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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术俱乐部可以去蒙古人的战场上了
谷主到了黄联关啊,给你推荐一个蒙古人的地方----盘陀寨
黎州在宋朝是一个“三面被边”之地,其“西南有五部落,正南有弥羌,东南有邛部川”。为了控扼诸蕃部落,宋朝在黎州西南边置安静寨(今石棉县西北)、以防吐蕃青羌部落;在黎州西边置盘陀寨,以防五部落;在黎州东南大渡河边置要冲城,以防越西方向(今西昌)的邛部川。在这三个寨中,最有资格充当满陀城的,便只有盘陀寨了。
主张满陀城即盘陀寨的意见,见吴天墀先生《西夏史稿》(再版)第134页附注十五。笔者之所以赞成此说,不仅因为满陀与盘陀读音相近,城和寨在少数民族地区往往通用;而且,更主要的是因为宋代盘陀寨的位置,正处于蒙古军多次进攻黎州的要道上,并与忽必烈中路军的进兵方向和日程完全相符。
盘陀寨又作盘佗砦,是宋朝政府为防范五部落而设在黎州西边的一个驻兵要地。五部落居黎州之西,去黎州百余里,限以飞越岭,有郝、赵、王、刘、杨五族,因以得名,即《唐史》所谓两面羌。1180年,五部落发动“庚子之变”,多次从飞越岭举兵进攻黎州,南宋官军为扼阻其攻势,曾派兵进驻盘陀寨。从黎州兵马都监高晃一次即“领兵五百七十二人,并上下团土丁等共胡千余人,在盘陀下寨”,可以想见盘陀寨的规模是何等可观。盘陀寨不仅在宋朝颇有名气,就是在元朝编纂的《圣朝混一方舆胜览》中,也还可见到它的重要地位。《圣朝混一方舆胜览》在记述黎州形胜时,就曾征引过樊柔撰写的《盘陀□(寨)记》。该记文说:“蜀为今日之重地,而沈黎又为蜀西门”,由此把盘陀寨与四川的战路地位联系在一起。
盘陀寨位于大渡河旁,飞越岭下,介于飞越岭与三交古城之间,位于今汉源县城西北七十公里附近。大渡河自北而南,再折东向,流经黎州之境,是宋朝与吐蕃的天然界河。当大渡河外的吐蕃部落从泸定突破江防,向黎州内地进犯时,唯有飞越岭横亘于州的西北境,是阻挡吐蕃进路的天然屏障。飞越岭危岩叠嶂,青峰连绵,其最高垭口2830米。三交古城和盘陀寨正好是封锁自飞越岭内犯的门户,又是从雅州至泸定的一个必经的重要隘口,所以战略地位十分重要。
在忽必烈征滇之前,蒙古军从甘南进攻大理,除了上文提到的通过“吐蕃界中”这一进兵路线外;还有一条重要道路,就是循大渡河而下,穿越黎州防区,南渡大渡河,直抵金沙江。1239年,当阔端自凉州(今甘肃武威)遣大将朵尔达进攻吐蕃之际,南宋四川安抚制置使陈隆之即向朝廷报告:蒙古军“欲由大渡河攻破大理国,斡腹入寇”。1247年冬,蒙古军“舍九和熟路”,即不走吐蕃界中的老路,迳“取青羌”,以窥黎、雅。青羌即大渡河黎州境内的五部落。由于当时五部落已臣服于宋朝,并协助宋朝防守西边,所以它们是防御蒙古军的主力。在青羌部落的阻击之下,蒙古军“失利予西莫光诸蕃”。1248年冬,蒙古军采取声东击西的战术,迷惑宋朝,以致使宋人相信它是通过“吐蕃境内,相近南诏”;而事实上,它却是取道四川西边,向大渡河进军。前锋将秃懑由大渡河外进抵雅州境内的岩州。岩州即古罗岩州,又作岚州,位于今天全县西,泸定县北,是六番部落的聚居地。由于岩州居于自大渡河西岸入攻黎、雅的冲要之地,或者东过马鞍山,经碉门(今天全县西)以取雅州;或者向南翻飞越岭,经盘陀寨以取黎州,都必须在岩州分兵;因此,岩州便成为蒙、宋两军争夺的焦点。南宋四川安抚制置使余玠即忙遣镇守嘉定(今四川乐山市)的“西帅”俞兴,发兵五千,“西渡”大渡河,进行狙击。在俞兴的指挥下,杨文率播州(今贵州遵义市)土兵“步骑”三千,经于碉门翻越雪山之外,在马鞍山与秃懑所部蒙古军相遇。据宋方资料表明,杨文“三战三捷,擒贼酋秃懑于大渡河”。鉴于蒙古军这次“失利于岩州,又安知不舍岩州之熟路而取它道”的历史教训,宋朝政府特别留意岩州的安全。“由是诸羌据险以自防”。
中路军既自忒剌出师,“居中行进,并以西距大渡河一日程的满陀城为宿营地,其进兵路线必然是沿着此前蒙古军由大渡河经岩州,进窥黎、雅的熟路出击,即从忒剌经阿坝草原,循大渡河西岸南下。黎州以外大渡河西岸诸部落地域,包括鱼通(今康定东部)、长河西(今泸定县大渡河西岸的咱里、嘉靖、摩西诸部)、宁远(今石棉县的松林、四湾,南至拖乌、大桥与九龙县诺部落),忽必烈的马队沿途随地就牧,招降诸牧部。大渡河西岸的部落最先被招抚,后来元朝便在这些部落的区域内建置了土蕃长河西宁远等处宣抚司。大渡河东岸的黎、雅之境、由五部落的土司头人协助镇守。当时协助防守岩州的将领是天全杨土司的部将高保四。高保四率先向远征军投降,忽必烈以其最先迎导蒙古军,特免六番助宋抗蒙之罪,故予保全,曰“羌全”,别写作“天全”,是为今四川天全县得名由来之一说(采自任乃强《雅安地区八县地名考释》,手稿)。高保四因有功于元,后被忽必烈授与雅州碉门安抚使,佩虎符,负责管理碉门、岩州一带的番族部落。
在高保四的导降下,忽必烈相继招抚了大渡河东岸的诸番部,并别遣偏师,策应东路军,从岩州经碉门攻下了雅州。随着岩州及黎、雅诸城的陷落,宋军在黎州大渡河口所布置的防线也就不战自溃了。只有在这种情况下,忽必烈才敢于破釜沉舟,在距大渡河一日程的营地留下辎重,迳直渡河南下。从九月乙巳至满陀城,十月丙午过大渡河的记载,可以推断出,忽必烈的进军路线必然是:自岩州南下,翻飞越岭而至盘陀寨。盘陀寨距大渡河的富林渡口(今汉源县富林镇)约七十公里,正好在一日程内。因此,忽必烈留辎重的满陀城,肯定就是盘陀寨,其济河渡口必然在富林。
由于忽必烈所领中路军的进兵路线,选定在西部草原与东部。宋朝缘边州县之间,其所经行的又是大渡河谷地区,沿途山路崎岖,悬崖绝壁,险象丛生,因此,其行军之艰苦是可想而知的。跟随忽必烈远征的汉将,留下了穿越此艰险行程的难忘记录:“下西蕃诸城,抵雪山,山径盘屈”,马不能行,军队不得不“舍骑徒步”。为此,汉将郑鼎经常是背着忽必烈前进的。汉将董文炳随忽必烈殿后,“及至吐蕃”,四十六骑中,“止两人能从”。“踯躅道路”,“日行不能三二十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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