但凡说到农民，就贬之以农民意识，具体来说就是平均主义。无非是农民贫穷，而穷人往往是说不起话的。他们同时又是王小波所谓沉默的大多数。农民如果动动脑筋，肯定愤愤不平：指责他们平均主义的人，正是拿平均概念向他们描绘海市蜃楼的人。如此对待农民，几乎有些阴险了。近些年，不料先进的工人兄弟也遭遇了农民同样的命运，他们嫌自己工资低了，而企业老板动辄席卷国有资产，便告状、检举、上访，因此也成了可耻的平均主义者。

　　谁说社会财富没有增加，肯定是造谣；谁说被平均的大多数非常幸福，肯定是撒谎。大多数人并没有因为财富被平均了，他们就拥有了。那么被平均掉了财富哪里去了呢？被代表了。一九四九年以后，除去阶级敌人不算，中国人只有两类：人民和代表人民的人。如今据说阶级敌人在总体上已被消灭了，中国人就只有纯粹的两类了：大多数人和代表大多数的人。

　　所有概念都是代表人民的人或代表大多数的人发明的，人民或大多数人就只有无所适从的份儿。某人民去官府办事，遇着代表人民的人态度不好，便质问：你不是为人民服务的吗？代表人民的人便会义正辞严：难道你个人就是人民吗？这位人民只好认输：我不能代表人民！于是似乎成了这样的逻辑：代表人民的人只为代表人民的人服务。这种时候，人民是抽象的，代表人民的人是具体的。需要人民的时候，人民就具体了。当是时也，必有宏文召告天下，动员全体人民群众积极行动起来，云云。

　　有个最虚伪的礼仪，全球通行的国际惯例：为某某干杯！酒都进了干杯者肚子，同某某有什么关系呢？假如某某在场，毕竟也喝了口酒，多少有些醉意，见这么多人为自己干杯，好不得意！最冤的很多时候某某并不在场或者已经作古，人们却举酒为他干杯。举杯的人酒足饭饱，同某某是没有半点关系的。

风来矣

简评2004年发生的影响中国社会文明法治进程的十起重大事件

序言：在2004年的岁末钟声即将敲响的时刻，我们遴选了下列十起2004年度发生在中国大陆的涉及社会法治文明进程的典型事件，试图从中窥视一下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之中的种种变数和演化轨迹，借以沟通信息、期成共识、启示未来。总体而言，2004年是平静但不乏激越的一年，也是平凡但不乏奇崛的一年。在2004年的沉闷氛围的表象之下，孕育着中国社会摆脱危机和平稳转型的沥血奋斗，政府经受了考验。民族未来的命运需要每一个国民的共同创造，现实和理想碰撞，困惑与机遇交融，担当与希望同在。我们作为崇尚理性和法治的中国公民，既不悲观，也不盲从，我们提倡用客观的视野去冷静地观察、判断这一年来所发生的一切，从中得出一个理性的结论、积极的看法，从而为2005年的来临孕育一个新的希望。
1、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召开，执政能力坚挺和谐社会轴心
走过了一条从革命党到改革党再到现代化政党的演变轨迹，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逐渐认识到执政地位的获得意味着执政党不仅是一个阶级的政党，更是全体国民利益的代表，或者说是全民党，与全体国民构成一种新的契约关系，就是说执政党要从抽象的“为人民服务”走向具体的“为全体国民效劳”。这是一个历史性转变，所以执政党提出要加强执政能力，“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情为民所系”意味着中国式的“民有、民治、民享”，这实际上是中国共产党尝试与国际上一切现代政党的渐进接轨，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可以相信，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有能力成为建立和谐社会的轴心力量。在这次会议上，我们看到国家军队统帅权的和平移交；在这次会议上，我们看到执政党的工作紧紧围绕国家工作的重点，执政党的决策民主化制度安排正在有步骤地加紧进行；我们还看到执政党正在空前加强内部治理结构，执政党内权力正以加大监督力度为指向不断走向均衡配置状态；我们还能看到执政党逐渐从以纪律治党到以法治党的积极变化。无庸质疑，中国共产党目前是我国政治力量的头家，从党治到治党，党逐渐在法治轨道上演变成为各种政治力量的行为表率，成为社会力量的中坚。执政党从一无所有到无所不有再到一无所有而又无所不有，这是一个脱胎换骨的变化，执政党正在努力成为一个相对开放体系的公共利益集团，这从十六届四中全会可以看出端倪。

2、 《宪法》人权法案给立法奠定了一个永恒的命题
2004年3月，在以执政党中国共产党为主导的修改宪法的过程中，私产和人权赫然入宪，人权开始获得宪法承认，成为中国法治史划时代的里程碑。纵观世界，人类宪政史莫不以人权为肇始并与人权相伴行，因为宪法是一部保障人权的契约，是一国之中最重要的契约，是公民与国家之间的契约。在中国，人权不以个人权利保护的人权法案的面目单独集中体现，而以宪法修正案的方式入宪，是典型的渐进式修宪道路，虽姗姗来迟但却顺应历史潮流，标志着我国政府权力无限超越和遮蔽个人权利的历史开始发生转折。为了加快完成这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宪政学者以范亚峰、许志永、贺卫方、季卫东、秋风、滕彪、萧翰、王怡、李健、杨支柱、陈永苗、张祖桦、刘军宁、王俊秀、王克勤、朱学勤等33名人士为代表，集思广益提出了一个较为系统的、具有创见性和预见性的、充分考虑中国国情和世界潮流的中国式“人权法案”，对宪法修正案中的人权条款的细化和落实、对宪法权力司法化、对下一步宪法修改、对宪法法治精神的提高与完善都起到不可低估的作用。这部“人权法案”虽然尚不为世人所共知，但是，一经问世，便具有了历史文本价值，它代表一种理性的力量，更代表一种知识体系和价值判断，使13亿中国公民感受到了一种来源于民间，更来源于现实的法治力量，它是一个民族在个人角度的一次人道解放，它使我们古老的国家诞生了新的思想边疆。目前，“人权法案”的影响尚不能说广大，但它是一个焦点，是一个民间精英与国家和世界寻求平等对话的接点。

3、《南方人物周刊》50个公共知识分子横空出世，“以吏为师”还是“以士为师”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
“以吏为师”还是“以士为师”？此博弈演化过程，印证人类的历史其实是君主无限权力让位于普适价值真理的历史，人类文明的理性代表是群体知识分子，人类的演进其实是知识的积累和演进的过程，知识的创造和传递是生产性的、交换性的和具有可持续发展性的，大大不同于权力的稀缺性、垄断性和不可替代性。现代社会其实是一个法治社会、一个权利社会、一个知识社会，是一个信息社会，我们可喜地看到，作为知识的活的载体知识分子（传统话语称为士）尤其是位于其中精英层面的公共知识分子获得了空前的荣耀，因为他们不再是皮毛，他们不再仅仅为一个阶层服务，他们是全社会的智者，他们是公共利益的看门人和守护神，虽然他们和政府是同心圆，但是他们和代表公共权力的政府，发挥作用的半径不一样，这就是公共知识分子和政府关系的全部秘密，这在发达国家已经成为一种常识。但是在中国最要紧的就是进行常识性的启蒙，《南方人物周刊》作了一件不平凡的大事，就是以刊物立场推出中国公共知识分子50人名单。虽然，这个名单并不是尽善尽美的，而且颇多遗珠之恨，但是它毕竟标志着中国几千年来“以吏为师”的历史，开始自然而然地走入一个“以士为师”的新时代，即一个知识时代，知识分子中的精英即公共知识分子开始成为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科技、教育之外的一种新生力量，并且是作为社会一切力量的智力储备发挥作用，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规律，因为它和市场经济有着天然相容性，并且是共生的，和市场具有许多共性：公平、公正、公开。在这50人的名单中，我们可喜地发现了几个法学家的身影：平生只向真理低头的江平教授、贺卫方教授、张思之大律师和青年宪政学者王怡。这无疑说明伴随着知识的增长，法治的力量在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的作用呈现出与知识增长的正相关性，社会运转的规律在社会知识结构发生变化后显示：“以吏为师”的人治时代已经是“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

4、《南方都市报》案与报业精英的命运悬念
今年的新闻界难忘一件大事，这就是引起社会各界广泛关注的《南方都市报》案。目前，本案的两位主要当事人喻华峰和程益中，一个身陷囹圄，一个无罪释放。《南方都市报》是一张发誓“办中国最好的报纸”的媒体，这张诞生在中国改革开放前沿、市场经济比较发达的广州的报纸，开始向现代传媒靠拢，开始向传媒产业化靠拢，它是领先于时代潮流的理念先进的报纸，它有一个高级职业经理人，他其实更应该叫做创业者或者叫企业家，他就是喻华峰；它还有一个杰出的报人，和百年中国最有价值的文人之一陈独秀是同乡，他就是出生于安徽怀宁的程益中，在《南方都市报》事件爆发前，他作为主要人物创办了中国另一家理念进步的报纸《新京报》，并且出任总编辑。在这次事件中，喻华峰个人几乎勇敢地承担了所有加于其身的“罪名”，喻华峰显示了悲壮的人格精神，这种人格精神已经在当代中国久违了，在当代中国文人中久违了。《南方都市报》出事了，喻华峰、程益中出事了，像2003年的孙大午事件一样，所有的公共舆论几乎都是一边倒，学者们的声音，尤其是作为给市场经济订立规矩的法律学者和经济学家的声音是那样的一致，他们是江平、王家福、贺卫方、茅于轼、樊崇义、张思之、储怀植、陈兴良、曲新久、许志永、许兰亭、顾则徐、杨支柱、王振宇、昝爱宗等人，均不认为喻华峰有罪。在一个正式的司法审判可能出了问题的时候，学者的声音划破夜空，告诉人们非正式的良心审判和道德审判：俞华峰无罪；而且，他是一个媒体运营英才，他是一个报业先驱。目前对于他的法庭审判标准远远落后于市场经济的价值判断，这使他遭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这也是这个特定历史时代的法治悲剧。

5、四川汉源风波，解决方案从传统刚性走到理性怀柔
中国从传统社会转型到现代社会的过程中，必然伴随着一系列矛盾冲突的解决。这些矛盾和冲突也是一种社会危机，这种危机爆发的规模、频率都有越来越升级的可能。如果解决这种危机的方式仍然使用传统的刚性压服和以暴易暴的手段，那么危机不能有效克服，即使暂时压服后，极可能导致灾难性的后遗症，中国社会必然又会回到传统社会，二十多年改革开放的成果将被毁于一旦，整个社会可能会陷于无序和混乱状态，丛林法则将取代还很不成熟的法治和市场规则。四川汉源事件的爆发是中国社会解决此类危机的一个分水岭，正是从对四川汉源事件的解决中，我们看到传统的解决手段已经显示了带有弊病的一面，迫使我们思考新的对策，以免社会局部的对抗和冲突进一步升级。四川汉源事件参与民众的规模和数量都是改革开放以来所罕见的，人数达到几万之众。事件起因很简单，这些民众是修建一个电站所造成的工程移民群体，但是他们认为未能充分享受建站的好处，相反自身利益却受到了很大损害，因而突然自发地出现了群体性事件，他们真的是没有组织者的，正因为没有组织者，才会导致如此的混乱局面，政府无法找到谈判对象，不得已只好付诸强力，在最短的时间内将局面控制下来。随后，政府总理温家宝声明如果不把移民安置好，电站就不会开工，这使移民受到很大安慰。这个事件爆发后，一批公共知识分子立即站出来说话，试图建立起一种新的协商对话机制，取代那种暴力对抗、强力弹压的模式，通过柔性方案解决事端，成功化解民间积怨，从而在走向现代化的中国社会里彻底改良乃至根绝产生暴民政治的土壤。可以形象地讲：中国社会再也不需要李自成、张献忠之流的暴民和流民头子，他们只能给社会的繁荣和稳定带来无序动荡和致命毁灭，中国需要的是李鸿章、张之洞之类的具有新思维的股肱改良大臣和康梁维新之辈的制度改革精英，告别革命，继续改革。

6、东方公益在行动，法律也是弱势群体的维权武器
东方公益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创办的东方公益律师事务所的简称，这家律师事务所因为举办2004年的中国社会转型时期的公益诉讼国际研讨会而为更多人所知。这家官办机构是中国第一家主攻公益诉讼的律师事务所，其活动和中国社会的转型密切相关，是促使中国社会从臣民社会走向公民社会的一支重要力量。中国在改革开放前基本上是一个缺乏社会公益组织的传统国家，一切都是国家说了算，要使用正常的手段，在这个国家造成一种社会组织从无到有的局面，就必需在市场、政府之外寻求和拓展公益生存的空间，公益生存的空间就是不断将政府无力、市场无效的空间放大整合为一种积极稳定健康的力量，使这种力量有秩序、有组织地生长为一种良性生态，可以在刑事、民事、行政诉讼之外，创造一种新的诉讼方式，这就是公益诉讼。这也是一种法律援助行动，使政府承担起法律的完全责任，事实上彻底改变了法律仅仅是强者武器的格局，使法治获得社会一切力量的支持。换句话说，就是彰显法律的公正，使法治社会和一切正义力量进行互动，这样的法治必然包含对弱者的救济，这刷新了我们对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理解，也是对人类法治文明新的认同。我们高兴地注意到东方公益在夏勇教授的支持下和肖贤富教授、徐卉博士等人的共同努力下，正在为寻求法律公正和社会正义进行着不懈的积极探索。

7、《人民法院组织法》学者（贺卫方、樊崇义两教授）建议稿，彰显“法官独立”
贺卫方和樊崇义两位法学家应最高人民法院之邀参与修改《人民法院组织法》的工作，两位教授都强调了制订“法官独立”司法原则的必要性和紧迫性。他们同时提出要在人事、财务方面给法院以独立地位，这样有助于中国加快司法改革的进程。另外，两位学者也委婉地表示“人民”其实只是一个政治概念，而不是一个法律概念，人民一词早已在国际社会被异化、被空心化、被边缘化了，已经变成一种抽象的政治符号，所以在贺卫方、樊崇义提出的《人民法院组织法》学者建议稿中，提出在时机成熟的时候可以考虑去掉“人民法院”前边的“人民”二字的建议。其实，在后集权社会的中国，无论在立法、行政还是司法方面都存在着巨大的改革增量空间，长期以来，在以江平、罗豪才、应松年、王家福、王利明、贺卫方、梁治平、巫昌祯、樊崇义、夏勇、夏家骏、杨立新、袁曙宏、徐显明、姜明安、马怀德、张树义、毕玉谦、陈光中、陈瑞华、陈兴良、陈卫东等为代表的一大批法学知识精英，在推动立法、司法改革方面付出了大量辛劳。透过最高人民法院邀请学者提出立法建议稿，可以察觉出这是体制内外互动的积极信号。最高法院的这种姿态比起那些将部门立法权牢牢掌控在自己手里，并且是秘密立法迟迟递交人大审议，而且暗中希图人大不要对草案进行哪怕一个字的改动的个别国家机关来说，无疑是一个长足的进步。从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到法律上人人平等，对打破当下中国国家利益部门化、部门利益法律化的恶性循环，具有重大意义。当然，从部门自己立法到尝试有限度的鼓励和部分采纳学者建议，在中国还具有相当大的不确定性，因为普通公民并不知道哪位学者真正的具有这方面的专长，因为普通公民并不知道哪位学者有参与过不良或落后的立法的记录，因为普通公民更不知道这种立法的程序究竟如何进行，这种程序是否具备公平、正当、公开的要素。不过，不管怎么说，学者被允许公开参与立法，学者公开表达自己的立法思想，这已经是一个不小的进步，虽然这个进步目前尚经不起严格的挑剔，但是，我们愿意以宽容的心态面对它、鼓励它。

8、一次涉案标的额最大的民告官诉讼——陕西民营油田诉陕西政府案，究问国家战略物资
陕西民营油田突然由地方政府宣布收归国有，感觉像一颗炸弹将市场经济炸回到计划经济，陕西老革命根据地的天又变得鲜红鲜红了。陕西油田民营化具有其历史演变的必然，当年曾出任过石油部长的康世恩国务委员针对陕西油田储量不高、地下石油储量分布不均的实际情况，作出陕西油田由民间开发的指示，这是比较结合实际的高端指示。近二十余年来，陕西民营油田的民间资本一步步、一点点经过艰苦的积累和创业，使多数油井企业逐渐取得了不菲的经济效益，在此过程中和当地农民也共同取得了双赢，并使地方政府的税收有了大幅度提高，这本来是一个大好局面，却突然遭遇陕西地方政府一声令下：石油属于战略物资，立即收归国有。这样的政府行为立即引起了民间的强烈反弹，伴随而来的是群体上访、强力压制、监控抓捕，反而使问题复杂化。这时，两个民间维权人士——朱久虎律师和法学者李智英出面，把上访转换成法律行动，使地方的局势很快稳定下来。他们作为集团诉讼的代理人开始运用法律手段为陕西油田民营企业维权，彻底搞清了什么是战略物资；什么是政府行为的合法性；什么是市场经济；市场经济为什么有效率。这样一次市场经济和法治理念的洗礼，终于使陕西地方个别领导人的态度和位置发生了一定的变化，使民营油田依法维权取得了阶段性成果。这是私权和公权的一次激烈对抗，在拉锯过程中将逐渐形成私权主导市场的合宪法则。

9、学者胡星斗公开建议废除户籍制，重提违宪审查
胡星斗是北京理工大学教授，是中国问题学的创始人，他围绕中国问题学建立了庞大的理论体系，堪称博大。胡星斗成功破译了中国社会的许多密码，比如崇尚暴力、权谋等等。他是一个经济学教授，近年研究有向社会学转变的迹象，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这是中国社会转型的一种折射。中国社会农村城市的二元结构，与市场经济很不相容，其弊病日益凸显，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胡星斗以学者的敏锐，立即发出清醒的声音，通过《法治早报》的报道，使对农民不公的户籍制面临再一次检讨。其实胡星斗与于建嵘一样，常年跟踪弱势群体、关注社会不公，而胡星斗的研究更多带有公共决策色彩，于建嵘更多带有技术操作色彩，这是他们的不同之处。

事实上，农民、工人都面临一个成为公民的问题，也就是享受正常国民待遇的问题，正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下，胡星斗认为户籍制是违宪的，并向全国人大提出违宪审查的请求。胡星斗此前还曾就劳动教养制度提出过违宪审查等请求。另外，他还提出撤消乡镇等主张。

10、中国社会转型学术论坛创办，谈判机制在社会危机平稳转型过程中将完成理性一跃
中国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演变，将使中国社会彻底告别古往今来的暴力转型模式，这意味着解决社会重大问题的方式将是以和平为主流的，谁能在这场竞赛中提出更多更好的解决方案，谁就将在对未来现代国家的构建中取得更多的话语权，这是一场公平的竞争。政府毅然拿出极大的勇气坦然面对这一切，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下，以周鸿陵、王建军、刘舒慧、古川等为代表的一批公共知识分子创办了中国社会转型学术论坛，这个学术论坛的宗旨是建立政府和民间的有效沟通管道，彻底改变中国几千年来官民之间直接对抗的格局，在政府和民众之间构筑一道防火墙和隔离带，屏蔽双方之间的巨大张力，缓解和降低政府和民间冲突的当量，善意理解政府政策和充分体谅政府难处，完整传递民间信息和巧妙化解民间怨气，负责任地、和平地提出理性、建设性、前瞻、务实的对策性建议，尤其重视个案研究，在量的积累的基础上，致力于为中国社会的平稳转型提供备选方案。现在中国社会已经进入一个风险社会或者叫高危时期，解决社会转型的个案数量在堆积到一定阈值的情况下，质量必须同时提高，全社会在利益重新分配的同时，应着重于公平规则的建立：市场提供效率，法律匡扶正义，政府确保公平，社会寻求公益，公民理性捍卫权利，以集13亿国民之力共同打造和建立社会和谐、人民幸福的大同世界。
杜兆勇 张星水 撰述

风来矣

鸡与蛋、人与文以及余杰
      作者:dragonnice

首先声明，我不认识余杰，也不是北大毕业的，因此和余杰没有人事上的纠葛。只是他出了那本《铁屋中的呐喊》时，我正在一个沉闷的大工厂里过着沉闷的日子，偶尔买来这本书看，对这个还小自己两岁的青年很是惊奇，断定他会名满天下。那时他还不到25岁吧，可是说出了许多比他大得多的人所不能或不敢说的话。

　　其实你说《铁屋》那本书承载的思想那么深邃多么成熟，那是奉承他。可是正如书名所表达那样的主旨，在铁屋子里，许多人在拼命忘却甚至想方设法为谎言做装修，中国读书人的浩然气已经比臭氧的比例还低的时候，一个小青年站出来呐喊，本身说明屋子里的人还不至于全睡着。

　　从此，我便关注这个人。果然他名气越来越大，先有和同宗论战的风波，后有被文联撕毁用人协议的曲折，而在网上他的骂名多于美名。可是骂他的文章中，很少就事论事，就文论文。我想长此以往，骂他的人也会觉得这种骂是很愚蠢的事情，余杰不至于太在意吧。而我看骂他的若干文章中，因为对他少年暴得大名而生出的嫉妒恐怕占大多数。

　　我接触过余杰的同班同学，对他的评价不是很高，我也认为很正常。大学时代的那点恩恩怨怨谁说得清？可这次他去了美国，领了一个什么杰出新闻人奖，而且在新大陆到处做讲演，很是风光。可人家风光是人家的本事，当然还有一些说不清道不明的机遇。假如当年文联要了余杰，讲这匹马儿套上体制的缰绳，也许就没有今天的余杰了。真的感谢某位高官，让这个世界少一个唱颂歌的庸才，多一个呐喊的清醒者。

　　可是，一位据称低他一届的中文系某师妹，在大洋的彼岸写了一篇雄文，对余杰极尽揶揄讽刺挖苦之能事，将人家大学时的苦闷失落以及生理特征全部挖出来。自然在众多的“骂余派”大侠中，这位女侠占据了别人不可比拟的制高点，——因为她熟悉这小子的旧事，出剑更狠更准。

　　看完这篇雄文后，我除了嗅出一股酸溜溜的味道外，只感觉到一种穿透脊背的悲哀。北大怎的培养出这样的“扒粪者”呢？因为通篇文章，并不能说明余杰的人格有什么问题，比如说背叛、出卖别人，比如说欺骗女色等等统统没有，只是一些大学男生都会有的挫折和偏激。

　　钱钟书先生在拒绝一个记者的采访时说：见了鸡蛋何必要见生蛋的那只母鸡。人和文确实是鸡与蛋的关系。看文章的人要远远多于认识作者本人的人。当然我不是说人和文没有关系。胡兰成、周作人文学上的成就并不能掩盖他们人格的污点。

　　我要说的是，对为文者的评价不同于对自己一个朋友、一个同事、一个同学的评价。

　　余杰可能不会成为易被人接受的朋友，也许那位女士说的是正确的，吃话有些口吃，紧张甚至无趣，我十年砍柴也觉得和这样的人喝酒谈天不痛快。但是对一个担当某种社会责任的知识分子来说，不能用朋友、同学的标准来衡量。上过大学的人恐怕都有这样的体会，当年同学中某些卓而不群、有些才华和傲气的人总是和别人尿不到一壶，他们的为人大多有点“各色”。但你可以不和他亲近，可不能就此否定人家的人品。

　　历史上大奸之人中不乏豪放开阔、出手大方、急人所难的豪爽之士，当年周作人也保护过李大钊先生的儿女。而对历史有贡献的伟男子也不乏睚呲必报，性格有些偏狭的人，如王安石和鲁迅。

　　衡量像余杰这样的年轻知识分子，标准就是“大节”，他是否能“大节不亏”。在今天的中国，一个标准就是是否屈于压力说假话，是否卖身投靠。余杰肯定有很多毛病，对他的某些文章，我也有不同的看法。但至少我认为他敢于说真话，而且这真话说出了影响。有人可能会说他这是在“作秀”，如果大家都作这样的“真话秀”，我觉得倒是件大好事。

　　至于那位女士像讲天宝旧事似的讲余杰在大学的种种“臭事”，我看没什么。鲁迅在日本的几年，学医不成，学文也无名，到了北京的初期也是很落寞。他的心态也是灰暗的甚至愤懑的，鲁迅对一般的同事、朋友而言，好像也不可爱，可这影响历史对鲁迅人品和历史地位的评价吗？

　　像余杰那种刚入校，怯生生地拿自己的作品去文学社投石问路，却碰了一鼻子灰的经历我也有过。这又说明什么呢？说明余杰的可怜落魄？不是，只是说明包括北大在内所谓大学校园文化的堕落。我当时也有余杰同样的不平，并感慨把持文学社的那些人是以“文学的名义骗小女孩”，只要是余杰这位师妹那样的女生，是很容易被接纳的。可是你看看，真正从文学社出来的大家又有哪些人？刚入大学的余杰去投文学社不是因为他媚俗，而是因为当时他和大多数18岁的年轻人一样单纯，还相信某些东西。人的思想怎么可能一下子成熟。至于对女生喜欢和小老板跳舞的愤慨，那个年代的男生几乎都有。没钱又无人生历练的男生自然不入大多女生们的青眼，只是余杰把这种愤慨形诸文字而已。我无意在此指责女生，女生想了解那些成熟男人的世界无可厚非，但同样小男孩们由于知慕少艾而产生的不平也是可以理解的。正如这位女士讽刺的那样，渐尽中年的余杰已经没有了青春痘，这不是说明当年嘴上没毛，不招女生待见的小男生成熟了么？而当年骄傲的公主们恐怕只剩下青春不再、韶华易逝的感慨了。

　　至于讲到余杰娶了一个白领女性，体制不容可照样写书挣钱难道也能证明余杰的不堪？你要他学不食周粟、饿死在首阳山的伯夷、叔齐？伯夷那个时代以为天下都是姓姬的，所以他甘愿饿死。可是时代进步了，我们都知道今天的天下不姓某一姓，理论上是老百姓的，大家都有份，凭自己的本事挣钱过好日子，娶媳妇有什么不对？鲁迅还在袁世凯作总统、段祺瑞作总理时领过教育部的薪水。在可能的情况下，我们应该追求过得更好，食更多的“粟”，只要不昧良心。

　　至于说余杰从来不攻击系上和自己比较亲近的老师，也很正常呀。正说明他有着常人一样的弱点，这弱点也是基于人性。你总不能希望现在的青年都像“文革”小将一样，去批斗自己的老师，去搞“父子革命”吧。鲁迅好像也没有骂过太炎先生，难道太炎先生就那样完美？

　　如果你不喜欢余杰，那没什么。人和人之间都有一定的缘法，不可能叫所有的人都成为朋友；如果你不喜欢余杰的文章，也没什么，你可以不买不看，也可以写文章反驳他，用什么笔法都行，诛心之论也罢，春秋笔法也罢，只要不涉及人身攻击。可是如果仅仅拿年少时节人人都会有的事情来攻击人家，未免让人怀疑其动机是否光明磊落。

　　尤其让人觉得好笑的是那位女士文末最后刺了一下，说余杰忙着去香港说“23条”，我怎么觉得好象是在夸余杰。万马齐喑的时代，一个生活在中国大陆的青年敢去说这些；而漂洋过海生活在异国他乡，充分享受自由的这位女士，你何曾为祖国的老百姓说过什么，做过什么？

风来矣

全国汽车牌照一览表

北京市(京)
　　A
　　B（出租车）
　　C
　　E
　　F
　　H
　　G（远郊区县）

　　
天津市(津)
　　A
　　B
　　C
　　E（出租车）

　　
河北省(冀)
　　A 石家庄市 B 唐山市 C 秦皇岛市 D 邯郸市 E 邢台市 F 保定市
　　G 张家口市 H 承德市 J 沧州市 R 廊坊市 T 衡水市

　　
山西省(晋)
　　A 太原市 B 大同市 C 阳泉市 D 长治市 E 晋城市 F 朔州市 H 忻州市
　　J 吕梁地区 K 晋中市 L 临汾市 M 运城市

　　
内蒙古自治区(蒙)
　　A 呼和浩特市 B 包头市 C 乌海市 D 赤峰市 E 呼伦贝尔市 F 兴安盟
　　G 通辽市 H 锡林郭勒盟 J 乌兰察布盟 K 鄂尔多斯市 L 巴彦淖尔盟
　　M 阿拉善盟

　　
辽宁省(辽)
　　A 沈阳市 B 大连市 C 鞍山市 D 抚顺市 E 本溪市 F 丹东市 G 锦州市
　　H 营口市 J 阜新市 K 辽阳市 L 盘锦市 M 铁岭市 N 朝阳市 P 葫芦岛市
　　V 省直机关

　　
吉林省(吉)
　　A 长春市 B 吉林市 C 四平市 D 辽源市 E 通化市 F 白山市 G 白城市
　　H 延边朝鲜族自治州 J 松原市

　　
黑龙江省(黑)
　　A 哈尔滨市 B 齐齐哈尔市 C 牡丹江市 D 佳木斯市 E 大庆市 F 伊春市
　　G 鸡西市 H 鹤岗市 J 双鸭山市 K 七台河市
　　L 松花江地区（已并入哈尔滨市，车牌未改）M 绥化市
　　N 黑河市 P 大兴安岭地区 R 农垦系统

　　
上海市(沪)
　　A
　　B
　　C (远郊区县)
　　D

　　
江苏省(苏)
　　A 南京市 B 无锡市 C 徐州市 D 常州市 E 苏州市 F 南通市 G 连云港市
　　H 淮安市 J 盐城市 K 扬州市 L 镇江市 M 泰州市 N 宿迁市

　　
浙江省(浙)
　　A 杭州市 B 宁波市 C 温州市 D 绍兴市 E 湖州市 F 嘉兴市 G 金华市
　　H 衢州市 J 台州市 K 丽水市 L 舟山市

　　
安徽省(皖)
　　A 合肥市 B 芜湖市 C 蚌埠市 D 淮南市 E 马鞍山市 F 淮北市 G 铜陵市
　　H 安庆市 J 黄山市 K 阜阳市 L 宿州市 M 滁州市 N 六安市 P 宣城市
　　Q 巢湖市 R 池州市 S 亳州市

　　
福建省(闽)
　　A 福州市 B 莆田市 C 泉州市 D 厦门市 E 漳州市 F 龙岩市 G 三明市
　　H 南平市 J 宁德市 K 省直系统

　　
江西省(赣)
　　A 南昌市 B 赣州市 C 宜春市 D 吉安市 E 上饶市 F 抚州市 G 九江市
　　H 景德镇市 J 萍乡市 K 新余市 L 鹰潭市 M 南昌,省直系统

　　
山东省(鲁)
　　A 济南市 B 青岛市 C 淄博市 D 枣庄市 E 东营市 F 烟台市 G 潍坊市
　　H 济宁市 J 泰安市 K 威海市 L 日照市 M 滨州市 N 德州市 P 聊城市
　　Q 临沂市 R 菏泽市 S 莱芜市 U 青岛市增补 V 潍坊市增补

　　
河南省(豫)
　　A 郑州市 B 开封市 C 洛阳市 D 平顶山市 E 安阳市 F 鹤壁市 G 新乡市
　　H 焦作市 J 濮阳市 K 许昌市 L 漯河市 M 三门峡市 N 商丘市 P 周口市
　　Q 驻马店市 R 南阳市 S 信阳市 U 济源市

　　
湖北省(鄂)
　　A 武汉市 B 黄石市 C 十堰市 D 荆州市 E 宜昌市 F 襄樊市 G 鄂州市
　　H 荆门市 J 黄冈市 K 孝感市 L 咸宁市 M 仙桃市 N 潜江市 P 神农架林区
　　Q 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 R 天门市 S 随州市

　　
湖南省(湘)
　　A 长沙市 B 株洲市 C 湘潭市 D 衡阳市 E 邵阳市 F 岳阳市 G 张家界市
　　H 益阳市 J 常德市 K 娄底市 L 郴州市 M 永州市 N 怀化市
　　U 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

　　
广东省(粤)
　　A 广州市 B 深圳市 C 珠海市 D 汕头市 E 佛山市 F 韶关市 G 湛江市
　　H 肇庆市 J 江门市 K 茂名市 L 惠州市 M 梅州市 N 汕尾市 P 河源市
　　Q 阳江市 R 清远市 S 东莞市 T 中山市 U 潮州市 V 揭阳市 W 云浮市
　　X 顺德区 Y 南海区 Z 香港澳门进入内地车辆

　　
广西壮族自治区(桂)
　　A 南宁市 B 柳州市 C 桂林市 D 梧州市 E 北海市
　　F 南宁地区（部分划入南宁市，其它部分成立崇左市）
　　G 柳州地区（部分划入柳州市，其它部分成立来宾市）
　　H 桂林地区(已并入桂林市) J 贺州市
　　K 玉林市 L百色市 M 河池市 N 钦州市 P 防城港市 R 贵港市

　　
海南省(琼)
　　A 海口市 B 三亚市
　　C 琼北车辆管理所：琼山市（已并入海口市）、儋州市、琼海市、万宁市、文昌市、澄迈县、屯昌县、定安县、临高县
　　D 琼南车辆管理所：五指山市、东方市、白沙黎族自治县、昌江黎族自治县、陵水黎族自治县、乐东黎族自治县、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
　　E 洋浦开发区

　　
重庆市（渝）
　　A 直属车辆管理所
　　B 江南车辆管理分所
　　C 永川车辆管理所：永川市、江津市、合川市、潼南县、铜梁县、壁山县、大足县、綦江县、荣昌县
　　F 万州车辆管理所：万州区、梁平县、城口县、巫山县、巫溪县、忠县、开县、奉节县、云阳县
　　G 涪陵车辆管理所：涪陵区、南川市、垫江县、丰都县、武隆县
　　H 黔江车辆管理所：黔江区、石柱土家族自治县、秀山土家族苗族自治县、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彭水苗族土家族自治县

　　
四川省（川）
　　A 成都市 B 绵阳市 C 自贡市 D 攀枝花市 E 泸州市 F 德阳市 H 广元市
　　J 遂宁市 K 内江市 L 乐山市 M 资阳市 Q 宜宾市 R 南充市 S 达州市
　　T 雅安市 U 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 V 甘孜藏族自治州 W 凉山彝族自治州
　　X 广安市 Y 巴中市 Z 眉山市

　　
贵州省（贵）
　　A 贵阳市 B 六盘水市 C 遵义市 D 铜仁地区 E 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
　　F 毕节地区G 安顺市 H 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 J 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

　　
云南省（云）
　　A 昆明市 C 昭通市 D 曲靖市 E 楚雄彝族自治州 F 玉溪市
　　G 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
　　H 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 J 思茅地区 K 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
　　L 大理白族自治州
　　M 保山市 N 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 P 丽江市 Q 怒江傈僳族自治州
　　R 迪庆藏族自治州 S 临沧地区

　　
西藏自治区（藏）
　　A 拉萨市 B 昌都地区 C 山南地区 D 日喀则地区 E 那曲地区
　　F 阿里地区 G 林芝地区 H 驻四川省天全县车辆管理所
　　J 驻青海省格尔木市车辆管理所

　　
陕西省（陕）
　　A 西安市 B 铜川市 C 宝鸡市 D 咸阳市 E 渭南市 F 汉中市 G 安康市
　　H 商洛市 J 延安市 K 榆林市 U 省直系统(已取消)
　　V 杨凌高新农业示范区

　
甘肃省（甘）
　　A 兰州市 B 嘉峪关市 C 金昌市 D 白银市 E 天水市 F 酒泉市 G 张掖市
　　H 武威市 J 定西地区 K 陇南地区 L 平凉市 M 庆阳市 N 临夏回族自治州
　　P 甘南藏族自治州

　　
青海省（青）
　　A 西宁市 B 海东地区 C 海北藏族自治州 D 黄南藏族自治州
　　E 海南藏族自治州
　　F 果洛藏族自治州 G 玉树藏族自治州 H 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
　　
　　宁夏回族自治区（宁）
　　A 银川市 B 石嘴山市 C 吴忠市 D 固原市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新）
　　A 乌鲁木齐市 B 昌吉回族自治州 C 石河子市 D 奎屯市
　　E 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
　　F 伊犁哈萨克自治州直辖县、县级市（原伊宁地区）
　　G 塔城地区 H 阿勒泰地区
　　J 克拉玛依市 K 吐鲁番地区 L 哈密地区
　　M 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 N 阿克苏地区
　　P 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 Q 喀什地区 R 和田地区


军车车牌： 现行军车牌称为“97式”，格式是
　　甲A-12345
第一部分为中文“天干地支”，代表解放军军种序列：
　　甲――解放军总部（总参谋部、总 . 部、总后勤部）
　　乙――集团军
　　丙――通信和运输
　　己――沈阳军区
　　庚――北京军区
　　辛――兰州军区
　　壬――济南军区
　　寅――南京军区
　　辰――成都军区
　　戍――广州军区
　　午――空军
　　未――海军
　　申――总装备部
　　（注：总部都是甲开头，甲A为中央警卫局和中央军委、总参，甲B为总政，甲C为总后，甲D为总装，甲E为军科院，甲N为二炮。申乃是总装直属。
　　1、甲G是总后直属单位，如军事医学科学院，解放军总医院等；
　　2、“警备”牌子分两种，红底白字或黄字的是由公安部发的，是正宗的，持有“警备”牌需在车辆行驶证年审栏加盖“警备”年审章，否则是违法持有，警务督察有权收回。白底红字的是军队自己制作的，卫戍区和总政保卫部都发。
　　3、“试”字牌应该是军队特种车辆做道路试验用的。但现在被滥发了，很多轿车上挂着，这些车多数是没有正规手续的。）
第二部分为英文字母，代表下属分类（不全）：
　　A――司令部、总部
　　B―― . 部
　　C――后勤部
　　D――装备部
　　G――省军区
　　H――仓库、干休所
　　K――驻当地铁路、航空、水运单位军代处
　　P――医院及医卫院校
　　S――后勤工厂
第三部分五位数字就是军事秘密了，不过省军区第一位是序号，如广州军区下辖湖北、湖南、广东、广西、海南各省军区分别是“戍G”1、2、3、4、5字头。
　　
　　武警车牌：
　　“97式”武警车牌格式是：
　　WJ01-12345
　　第一部分WJ代表“武警”
　　第二部分两位数为省市区代码：
　　01――武警总部
　　02――河北省
　　03――内蒙古自治区
　　04――山西省
　　05――辽宁省
　　06――吉林省
　　07――黑龙江省
　　08――上海市
　　09――江苏省
　　10――浙江省
　　11――安徽省
　　12――江西省
　　13――福建省
　　14――山东省
　　15――广东省
　　16――广西壮族自治区
　　17――湖北省
　　18――湖南省
　　19――河南省
　　20――四川省
　　21――云南省
　　22――贵州省
　　23――陕西省
　　24――甘肃省
　　25――青海省
　　26――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27――宁夏回族自治区
　　28――天津市
　　29――西藏自治区
　　30――海南省
　　31――北京市
　　32――重庆市
　　第三部分五位号码，首位代表武警序列，首位为数字的为内务部队，
第四部分首位标注 省 直辖市 自治区代码,再标注警种,后缀四位数字如: WJ31-消0010(北京消防局车牌)
　　“消”为消防部队，“边”为边防部队，“通”为交通部队，“森”为森林部队，“金”为黄金部队，“警”为警卫部队，“电”为水电部队
　　----------------
　　1、甲A026/027/028是最牛的，路上一定要躲得远远的，通天级人物阿……如果甲A026/7/8再挂个警备、安个警灯（车里，中控台上方），那么在中国这片大地上就没有车能超过他们比他们更牛了……
　　京ET也很牛，都是和国务院老干部沾边的……
　　京AG6就不说了，也是牛B的
　　挂警备又有安警灯的也不要惹（废话）……
　　只挂警备没警灯的，就是假的了，当然也不排除K关系搞的牌子，但肯定是有水分的。
　　“023”、“323”，塑封的置于前挡风左下角的，北京市委的车，不是很牛，警察一般不管，但脾气不顺了也会管管的……
　　“安全”置于前挡风左下角的，北京市 . 最高级别车辆，没人管，比较牛……
　　“国A”，置于前挡风下端，国务院的，不用说了，也很牛……
　　“901”金融通行证，以前叫“免检通行证”也还行……
　　“京安”这个正是用来代替“警备”的，带原来的警备谁也不撤，没辙，只好一起用了……
　　还有就是京A80开头的，国管局等的车，也牛……
　　“使”字牌子前5号的，有外交豁免权……
　　
　　2、京A81、82、83开头的也牛，京A88：钓鱼台。
　　庚A，军区司令部，庚G，北京警备区。甲 A：总参、甲B：总政、甲C：总后、甲D：总装、未A：海军司令部、午A：空军司令部、甲F：军事院校、甲N：二炮司令部、WJ01：武警总部、WJ31：武警北京总队。
　　京OB，北京市公安局及下属各分局。
　　京OD，北京市公安交通管理局及下属各支队。
　　京OE，北京市铁路公安局。
　　京A-****警，北京市公安局及下属各分局各总队，警务车如治安防暴巡查等。京A-A***警，法院警务车。京A-B***警，检察院警务车。
　　甲A025/026/027/028/029都是军委和总参领导专车，更牛的是甲A/020/021/022/023/024，都是中央 . 局领导专车。
　　黄色字体“警备”牌是一级警备，发行量不多，多数用于. 、中央 . 局、军委专用开道车，白色的是普通警备牌，数量多些。
　　京A81是中直国管局，京A83是北京市 . 。京AG6XXX是全国人大副. 、全国政协副主席专车。
　　甲K是总参56所，在无锡
　　
　　传说军车排车牌，大家都排好了。就剩下军校的没排了，于是军校代表不干了，问，我们军校给排个啥？这时。一个大人物说：军校算个P啊！
　　于是甲P就是军校的车牌啦

风来矣

生态旅游，我们准备好了吗？


生态的招牌，迷失的旅游
　　生态一词，对我国公众来说，十年前还是冷僻的字眼，而今已遍地开花，红火得很了。从不问生态到初识生态，是一大进步，而问题亦随之产生：我们真是懂得了生态，并按生态学的规律和原则行事了吗？就拿风行的生态旅游来说，常被旅游开发与旅游管理部门挂在嘴上，而游人也耳熟能详，但有多少人真正理解了该词的涵义？有多少人当经济利益与生态保护发生冲突时，能够放弃眼前利益去维护生态？又有多少人遵循自然资源保护的原则，认真做过一回生态游？事实上，我们今天的生态旅游，基本上没有超出游山玩水的旧模式，只不过是增加了不乱扔垃圾、不采摘花草之类的自我约束。但是，若仅是不扔垃圾、不采花草，只能算作干净的旅游，还算不上是生态旅游。

　　传统的山水风光游，把大自然作为消费对象，双方是一种商品交换关系，即花钱享受自然。而生态旅游则对大自然充满了尊重、敬畏与关爱，双方至少是一种平等的、朋友的关系。游人在欣赏自然的美色的同时，也在聆听自然的呼声，关注和思考着环境问题。这是一种肩负着社会责任感的全新的旅游方式，既融入了环境教育，又有利于自然资源与生物多样性保护事业。生态意识、生态理念与生态道德，是生态旅游的核心。

　　当前，我国在生态旅游问题上存在着两个方面的欠缺。一是来自旅游群体的层面，游客在旅游时不知道自己对环境究竟负有什么责任，许多人仅仅将生态旅游视为一种户外休闲娱乐活动，对吃、住、行、游、购、娱等传统旅游的六大要素要求较高，想玩得“舒舒服服”。一些人则希望在旅游途中也要获得都市中的享受，气不喘、汗不出、泥不沾、雨不淋、日不晒就能观赏到世界顶级的美妙风光。这种物质享乐型的贵族化旅游，其实是一种低层次的旅游，与生态游风马牛不相及。

　　为了满足物质享乐型旅游的社会需求，并借此获得丰厚经济收益，不少地方政府、旅游开发商和旅游经营部门，都竭力加大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热衷于在风景区内大兴土木，筑路修桥、架设缆车和兴建桑拿、舞厅之类一应俱全的星级宾馆、饭店，不仅助长了奢靡之风，更导致了许多风景名胜区景点的 “商业化”、“城市化”和“人工化”。这 “三化”使自然度、自然美和自然资源均遭受到令人痛心的毁损。

　　今天，我国许多风景名胜区、自然保护区和森林公园，都面临着人工设施和人工景观过多过滥的问题，正是过度开发破坏了自然景区的真实性和完整性。

　　敢在“泰”岁头上动土
　　泰山在中华民族的心目中是一座圣山，自古以来是“文臣下轿”、“武臣下马”之地，就是“九五”之尊也得拾阶而上，几千年来受到严格保护，严禁樵采，“树当道者不优”，就连山脚下的泰安市城市规划中也有一条“城不上山，城不压山”的基本原则。正因为这些“清规戒律”，才使泰山的自然与人文景观历史上一直保存完好。然而近20年间，在“要把岱顶建成热闹非凡的天上城市”、“要把自然的泰山改造成经济的泰山”这种指导思想的误导下，已列入世界自然和文化遗产的泰山的大兴土木之风愈演愈烈。泰岭有三条索道，第一条中天门索道于1983年建成运营，著名的月观峰为此被炸掉三分之一峰面。1987 年，国务院批准的总体规划明确指出： “泰山索道是一项功不抵过的工程，为了挽回这项世界遗产的损失，建议等到索道承载使用期满后连同构筑物一起拆除。”谁知到了2000年，旧索道非但未拆，反而在一片反对声中进行了大规模的扩建，载客量由每小时300人增至 1650人。14位著名专家、教授和院士曾就此联合发出紧急呼吁，要求立即停止索道扩建工程，但未被采纳。从中我们不难感受到经济利益驱动力的强大与可怕。为了这次扩建，炸掉了1．5万立方米的主观面山体，并将沿途及岱顶的树木砍掉，在面积0．6平方公里的泰山顶上竟建成了一条店铺密集的商业街。北京大学世界遗产研究中心主任谢凝高教授称之为“一场浩劫，一场噩梦”。著名建筑保护专家、中国文物学会会长罗哲文教授认为这是“对民族的历史表现出了极度的冷漠与无知”。

　　既然有人敢在号称“五岳之长”的 “泰”岁头上动上，自然有人也不怕在被誉为“震旦国中第一奇山”的黄山上做手脚。这又一个世界自然与文化“双遗产”地同样被建了三条索道，核心景区内楼堂馆所数量众多，休闲中心、珠宝店、商场应有尽有。西海和北海景区是黄山精华所在。在西海景区海拔2100米处，有宾馆和招待所21处，床位近万张。为了满足供水需求，就地拦截山泉溪流修筑水库，水被输往宾馆的每一个房间，还通往耗水巨大的桑拿浴室和洗脚屋。宾馆饭店，每个人占有的空间大，用水多，消耗电能多，产生的污染和废弃物也就多。今黄山核心区的供水工程包括三座水库及四十公里管道，水的过度开发不仅污染严重，而且影响了部分黄山松的生长，导致一些树的衰败与死亡。不仅如此，还有人在光明顶上筑起了“全球通，通全球”的巨幅商业广告，成为最夺目的一道黄山“风景”；而另一个景点玉屏楼则变成了水泥广场。黄山北海景区的万松林，今已成百松林，昔日繁茂的松树被四星级狮子林酒店、商店、职工公寓和宿舍所取代。溪涧纵横、林木葱茏、风景如画的桃花溪，已成为黄山风景区管委会及职工的生活区，从党政军、文教卫生、工商税务、邮政通讯、交通金融、学校医院到电视台、水电站、变电所、垃圾处理厂等等一应俱全，严然成为一座小城市。黄山常住人口达到6千多人。

　　张家界记吃不记打
　　较之黄山、泰山和庐山，张家界的旅游开发起步最晚，但大有后来居上之势。 20世纪 70年代之前，张家界是湖南省大庸县的一个从事木材生产的国有林场，一度“养在深山人未识”。70年代末被划为保护区，1982年在这里建立了中国第一个国家森林公园，后又被列入世界自然遗产保护名录。从此，张家界的旅游开发显现出一股强劲的“后发优势”，如雨后春笋般冒出许多宾馆、饭店和大小不一的商业棚点大兴土木，使优美宁静的环境以惊人的速度遭到蚕食和破坏。时值1998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官员来检查时，充斥在武陵源景区内的建筑面积已超过36万平方米；著名景点锣鼓塌容纳了一座“宾馆城”；被誉为“世界最美的峡谷”的金鞭溪，每天接纳 1500吨污水。著名环保作家唐锡阳在谈到他前后三次去张家界的感受时说， 1984年初识张家界，如一位“纯真恬静的野姑娘”，第二次去时发现“姑娘的脸上开始涂脂抹粉了”，1993年的张家界给唐锡阳的印象是“姑娘已经浓妆艳抹，快变成摩登女郎了”。其后这位姑娘继续变得越发花俏，直到遭到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官员的批评：“武陵源景区现在是一个旅游设施泛滥的世界遗产地区”、“在峡谷入口处和天子山这样的山顶上，城市化对自然界正产生难以估计的影响”

　　于是，张家界政府痛下决心“整改”，从2001年10月起，拆迁景区房屋约20万平方米，其中包括124家宾馆、酒店，同时将人为活动排出的污水全部进行净化处理，为此估计要付出10亿元的代价。可这10亿元买来的教训不知道有多少人愿意记取？就在张家界大拆人工景观的同时，又有人投资1．2亿元在景区建造起了号称“世界第一户外观光电梯”的“百龙天梯”。这座电梯从设计之初就引起专家的颇多非议，奇怪的是竟然也能一路过关斩将，顺利通过了 “专家论证”和层层“审批”，可见其中的漏洞之大。不用说，百龙天梯运行不久又遭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官员的再度质疑，于是在2002年“十一”的旅游黄金周，有关部门的负责人紧急“叫停”。专家们认为，在世界自然遗产核心景区修建天梯无疑是一大败笔，人们不能以破坏景观原始风貌的真实性和完整性为代价去满足少数人的需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中国办事处官员把对风景区的过度开发比喻成“就像一位风烛残年的老人，被逼着乔装打扮出去赚钱”。

　　事情至此结束了吗？不幸的是我们仍然无法画上圆满的句号。百龙天梯刚停三个半月，时值2003年1月15日，张家界市又举行了天门山索道工程的奠基典礼。该索道起于张家界市的城市花园广场，止于天门山顶北缘，全长7200米，计划投资1．8亿元，建成后将是世界上最长的空中索道。情况与前有所不同的是，天门山景区并不在世界自然遗产武陵源风景区的范围之内，是张家界市的一个属于省级的风景区。几年前曾经在此举办过飞机穿越天门洞的一次国际飞行表演，以至不为世人所知的天门山名声大噪。其实天门山早在1985年已建成自然保护区，面积1200公顷，主要保护对象是珍稀树种珙桐、红榧以及山顶独特的森林生态系统，也就是被天门山旅游部门称作“空中原始花园”的那一部分核心区。建索道固然方便了游客，增加了地方财政收入，但问题还是那个老问题：如何能够有效防止这种大规模的旅游开发以及随之而来的高强度的游人活动，破坏天门山顶原始景观的真实性和完整性。要知道，并非只有已经列入世界自然遗产名录的地方才需要加以严格保护，我国是世界上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国家之一，更多的生物多样性贮存在自然保护区与国家森林公园之中，它们虽未列入名录却同样是珍贵、脆弱、失而不可复得的自然遗产。在当前风起云涌的旅游开发大潮之中，如果没有切实可行的办法解决自然景观与生物多样性受损的问题，那还是少建或不建为妙，以免或早或晚也要“建了拆”。

　　哈纳斯是否重蹈覆辙
　　尽管建了拆的不止于张家界，黄山和九寨沟走的也是同一条路；然而拆了还要建的看起来也不止于张家界。新疆阿尔泰山哈纳斯自然保护区的一些违章建筑尚未拆完，布尔津县政府又决定在核心地区内投资上亿元修筑一条几十公里长的环湖观光旅游铁路。“哈纳斯”，蒙古族语意为“美丽而神秘”。这个有 “东方瑞士”之称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保存着我国惟一以泰加林群落为主体的完整的生态系统。当地以放牧为生的图瓦人自古以来与大自然和谐相处，对原始环境干扰甚微。由于他们的活动完全维持在大自然可迅速自行修复的范围之内，这里才得以成为世界罕见的一块人间净土。但是，阿尔泰山地处西北干旱、半干旱地区，生态脆弱，环境承载力有限。有人提出要让“阿尔泰山生态旅游称雄世界”的口号，不仅是荒谬的，而且也是很不现实的，阿尔泰山和哈纳斯只能在不损害环境的前提下开展适度的生态旅游。目前最紧要的问题是，一旦环湖铁路开始施工，哈纳斯湖畔原始森林和原始景观的破坏，将是无法挽回的。可以预见，即便这条铁路在一片反对声中得以强行建成，它也避免不了有一天要被拆除的命运。到那时，不仅数以亿计的投资化为乌有，而且哈纳斯这一块‘最后的净土”也不再原始纯净。只是我们不知道，届时当初竭力主张上马的决策者能否有勇气站出来，主动承担导致哈纳斯原始生态破坏的责任。

　　自然保护区，顾名思议是一个保护自然的区域，在这个区域内应当“无为而治”，人为干扰越少越好，因为就是 “生态建设”也会给它带来生态破坏，例如植树。有报道说，在哈纳斯要植树15 万株。其实；如果为了恢复退化的生态系统，使用自然力封育即可达到目的。而在保护区中植树造林，则是在自然生态系统中嵌入人工生态系统，破坏自然景观与生态系统的初始性，纯属画蛇添足的一大败笔！

　　许多自然保护区里有一定的实验区，这本是开展生态旅游的理想地，但建立保护区的宗旨毕竟不同于建立风景名胜区。规划不科学合理、经营管理不善的“生态旅游”，恰恰破坏保护区的生态。特别是一些地方官员由于缺乏生态学的基本知识，在自然保护区风景旅游资源的开发上，带有明显的掠夺性，从根本上违背了可持续发展的原则。

　　时至今日，我们应当警醒；自然景观和原始生态系统的价值在于它的“真实性”和“完整性”，而人类强加给大自然的人工建筑和人工景观的所谓“附加值”，其实并不能增加自然景观的任何价值，反而减少了自然景观的价值，以致“真实性”掺入了虚假的成分，“完整性”则被支离破碎所取代。破坏原始景观，建造人工景观和设施，正是生态旅游的大忌，违背了保护生物多样性、保护自然遗产的原则。

　　现代文明对传统文化的冲击
　　少数民族地区往往具有丰富的文化多样性和独特性，一旦开展旅游，外部世界的价值观、生产方式和物质产品借助旅游开发和游人的涌入，无疑会给土著文化带来前所未有的巨大冲击。同时，过多的旅游项目、旅游景点和旅游设施，又无疑会给生态环境带来巨大的压力，这两者的破坏很容易，而恢复即便不是无法办到，也将是困难和漫长的。

风来矣

（接上篇）

　　西双版纳自然保护区以保存完好的原始热带季雨林景观、珍稀动植物及少数民族的传统文化而享誉海内外。然而近几年，西双版纳对游客的吸引力却呈下降趋势。人们不禁要问：这个美丽的地方究竟出了什么毛病？

　　原因之一是人造景观过多过滥，热带雨林被四通八达的道路、无所不在的旅馆、重复开发简单克隆的景区景点 “喧宾夺主”。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始，包括一些地方政府部门在内的许多单位一窝蜂似的纷纷投资于景点开发，“围一片森林就成了原始森林公园”，“划几户竹楼就成傣族园”。盲目无序的开发导致一些景点雷同，既显不出版纳的特色风光人情，自身的生存也因游人少而面临困难。如投资7400多万元的“3A” 景点野象谷，投资3000多万元的傣族园，每年经营人不敷出。不少游客反映，看风景成了购物游，成了旅行社和珠宝商联手敲诈游客的契机，导游、司机拿到的回扣高达30％一50％，这种做法用当地行话叫“卖猪”。还有，参观傣族村寨，观看婚俗表演，在一些人的低俗导演下，也变成了对游客赤裸裸的敛财手段，令人作呕，哪里有西双版纳的清纯古朴和幽深神秘的影子？失去了特色自然就失去了游客。加之全州宾馆饭店、招待所和各种带有中国特色的“培训中心”多达149家，共2．8万张床位，而每天进入西双版纳的游客平均只有3000 人，入住率低，各种旅店不得不纷纷降价，恶性竞争，造成“星级宾馆马店价”。 2001年全州43家星级宾馆亏损近亿元。西双版纳旅游的由盛而衰使我们认识到，即使是一个具有世界知名度的国际品牌也并不意味着一劳永逸，如果不倍加小心地维护自然原貌和人文特色，那么仅对旅游业而言，也将是不可持续的。

　　在贵阳著名的花溪有个布依族山寨，为追赶旅游开发热，搞起了“民族特色游”，其实他们丧失的恰恰是自己的民族特色。有人在报道中这样写道： “末至村口，已有人在路上拉客。家家户户都有几桌人稀里哗啦打麻将，此起彼伏的流行卡拉OK在空中变着调地鼓噪。村民们既不着民族服装，也不说布依土话，只是忙于前炒烹炸。油烟和着猪牛粪的气息，在石板寨的院落巷道里缭绕。”

　　民族的传统习俗与文化是长期历史积淀的结晶，它们各不相同的风韵与魅力构成自身的价值所在，也是外来游客的兴趣所在。如果丢掉了自己民族性的优势和特色，去一味迎合外界大众文化的口味，搞起诸多如麻将、酒吧、舞厅、桑拿浴乃至中西式大餐之类，那也就迷失了自己，丧失了自身存在的价值。

　　另一方面，正如乡土物种常常抵御不住外来物种的入侵一样，少数民族的土著文化在外来的现代文化面前也显得十分脆弱。旅游开发商和城市游客常把他们崇尚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带到偏远地区，并改变着那里的人们的观念和传统。当土著居民发现旅游给他们带来可观的经济收益，使生活大为改观的同时，游客也发现，他们探访的对象，在不同程度上已经被自己人同化了，失望心绪溢于言表。由此可见，生态旅游，既要保护旅游地的生物多样性，也要保护本土的文化多样性，这是一项艰巨的任务，我们时时刻刻不可掉以轻心。

　　出国考察莫忘带回新理念、新举措
　　在发达国家，都将自然保护区和国家公园纳入社会公益事业，每年由政府投入大量资金。如美国在2000年有43亿美元用于国家公园，包括保护、科研、管理的开支。澳大利亚的维多利亚州，国家公园局每年预算为1．148亿澳元，主要来源是政府财政拨款和市政税收，而公园本身经营收入仅0．1亿元。新西兰也是如此，国家公园内的一切设施，包括道路、野营地、游景道和游客中心等均由政府投资建设。就是韩国，每年也有相当于人民币6亿元的资金用于国家公园管理。这些国家都将国家公园、自然保护区视为保护生态和生物多样性的科研基地和公众教育和生态旅游基地，因而拒绝商业运作，不以盈利为目的。

　　正是由于这种公益性质的正确定位，因此从规划建设到立法和管理，一切与基本目标相抵触的活动，均在禁止之列，以保护自然保护区和国家公园的自然属性，竭尽全力维持它们的自然状态。

　　许多国家的国家公园法规定实行分区制：“山上游，山下住”，即功能分开，把旅游服务设施安排在区外，使区内保持一个完整的真实的自然文化遗产。在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两国的国家公园内见不到宾馆饭店，有的只是供游人野营的古朴而简易的基地，高质量的游景道和各种向导性的指示牌。而且就是这些基本设施，也力图最大限度地减少对生态的干扰和影响，并与周围的自然环境和谐统一。

　　日本的富士山海拔3776米，高于我国的黄山、泰山和张家界多数游览胜地，但是不但不设缆车，就是上山公路也只修到两千多米，剩下的路不分高低贵贱人人平等自己去爬，连台阶都不修筑。这不仅为了最大限度地保护富士山的本来面貌，恐怕还有一种民族感情的因素，即对日本这座圣山的敬仰与尊重。同时，徒步登山更能体现生态旅游的真谛。

　　中美洲的哥斯达黎加是世界上生态旅游最先进的国家之一，他们将“无人工痕迹”作为国家公园扩大旅游市场的口号，这种理念使他们的旅游业在全世界享有很高声誉，并带来可观的经济效益。

　　美国政府规定，禁止在国家公园中建造豪华宾馆，只允许设立简易的过夜设施，但保证安全和卫生。美国国家公园的营地一般设置在公园的边缘或毗邻的森林中，游客的垃圾自行分类后投入加盖的铁箱内，食物残渣要求完全清理干净，防止野生动物翻拾，从而改变其生活习性。

　　韩国在户外旅游地也不搞豪华宾馆，多为通铺，每个铺位不到1米宽，或自带睡袋，或租用毛毯，卫生间是公用的。他们认为这样做可以有效地减少公园中的建筑用地，也减少污染，并与游人回归自然、净化心灵的目标相吻合。在韩国的国家公园没有垃圾桶，也看不见垃圾，因为谁的废弃物谁都会自己带回去。韩国布基岛经济交通不发达，当地人索性在“简”上做文章，筑起一栋栋茅屋渔舍，古雅的草屋内只有一床一桌一灯一网。这种简陋有效地勾引起了人们怀古探幽的情趣，反而引来游客如潮。

　　新西兰的《保护法》明确规定，必须提供与保护有关的资料为游客服务。为完成这个任务，新西兰保护局特别重视游客中心、信息中心及国家公园内标示牌、解说牌的建设，并大量出版相关的宣传资料，提供服务信息。每一处旅馆的大堂均有当地国家公园免费的宣传品。同时国家公园在组织旅游活动时，鼓励游人参与自然、体验自然、了解自然，并不搞什么贵族式的“豪华游”。

　　由于环境教育的普及，自觉保护生态和生物多样性的意识在许多国家已经深入人心。例如美国人喜爱垂钓活动，政府为了保护水生生物对钓鱼和钓螃蟹有一系列的规定，而对于这些近乎苛刻的规定，几乎没有人不遵守。美国人使用的鱼饵是塑料制的，所以愿意上钩的鱼很少，钓上来的鱼多数也不拿走，而是及时放生。在这里，垂钓只是一项休闲活动，并不为了吃鱼，想吃鱼可到超市采购。钓螃蟹的规定最具体，垂钓者首先必须识别公母，母的一律放回，公螃蟹则用尺子丈量，凡是不够标准的小螃蟹也要放回大海，丝毫不差。另外，美国学生在自然保护区和国家公园中从事教学实习活动时，也不采集生物标本，全心全意保护大自然的一草一木。这一切，难道不值得我们深思和学习吗？

　　几点思考与探索
　　大自钱不是快餐
　　现代人所处的科学技术时代，也是思想家们担心的人类进化长河中最危险的时代。因为当技术代替人的许多行为时，人的生活方式则发生了退化，并导致了体质的退化、生理机能的退化和意志的退化。

　　大饱眼福有如大饱口福一样，是需要时间仔细品味、细嚼慢咽，才能吸收消化的。欣赏自然，感悟自然，有一个潜移默化的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然而，如今许多风景区内四通八达的公路和方便快捷的交通工具已使户外旅行变成了一道道眨眼消逝的“快餐”。特别是在旅行社的安排下，游人有如被送上传送带，不可滞留也不可逆转，走马灯一样从一个景点奔赴另一个景点，人人行色匆匆，目不暇接，疲于奔命，哪里有时间和心情呼吸大地的气息，欣赏自然的美色，聆听荒野的天籁，辨识小草小花小鸟？更无法享受在林中、在湖畔、在草地上远离尘嚣的闲适与宁静。旅游者丧失了与自然亲近沟通和交流的过程与乐趣，反觉兴味索然，而旅游部门也由于方便的交通留不住游客，反而减少了收益，可谓“两败俱伤”！

　　因此，不论从游人还是从旅游部门而言，在自然保护区、森林公园和风景名胜区，都应当倡导徒步旅游或部分徒步旅游。旅游业是一个综合素质委求很高的行业，管理者不仅要精通营销策略，也要懂得旅游生态学，掌握旅游心理学。

　　自然文化遗产不能“再造”
　　当前，在旅游界流行着一些被学者们斥为“恶俗”的口号，什么“包装遗产”、什么“打造山水”以及“创”什么品牌之类。殊不知自然与文化遗产因其具有科研或文化价值的独一无二、不可替代、不可再现的性质所决定是不可能被人为“打造”、“包装”或“开创”出来的。人类远不具备大自然的神奇的创造力，在自然界的鬼斧神工面前，任何人工杰作均显得黯然失色。因此，对大自然越是“包装”就越不伦不类，越是 “打造”就越面自全非。自然的美色就是它们与生俱来的“本色”，即所谓“原汁原味”，其品牌价值靠的是保护而不是画蛇添足的“创造”。对于自然遗产来说人造景观的强行介入势必造成其性质的改变，从而削弱乃至丧失作为自然遗产的作用。对于文化遗产也是一样。文化遗产虽然是人造的，但却是历史遗留的，同样具有惟一性。阿富汗的巴米扬大佛被塔利班炸毁后，现在有人在四川乐山世界自然与文化遗产保护区内按1比1 的比例复制。这种造佛行为，让人们看到的不是文化和精神的传承，而是商业利益的驱动。有一种观点认为任何人为破坏都不必“过虑”，因为随着科技进步，早晚都可以人工“再造”。这是很荒谬的。自然与文化的遗产不可能“再造”，造的再好也是复制品，称不上“遗产”。

　　公益性不可本末倒置
　　自然保护区、自然与文化遗产、国家森林公园的社会公益事业性质，应作为一切工作和研讨的出发点，它们都具有自然科学、自然美学和历史文化的多重价值；从功能上看，又具有科学研究、公众教育、观光游览以及精神文化活动等功能。因此，它们属于保护性的遗产，而不是经济开发性遗产；是社会公众的无价之宝，而不是少数部门独霸的特权。它们世代传承，来自祖先；当代人只能享用，而不能占有。

　　然而，当公益性目标被漠视，经济性目标被夸大，自然保护区、自然文化遗产和国家森林公园便会被当作“摇钱树”，被强行介入人工异质的东西和过度开发，从而失去真实性和完整性，也削弱乃至丧失作为遗产地与保护地的科学文化价值和生态保护价值。其实，商业化、城市化和人工化，只迎合了那些缺乏自然科学知识和历史文化知识、缺乏山水审美素养、对大自然和人类精神财富全无兴趣、只是一味追求物质享受者的胃口。在一些人从中牟利的时刻，也是国家与人类的遗产遭受到不可弥补的损失的时刻。

　　截止2002年底，我国有28处世界自然与文化遗产，尚有几十处在申报的过程中；有1757处自然保护区，其中22 处为世界生物圈保护区，197处为国家级保护区；有21处湿地保护区列入国际重要湿地名录。

　　获得世界遗产、国际人与生物圈保护区以及其他“国际”“国家级”之类的名号，不仅是荣誉，更重要的是守信尽义务，从对人类负责和遵守国际公约的高度，履行保护遗产的承诺。在当前风靡全国的旅游开发的大潮中，如何有效保护、科学管理世界自然遗产、自然保护区和国家森林公园，是我们亟待解决的课题，也是我们面临的严峻考验。

风来矣

文革期间自杀的的名人
                        　　邓拓
                        　　１９１２年生，福建闽侯人。１９３０年入党。
                        　　曾任**北京市委宣传部部长、《人民日报》总编辑和社长等职。
                        　　１９６６年５月因“三家村”冤案受迫害，５月１６日，戚本禹发表文章公开点名批判邓拓，称邓拓“是一个叛徒”；５月１７日晚，邓写下《致北京市委的一封信》和《与妻诀别书》后，于５月１８日自缢身亡，成为在那段非常的岁月里，第一个以死抗争的殉道者。
                        　　
                           
                           田家英　
                        　　１９２２年生于成都。
                        　　１９４８年８月起担任毛泽东的秘书。
                        　　解放后任中央办公厅秘书室主任、中央政治局主席秘书、**中央办公厅副主任等职。
                        　　１９５９年庐山会议上受到冲击。１９６６年５月２２日下午，王力等到中南海住地，令他停职反省，交清全部文件，搬出中南海。第二天他即自缢而死。

                        　　李平心　
                        　　１９０７年生，江西南昌市人。历史学家。
                        　　１９４６年与马叙伦、许广平等筹组中国民主促进会；解放后任华东师大历史学教授并当选为上海历史学会副会长。除历史学外，对生产力性质问题的研究也甚有影响，文革前夕即遭围攻和迫害，１９６６年６月２０日自杀。


                        　　老舍　
                        　　生于１８９９年。北京人，满族。著名小说家、剧作家。
                        　　抗战期间曾主持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工作。解放后历任全国文联副主席、作协副主席、北京市文联主席等职。
                        　　代表作有长篇小说《骆驼祥子》、话剧《茶馆》等。１９６６年８月２４日因不堪迫害投北京太平湖自杀。

                        　　陈笑雨　
                        　　１９１７年生，江苏靖江县人。著名文艺评论家。
                        　　解放后历任《文艺报》副主编、《新观察》主编、《人民日报》编委兼文艺部主任。文革初期即遭批斗，因不甘屈辱，于１９６６年８月２４日投永定河自尽。


                        　　陈梦家　
                        　　１９１１年生，浙江上虞县人。考古学家，古文字学家。
                        　　１６岁开始写诗，师从徐志摩、闻一多，１９３１年出版《梦家诗集》，为新月派重要成员之一。
                        　　解放后先后在清华大学、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工作，曾任考古所学术委员、《考古通讯》副总编，在考古及古文字研究方面著述甚丰，颇多创见。１９６６年９月３日自缢身亡。

                        　　言慧珠
                        　　１９１９年生，北京人，蒙族。著名京、昆剧表演艺术家。言菊朋之女，梅兰芳之徒，俞振飞之妻。
                        　　解放后曾任上海市戏曲学校副校长，擅演《玉堂春》、《游园惊梦》等。
                        　　文革中遭批斗、殴打，肉体和精神均受到巨大伤害。１９６６年９月１１日晚，接连写下三封绝命书后自杀身亡。
                        　　叶以群
                        　　１９１１年生，安徽歙县人。著名文艺理论家。
                        　　１９３２年入党，同时加入“左联”并任组织部长。
                        　　解放后曾任上海电影制片厂副厂长、上海文联副主席、上海作协副主席等职。１９６６年跳楼自杀。

                        　　刘盼遂　
                        　　１８９６年生，河内淮滨县人。古典文学研究专家、语言学家。
                        　　１９２５年入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问教于王国维、黄侃、梁启超门下；１９４６年起在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任古典文学教授。１９６６年自杀身亡。


                        　　阎红彦　
                        　　１９０９年生，陕北安定县人。中国人民解放军著名将领，１９５５年被授予上将军衔，系西北红军和陕甘革命根据地的创建人之一。
                        　　解放后历任四川省委书记兼副省长、云南省委第一书记兼昆明部队第一政委。
                        　　因对“中央文革”所作所为强烈不满，于１９６７年１月８日凌晨吞服安眠药自杀，并留下遗言：“文化大革命这样搞，谁高兴？”“我是被江青、陈伯达逼死的。”


                        　　李立三　
                        　　１８９９年生，湖南醴陵县人。中国工人运动杰出领导人之一。曾领导过著名的安源工人运动、五?卅运动。
                        　　１９６７年６月２２日，李立三在短短两个月中遭受１４次无情批斗殴打之后，决心一死了之，当晚服安眠药自杀。死前留下了“致主席”的遗书。１９８０年**中央正式为其平反。

                        　　陈琏　
                        　　１９１９年生，浙江慈溪县人，系蒋介石高级幕僚有“文胆”之称的陈布雷之女。１９３９年入党，解放后曾任林业部教育司副司长、全国妇联执行委员。
                        　　文革开始后，造反派诬蔑她是叛徒、特务，并扬言要开除她的党籍。１９６７年１１月１９日，４８岁的陈琏从十—层楼上跳楼自杀。
                        　　１９７９年３月上海市委为其平反，胡耀邦曾为她题写了“家庭叛逆，女中英豪”的赞词。

                        　　赵慧深　
                        　　１９１１年生，四川宜宾人。著名表演艺术家，以在《雷雨》中成功饰演繁漪闻名。
                        　　文革中，因电影剧本《不怕鬼的故事》及家庭成分不好而被打成“三反分子”，屡遭批斗；又因曾在《马路天使》中饰演过妓女小芸而受到造反派的嘲弄和侮辱，于１９６７年１２月４日含恨自杀。

                        　　罗广斌　
                        　　１９２４年生，四川成都人，毕业于西南联大，解放前参加反抗国民党的地下斗争，是“重庆中美合作所集中营”的幸存者。
                        　　解放后曾任共青团重庆市统战部长。与杨益言合作的长篇小说《红岩》影响巨大。文革中受到迫害，于１９６７年跳楼自杀。


                        　　严凤英　
                        　　１９３１年生，安徽桐城人。著名表演艺术家，以主演黄梅戏《天仙配》闻名。
                        　　文革中被指为“文艺黑线人物”、“宣传封资修的美女蛇”，并被诬蔑为国民党潜伏特务，屡遭批斗。１９６８年４月７日夜自杀身亡。
                        　　死后曾被剖尸检查，因怀疑她腹中藏着特务密电和微型收发报机。
                        　　容国团　
                        　　１９３７年生，广东中山县人。著名乒乓球运动员。
                        　　自幼居香港，１９５７年回大陆，曾多次获世界冠军称号。“文革”中被诬为“修正主义苗子”。
                        　　１９６８年６月２０日目睹了贺龙、荣高棠批判大会后，在龙潭湖附近的一个鸭房中自缢身亡。
                        　　杨朔　
                        　　１９１３年生，山东蓬莱人。著名作家。
                        　　解放后曾任中国作协外国文学委员会主任、保卫世界和平大会党组常委。文革开始后，杨朔被中国作协的造反派列为重点批斗对象，１９６８年７月底杨朔要求上书毛主席和要求与单位领导谈话，均遭拒绝。绝望中于８月３日吞服安眠药自杀。


                        　　储安平　
                        　　１９０９年生，江苏宜兴人。清华大学毕业后曾留学英国三年，攻读政治学。
                        　　５０年代初先后加入九三学社和中国民盟，为九三学社中央委员，全国人大委员。１９５７年大鸣大放中出任《光明日报》总编辑，因所谓“党天下”言论被定为“右派”。文革中再次成为造反派折磨的对象，任意打骂，人身侮辱，无
                        所不为。１９６８年８月 储安平因“党天下”的言论遭到迫害，离家出走，从此失踪，至今还是一个迷！

                        　　傅雷　
                        　　１９０８年生，上海南汇县人。著名翻译家。
                        　　傅雷学贯中西，文学、美术、音乐、外语“四位一体”，著作等身。１９５８年４月被划为“右派”。１９６８年８月３０日，造反派上门抄家四天三夜；９月２日，傅雷夫妇被揪到大门口站在长凳上戴上高帽子批斗，惨遭人格凌辱。９月３日傅雷夫妇双双自缢身亡。

                        　　翦伯赞　
                        　　１８９８年生，湖南桃源人。维吾尔族。著名历史学家。有《中国史纲》等１８部著作行世。
                        　　１９３７年加入中国共产党，解放后曾任北京大学副校长、中国社科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北京大学学报》主编等职。文革中，因对前途绝望，于１９６８年１２月１８日偕妻戴淑宛双双自杀。

                        　　上官云珠　
                        　　１９２０年生，江苏苏州人。著名电影演员，曾在《乌鸦与麻雀》、《早春二月》等片中饰演角色。
                        　　解放后在上海电影制片厂工作。１９６８年跳楼自杀。
                        　　周瘦鹃　
                        　　１８９５年生，江苏吴县人。现代著名作家。曾主编《申报?自由谈》、《礼拜六》等，有长篇言情小说《新秋海棠》等，系“鸳鸯蝴蝶派”代表人物之一。１９６８年跳井自杀。

                        　　李广田　
                        　　１９０６年生，山东邹平人。著名作家。１９３５年毕业于北大外语系。１９４８年入党。
                        　　解放后历任清华大学中文系主任、副教务长、云南大学校长、昆明作协副主席。文革中因遭残酷迫害，于１９６８年跳池自杀。

                        　　吴晗　
                        　　１９０９年生，浙江义乌县人。历史学家。清华大学史学系毕业，２８岁时被云南大学聘为教授。
                        　　解放后，先后任清华大学历史系主任、文学院院长，后又任北京市副市长。１９５９年起先后写了《论海瑞》、《海瑞骂皇帝》和京剧《海瑞罢官》等，后遭批判。文革中受到残酷迫害，于１９６９年１０月１１日自杀身亡。

                        　　顾而已　
                        　　１９１５年生，江苏南通人。著名电影艺术家。执导过《小二黑结婚》、《天仙配》等影片。文革中，因３０年代与江青有过交往（了解蓝苹历史）而备受迫害。１９７０年６月１８日，在五七干校自缢身亡。

                        　　闻捷　
                        　　１９２３年生，江苏丹徒人。著名作家、诗人。解放后曾任新华社新疆分社副社长、中国作协兰州分会副主席。
                        　　文革一开始即遭批斗，１９６９年下半年获得“解放”后，又因人际交往问题遭诬陷，被张春桥说成是“阶级斗争新动向”。１９７１年１月１３日，张春桥、姚文元正式任上海市委第一、第二书记，闻捷于当晚写好遗书后开煤气自杀。十余年后，作家戴厚英据此写成长篇小说《诗人之死》。

                        　　王重民　
                        　　１９０３年生，河北高阳县人。版本目录家、敦煌学家。曾留学法国，１９４８年任北平图书馆代理馆长；１９５２年起专任北大图书馆学系主任。一生对图书馆学和敦煌学的研究影响巨大。１９７５年４月１５日自缢身亡。

                        　　文革期间被迫害致死的各界知名人士还有：
                        　　煤炭工业部部长张霖之（１９６７）
                        　　原国家计委第一副主任贾拓夫（１９６７）
                        　　作家田汉（１９６８）
                        　　国防部副部长许光达大将（１９６９）
                        　　国家体委主任贺龙元帅（１９６９）
                        　　国家主席刘少奇（１９６９）
                        　　国务院副总理陶铸（１９６９）
                        　　海军参谋长张学思（１９７０）
                        　　作家赵树理（１９７０）
                        　　文学评论家邵荃麟（１９７１）
                        　　文学评论家侯金镜（１９７１）
                        　　国防部长彭德怀元帅（１９７４）
                        　　中央调查部副部长邹大鹏（１９６７）
                        　　建筑工程部部长刘秀峰（１９７１）
                        　　民盟中央副主席章伯钧（１９６９）
                        　　教育部部长何伟（１９７３）
                        　　中国民主建国会副主委南汉宸（１９６７）
                        　　第八机械工业部部长陈正人（１９７２）
                        　　监察部部长钱瑛（１９７３）
                        　　农业部部长廖鲁言
                        　　公安部副部长徐子荣
                        　　**中央西北局书记处书记胡锡奎
                        　　**中央监察委员会副书记刘锡五
                        　　西藏军区副政委王其梅（１９６７）
                        　　北京市委第二书记刘仁
                        　　南开大学党委书记高仰云以及原工大的赵宗复（１９６６）
                        　　中宣部的姚溱（１９６６）
                        　　中科院地质所的谢家荣（１９６６）
                        　　中国作协的冯大海（１９６７）
                        　　天津统战部的孟秋江（１９６７）
                        　　南开大学的许政扬（１９６７）
                        　　音乐学家沈知白（１９６７）
                        　　古典文学专家李嘉言（１９６７）
                        　　南开大学的铙毓泰（１９６８）
                        　　佛学家喜铙嘉措（１９６８）

                        　　文学评论家胡先（马肃）（１９６８）
                        　　文学评论家陶然（１９６６）
                        　　小说家孔厥（１９６６）
                        　　小说家陈翔鹤（１９６９）
                        　　戏剧评论家伊兵（１９６８）
                        　　小说家彭柏山（１９６８）
                        　　中科院物理所的张宗燧（１９６９）
                        　　美学家吕荧（１９６９）
                        　　著名新闻记者、新闻学家范长江名著文学史家刘绶松等。

风来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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